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馆阁藏书述略

黄建国

【摘要】在宋代，朝廷就重视馆阁的建设，宋代的馆阁就是国家藏书的机构，兼有国家典籍的编校和收藏两种职能。重臣加以执掌，隆遇各种馆职人员，使得馆阁成为宋代重要的文化设施之一。文章主要阐述了馆阁机构的设置，馆职的设置，藏书的建立与管理。

【关键词】皇家图书馆;图书馆历史;中国图书馆事业

一、馆阁制度

宋代馆阁是国家藏书机构，兼有国家典籍的编校和收藏两种职能，宋人不但注重书籍的编撰、校勘与雕印，同时朝廷亦重视馆阁建设，委重臣加以执掌，并隆遇各种馆职人员，使得馆阁成为宋代重要文化设施之一。

(一)馆阁机构

馆阁，即三馆和秘阁。三馆是指昭文、史馆、集贤院三个单位。三馆在唐、五代就有设置。宋初在后梁旧馆地址上，即在汴京右长庆门东北，仍设三馆建制，当时仅有小屋数十间，亦称西馆。太宗即位时，到三馆巡视，看到馆址“湫隘卑痹，仅庇风雨。每受诏撰述，皆移他所”，常感慨，对左右说:若此之陋，“是岂足以蓄天下图书，待天下之贤俊耶”!当日下令，在左升龙门东北旧东各院另建三馆，并提出设计要求，“其栋宇之制，皆帝所亲授”。施工之时，还临现场视察，“命内侍督工徒，晨夜兼作”。[1]一年工夫，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二月便告完。太宗赐三馆一个统称:崇文院。

太宗端拱元年(988)五月，又下令在崇文院中堂，建国家藏书的特藏书库:秘阁。以后，秘阁建筑于太宗淳化三年(992)，于真宗景德四年(1007)又曾分别下令扩建，从此，崇文院内，馆加上秘阁合称为四馆。崇文院在宋代朝廷建筑中颇为突出。它“敞园苑，植花木，引沟水溉之”，[2]环境优美，而且房舍“轮奂壮丽，冠于内庭，近世鲜比”，[3]在内诸司官舍中“唯秘阁最宏壮、阁下穹隆高敞、相传谓之木天”。[4]

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开始，三馆与秘阁一度分开。原因是荣王宫失火，殃及崇文院。为此，翰林学士陈彭年建议将秘阁旧屋重修为“内院”，另在“外院”“别置三馆书库”，[5]以供校编书籍、雕造印版之用。天圣九年(1031)，“仁宗以逼近市嚣，非多士讨论之所”，又令恢太宗时旧制，“徙三馆于崇文院”。[6]

三馆、秘阁之外，宋代还有各种有关宫廷殿阁。太宗建太清楼，真宗为太宗建龙图阁，仁宗为真宗建天章阁，英宗为仁宗建宝文阁，哲宗为神宗建显谟阁，徽宗为哲宗建徽猷阁，高宗为孝宗建敷文阁，孝宗为高宗建焕章阁，光宗为孝宗建华文阁，宁宗为光宗建宝谟阁，理宗为宁宗建宝章阁，度宗为理宗建显文阁。此外，还有玉宸殿、四门殿、宣和殿等。这些殿阁均为宫廷藏书之所。其目的一是供皇帝经常使用，即所谓“退朝之遐，聚图书以自娱”;二是保存前朝皇帝的档案和遗物;三是为了表示纪念。

(二)馆职设置

汉魏以来，朝廷设秘书监管理图书典籍事务，其地位突出，待遇隆厚。由唐至宋，因三馆和秘阁均另有配置官员分司其事，秘书监在一般情况下，只是徒有其名而已。而馆阁职务却是个肥缺，不仅声名显要，而且是曜升高级官僚的重要途径。因此，从北宋到南宋，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如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大都曾厕身于馆阁。

