国难教育实践

陶行知的国难教育实践是与其救亡运动的社会活动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行是知之始，参加救国运动，必定能启迪救亡思想的新知。

“一二·九”运动发生后，陶行知高度赞扬了“一二·九”运动，将“一二·九”运动比喻为五四运动的“复演”，从此整个社会成为一所伟大的学校，整个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一个伟大无比的课堂。

1935年12月12日，陶行知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胡愈之、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等800余人一起，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在宣言的号召下，同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陶行知被选为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这一系列活动中，陶行知发挥了实际的领导作用。

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号召下，上海各界相继成立各种救亡组织。1936年1月28日，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陶行知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陶行知在大会上发表救亡演讲，会后率领与会成员展开游行和抗日纪念活动，沿途上万人加入到行进队列中来，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活动。

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陶行知积极参加各项组织宣传工作。他先后参加了上海妇女会发起的万人反日大游行和抗日签名活动，并到各地讲学，宣传抗日救亡及国难教育思想。（图3-8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举行的群众大会）

图3-8

1936年夏，广东、广西的地方实力派号召反蒋抗日，蒋介石派兵围剿。陶行知支持和同情两广事变，前往广州。同年4月30日，他在中山大学发表《粉碎日本大陆政策》，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斥之为卖国贼。但随后，陶行知意识到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不能制造内战和内部分裂，应建立最大范围的联合战线。因此，他修正自己的主张，转而主张“联蒋抗日”，并提出中国“三大实力系统”（南京国民政府、西南地方实力派、红军）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共同抗日。他认为，联合战线就是缩短战线，是把自己内部的矛盾消除，使过去政治上有仇怨的人联合，甚至给过去的汉奸一个悔过的机会，以便大家共同对付日本“强盗”。

1936年7月，陶行知与胡愈之、章乃器、沈钧儒等一起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具体阐明其联合蒋介石抗日的主张，认为抗日救亡是关乎民族存亡的大问题，绝非任何党派、个人所能包办，必须联合一切人力、财力、物力、智力，实行全面总动员才能成功。各党派的联合抗日，不是要把某党、某派消灭掉，而是要让各党、各派在抗日救亡问题上取得一致，求同存异。联合阵线中，大家要互相宽容、公开和坦白，要最大限度地扩大抗日队伍。同时，批评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求他主动联合各党、各派。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就被印成单行本在国内广泛传播，对教育国人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图3-9 1936年9月，陶行知代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出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会议期间与巴黎学生自治会代表合影左三为陶行知）

图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