馆阁人员有兼职和专职两种。兼职的称之为贴职，专职的称之为馆职，各级馆职通称为学士。馆阁最高负责人，昭文馆和集贤院为大学士，史馆为监修国史，均由宰相兼职。神宗元丰改制以前，馆职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为集贤院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直史馆、直集贤院、直秘阁，即修撰、直馆、阁、院一级;第二等，为集贤、秘阁校理一级;第三等，为馆阁校勘、史馆检讨一级。第一等为各馆阁具体负责人，直接管理馆阁事务;第二等负责图书编纂、勘阅;第三等负责正字、检阅等事宜。馆职人员的升迁，一般按等递进。馆职的工作主要是编校三馆、秘阁的藏书，担任官修书籍的编纂，参与朝廷大典及政事讨论。元丰改制以后，秘书省设秘书监、少监、丞、郎等职。具体分工是:秘书监与原馆阁学士相当，统管朝廷图书典籍事务;秘书省监及秘书丞，与原馆阁直学士相当，参与主持省务，掌领书籍国史历数之事;秘书郎与原馆阁校理相当，掌校图书分贮;校书郎或正字，掌校典籍，刊正说谬，从事具体的图书勘对。

宋代皇帝对馆职人员优礼有加。太宗在淳化元年(990)所下的诏书中，就曾特别关照:“自今游宴”除直馆负责人参加外，秘阁校理必须“预会”;皇帝呼由召名登第进士时，馆职人员须“侍立殿上，所以备顾问也”。[10]而且还规定:今后朝廷凡“有大典礼、政事讲究因革，三馆之士必令预议”。[11]淳化四年张自充任翰林学士时，为了表明馆职不同一般，太宗煞有介事地对近臣说:“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夫常恨不得为之。”[12]

在官阶升迁方面，馆职人员也有特殊照顾。宋代文官，无出身不带职的，三四年不犯错误才只能提升一级;若带职的，则可以破格越级提升，甚至有提升五级的。特别是中央高级官员，大多从馆阁中挑选任用。馆职人员在中央，可升到两制(翰林学士、知制诰)、两府(政事堂、枢密院)，攀登统治集团的最高层。“两府阙人，则必取于两制;两制阙人，则必取于馆阁。馆阁，辅相养材之地也”、“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八九也”。[13]欧阳修在仁宗庆历三年(1043)上疏“臣见比年外任发运、转运使、大藩知多以馆职授之”，[14]可见一为馆职，便得为一路一州的大员。从馆阁选拔官员的原因是“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15]仁宗皇帝就曾说过“设三馆以育才”、“馆职所以待英俊”。英宗也说过“馆职所以育俊才”。[16]可见馆阁本身就是宋代培养和储备高级人才的地方。由于馆阁职位优越，因而当时士大夫皆以馆职为荣，凡为官者，在交往应酬之中，还要加上担任过的馆职名，以显示其身份。当范镇被任命为直秘阁时，司马光特写诗祝贺:“延阁屹中天，积书云汉连。神宗重其选，国士比为仙。玉槛勾陈上，丹梯北斗边。帝容瞻日角，定翰照星厘。职秩曾无贵，光华在得贤。”可见馆阁之职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何等的尊贵!

担任馆职非同小可，“一经此职，遂为名流”，[17]但不是可以容易得到的。宋代前期，授予馆职要经过考试。就是进士及第、高中状元，也必须担任一段时间官职后，才能应试入馆。至于一般官员，须经大臣推荐后才准考试。应试科目，元丰以前“试诗赋各一”，[18]神宗即位后曾下诏“自今馆职试论一道，策一道”。[19]韩维和王安石未经考试而入馆阁，在当时是个例外。朝廷为授予馆职，曾召两人赴京考试。这两人清高的很，王安石辞以“家贫养老，且文官之职，士人多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20]韩维则“好古嗜学，安于退静”，[21]不肯前来。最后仁宗于至和二年(1055)任韩维为史馆检讨，于嘉祐四年(1059)任王安石为直学士院。

馆职的授予，真宗以前比较严格。程俱在《麟台故事》记载:真宗咸平(998-1003)“王曾为进士第一，通判济州，代还，当试学士院。时寇准作相，素闻其名，特试于政事堂，除著作佐郎，直史馆”。[22]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十二月，王钦若、陈彭年等抄校崇文院书籍，朝廷为补充馆阁人员，命吏部从京官和地方官有才学的人中选送，然后先初试挑选，送学士院试诗赋论，合格后才能担任馆阁低级官员。授予馆职后，还要接受考核，成绩优秀者才得以升迁。但真正担任要职的究属少数，多数另行派往地方任职。然而仁宗以后，却越来越宽松。大臣们往往为树私恩而滥事推荐，以至“馆阁之中，大半膏粱之子”。结果造成“材臣干吏，羞与比肩，亦有得之以为耻者”。[23]尤其是神宗元丰改制以后，虽然馆阁职名仍然保存，但已经用不着考试，只要皇帝“恩赐”就行了。直至徽宗之时，馆职已“滥及于钱谷文俗吏”，[24]“贵游乳臭之子，车载斗量”，[25]馆职名声也越来越轻了。南宋早期，虽然考试时有时无，但已不那么随便授予，而是从进士高科中选取，或由大臣举荐入馆。在《南宋馆阁录》和《南宋馆阁续录》中记载的九百多名馆职中，绝大部分是进士及第、进士、同进士出身，至于大臣举荐的馆职人员却是不多的。但到了宁宗以后，馆职又泛滥起来，馆阁制度逐渐徒有虚名，其显赫名望亦一去不复返了。

二、馆阁藏书的建立与管理

雕版印刷业的繁荣，馆阁的兴盛，为宋代图书的收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使得宋代官私藏书超越前代，达到我国中世纪的高峰。

(一)典籍的积聚

五代十国的动乱，造成图书散佚严重。宋朝开国初期，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藏书，仅有数柜，“计万三干余卷”。[26]因而宋太祖、太宗二朝，在削平诸国的征战中，很注意收集割据政权的图籍，用以充实政府的藏书。太祖乾德元年(963)平荆南，“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馆”。乾德三年平后蜀，派右拾遗孙逢吉赴成都收后蜀“图书付史馆”，[27]共1.3万卷。开宝九年(976)平南唐，令太子洗马吕龟祥至南唐京城金陵收图书“得二万余卷，送史馆”。[28]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平北汉，由左赞善大夫雷德源至太原，“入城点检书籍图画”。[29]与此同时，还鼓励民间广泛献书。乾德四年闰八月，太祖“诏购亡书”。[30]当时规定，凡有书来献者，先令史馆点检，如为馆阁所无，即以收纳:同时将献书人送翰林院考试，赐以相应的官职科名。如这一年《三礼》涉粥、《三传》彭干、学究朱载三人，曾共献书1228卷，“命分置书府，赐粥等科名”。[31]太宗也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十月，与兴建崇文院差不多同时，下诏“诸州搜访先贤笔迹图书以献”。[32]在崇文院建成后，又公布缺书目录，下诏征集图书。太宗制定的奖励献书政策颇为具体。凡献书者，“小则偿以金帛，大则授之以官”，[33]规定:“三馆所少书，有进纳者，卷给千钱，三百卷以上量材录用。”[34]于是，长沙人孟瑜所著《野史》30卷，被任命为光州因始县主簿;著作佐郎乐史因献上所著《贡举事》等6种152卷，加官晋爵，“太宗嘉其功，迁著作郎、直史馆”。[35]真宗太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献书者十九人，悉赐出身及补三班”。[36]奖励一落实，收书效果更佳。“数年之间献图书于阙下者，不可胜计，诸道又募得者数倍”。[37]其他皇帝，如仁宗、徽宗等，亦曾先后多次诏求四方遗书，并派官至各地访求、抄写，是收集图书的又一重要举措。至道元年(995)六月，太宗特地派裴育“使江南两浙诸州寻访图书，如愿纳入官，优给价值;如不愿进纳者，就所在差能书吏借本抄写，即时发还”，结果收获不错，“凡得古书六十余卷，名画四十五轴，古琴九，王羲之、怀素等墨迹共八本，藏于秘阁”。[38]真宗时曾组织人成批抄写图书。他于成平二年(999)闰三月，命令三馆将所藏四部书，各抄一部“置禁中太清楼以便观览”。[39]徽宗于宣和五年(1123)二月，令秘书省“搜访士民家藏书籍，悉上送官，参校有无，募工缮写”。[40]

经多年积聚，北宋朝廷藏书颇具规模。至崇文院建成时的太平兴国三年(978)，距离立国才十多年，就由原有藏书万余卷，增至八万卷(包括复本)。15年后，太宗到秘阁巡视，“观群书整齐，喜形于色”，对侍臣们说:“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朕即位以后，多次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41]总计在北宋国家藏书《宋史·艺文志》总序中曾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尝历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卷;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最其当时之目，为千七百有五，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42]但这个统计未将复本包括在内。有人曾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中有关资料，包括复本，估计北宋国家藏书当有16万卷。

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破汴京，不仅俘虏了徽、钦二帝，而且将三馆、秘阁藏书掳掠而去。《宋史·艺文志》载及:“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南宋定都临安，开始曾下诏访求天下图书，恢复三馆。规定:献书的人给赏或补官;家有藏书的，派人去抄录;出卖书籍的，全部收购。为广搜各种遗书，曾编成《四库阙书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两种，绍兴十四年(1144)还专门设立补写所，对朝廷缺少的图书进行补写。宋高宗嘉定十三年(1220)，由于“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往往多充秘府”。[43]以当时所编书目计算，南宋藏书已达近6万卷(不计复本)，而且还不包括“太常博士之藏、诸郡诸路刻版而未及献者”。[44]

(二)藏书的管理

三馆和秘阁所在崇文院的藏书布局，据《玉海》记载:“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集贤书库，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六库书籍皆“用雕木为架，以青绞帕幕之”，[45]设备相当考究。馆内编定图书，有“印记”作为志号，并一律用黄纸写成大字本册。沈括曾说，这是为了防止人们借书不还，因为黄纸大册本私人不敢收藏。

秘阁收藏的是从三馆中分出来的特种图书。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原三馆经过校定的真本;二类是皇宫内库所藏的王羲之父子、唐太宗、颜真卿、柳公权等名人的书画真迹;三类是天文、占卜等方术方面的朝廷禁书。秘阁建立之初，即太宗端拱元年(988)，有一类书万余卷，二类书140轴，三类书3012卷，均为原三馆藏书中调拨给秘阁的。据《南宋馆阁录》记载:“旧制，秘阁书用集黄纸栏界书字，用绞一样装背，碧绞面签，及用黄罗夹复字号牌子，入柜安顿。”[46]用集黄是为了防蛀，用黄罗夹复字号牌子，是为了确定书的类别及其在书柜中的位置，以使藏书井然有序。

至于宫廷殿阁藏书，亦为数不少。据《宋史·艺文志》记述:“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而玉宸殿、四门殿各有书万余卷。”据史料记载，真宗时龙图阁有太宗御制御书并文集5115卷、轴、册;太清楼有书25192卷，又太宗御制诗墨迹30075卷，又文章92卷;玉宸殿聚书8000多卷。总之，殿阁收集的藏品主要是:前朝皇帝的诗文、诏令等集子，正经、正史等常用书，古画书法真品等。

藏书管理比较严格:三馆藏书各设类似总管的孔目官主管，每馆经史子集四部又分设书库官、守当官分别管理，每一藏书房又由书直官负责书房内的检点、保护工作，另由两名“库子”负责接待、办理取书借阅手续。崇文院藏书原可借出使用，但在哲宗元祐后，规定只准集贤院藏书可以出借。借书有一定的手续，须有主管官员“批簿”为凭证;书籍出入书库有检查制度，出大门时，须经“监门”根据“单子”检查验证，方准放行。如徽宗政和四年(1114)蔡攸奏章中说:“令未已降指挥，书籍出入，并监门具单子搜捡出入等。”[47]对借阅中存在的问题，皇帝还亲自过问。咸平年间，真宗曾说:“近闻图之府，甚不整齐，假借之余，散失尤多。”[48]他听了朝臣朱昂等反映:四部书已被借出460卷，立即要求主管官员“严行约束，杜绝因循”，[49]并督促归还馆内。

馆阁的读者主要是:皇帝及近臣、馆臣、特许在馆读书的人、政府高级官僚等。这些人除日常查考资料和浏览外，主要是为了编纂著述和进修学业而来。如四大类书的编写，就是利用崇文院的藏书;司马光《资治通鉴》，经宋英宗特许，曾在崇文院设馆利用该院藏书，并借阅龙图阁、天章阁的书籍;欧阳修、沈括从事史学、科技研究，也曾充分应用馆阁所藏。由于馆阁藏书经多次校勘整理，错误较少，因此官方雕印图书，往往亦以馆阁本作为刻印的底本。宋代皇帝对保护图籍相当重视，把守卫图书机构的人员纳入皇宫禁卫之列。崇文院大门由掌管皇宫保卫的皇城司派兵士20人(后增为30人)站岗守卫。据《麟台故事·禄廪》所记，这些人还负责“洒扫”等环境清洁工作，其中有亲司官5人、节级2人为负责官员。吸取荣王宫失火教训，崇文院的防火器具比较齐全，平时对炉火的管理颇为严格，特设潜火司专门防火机构，有军士数十人，司内添置大小水桶数十只，栲栳钩百余柄，以及铁搭钩、麻索等救火器具，并制定《火禁法》从严管理。据《宋会要辑稿·职官》有关记载，规定:下班时，每日必须由亲事官四处检查监督“洒熄”，并记录每天用火情况。“如不应留(火烛)而辙存留者”[50]，判刑2年;因遗漏者、该灭火而未灭者，流三千里;虽应存留而提防不严致遗漏者，亦与打火掌管人同罪，当宿(值班)官吏、专副巡防人减二等“惩罚”。为了使图书能长久保存，除图书采用椒水(胡椒、花椒浸渍汁)渗透的防蛀纸外，还健全了一年一度的曝晒制度。每逢五月至七月阳光猛烈之时，把全部图书分批取出屋外曝晒，以防霉防蛀，晒完书籍之后，朝廷在馆内举行宴请，以示慰劳。

注释:

[1]宋会要.职官十八之五十[C].

[2]宋会要.职宫十八之五十[C].

[3]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十五)[C].

[4]梦溪笔谈(卷二十四，第四百三十四条)[C]校证本下册，764.

[5]宋会要.职官十八之五十二[C].

[6]宋会要.职官十八之五十二[C].

[7]洪迈.容斋随笔(卷一)[C].

[8]陈骙.南宋馆阁录(卷十)[C].

[9]宋会要.职官十八之一[C].

[10]麟台故事》(卷五十)[C].

[11]麟台故事(卷三)[C].

[12]长编(卷三十四，淳化四年五月丙午条)[C]点校本(四)，749.

[13]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十八)[C].

[14]长编(卷一百四十五，庆历三年十一月欧阳修上言)[C]点校本(十一〉，5301.

[15]容斋随笔(卷十六)[C].

[16]麟台故事(卷三)[C].

[17]容斋随笔(卷十六)[C].

[18]宋史(卷一百六十二)[C]职官志二·直秘阁[A].点校本(十二)，3822.

[19]宋会要.职官八之三[C].

[20]麟台故事(卷三)[C]选任[A].

[21]麟台故事(卷三)[C]选任[A].

[22]麟台故事(卷三[C]选任[A].

[23]欧阳文忠公全集·奏议集(卷五)[C].

[24]容斋随笔(卷一)[C].

[25]容斋随笔(卷十六)[C].

[26]宋会要.崇儒四之十五[C].

[27]宋会要.崇儒四之十五[C].

[28]宋会要.崇儒四之十五[C].

[29]宋会要.崇儒四之十五[C].

[30]宋会要.崇儒四之十五[C].

[31]长编(卷七，乾德四年闰八月条)[C].点校本(二)，178.

[32]宋会要.崇儒四之十五[C].

[33]麟台故事(卷一)[C].

[34]麟台故事(卷一)[C].

[35]宋会要.崇儒五之十九[C].

[36]宋会要.崇儒四之十八[C].

[37]麟台故事(卷一)[C].

[38]麟台故事(卷一)[C].

[39]宋会要.崇儒四之一[C].

[40]宋会要.崇儒四之二十[C].

[41]麟台故事(卷一)[C].

[42]宋史(卷二十二)[C]艺文志一·总序[A].点校本(十五)，5033.

[43]文献通考[C].

[44]文献通考[C].

[45]玉海[C].

[46]南宋馆阁录(卷三十)[C].

[47]宋会要(十八之五)[C].

[48]南宋馆阁录(卷三)[C].

[49]宋会要(十八之五)[C].

[50]宋会要.职官十八之五[C].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信息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