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双双把家还

1940年，宪益通过了毕业考试，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与此同时，他和乃迭的爱情也结出了硕果。在一次早餐会上，宪益向同学们宣布了他们订婚的消息。但是这个决定却引起了双方母亲的极大忧虑，她们都担心这一跨国婚姻恐怕不能维持长久。远在天津的杨母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伤心得哭泣起来。乃迭的母亲得知乃迭已下决心跟随杨宪益去中国，悲观地预言，他们的婚姻最多只能维持四年。

1940年春天，宪益收到曾经在剑桥默顿学院做过研究生的美国哈佛大学巴莱特教授的一封信，巴莱特表示如果他想继续研究古典文学，哈佛准备给他提供一份助教的工作;同时西南联大的吴宓、沈从文两位教授也给杨宪益来信，邀请他去西南联大任教，为该校开设一门古希腊、拉丁语言文学的课程。宪益觉得已经在国外住得够长的了，自己必须立即回到中国去工作。在征得戴乃迭的同意后，他婉言谢绝了哈佛方面的好意，给吴宓和沈从文复信，接受了西南联大教职。

这次回国，为了安全起见，杨宪益设计了从南安普顿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海轮，然后乘火车跨越北美大陆，再由温哥华乘船到上海的旅行路线。杨宪益和戴乃迭抵达上海已经是半夜时分，由天津专程赶到上海的杨府管家潘福代表杨母亲自到码头迎候杨公子的返国。考虑到天津已经被日军占领，杨宪益决定直接去内地，与已经先期移居重庆的母亲和妹妹会合。他们在上海稍事停顿了一天，又乘船到香港，然后乘飞机抵达重庆。

当时宪益的母亲和妹妹借住在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居住的小楼的一层。杨宪益和戴乃迭到达重庆后，西南联大已经开学，杨戴两人急于赶往昆明赴任，杨母哭哭啼啼地坚持不让他们离开，老太太觉得如果在重庆工作，相对更安全，生活上也更方便一些。罗家伦也劝说宪益和乃迭，留在中央大学任教，表示该校在嘉陵江上游七八英里处的柏溪村创办了一所分校，英文系急需教师。

杨宪益与戴乃迭

杨宪益和戴乃迭接受了中央大学的聘任，到柏溪村分校去工作。杨宪益特地给吴宓和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说明为遵母命只得留在重庆的原因，并深感歉疚。因两人均没有从教经验，杨宪益被中央大学聘为副教授，戴乃迭只被聘为讲师。

在柏溪村分校的一年任课经历，令宪益夫妇感到很不愉快。中央大学由于和国民党政府关系过于密切，在教育界的声誉不佳。英文系主任张教授是罗家伦的内弟，是个国民党党员，虽然他也曾经留过美，但是这个人大部分时间都暗中监视学生，是个死硬的反共分子。

刚刚从英国回国的宪益哪里知道政治的险恶，尽管他和乃迭授课非常认真敬业，与学生相处也很融洽，但是他们言谈话语中的自由进步倾向，令系主任等国民党人士感到很不舒服，便处处排挤和刁难杨戴两人。杨宪益常常为没有去西南联大任教，后悔不迭。

经同系一位教授的推荐，宪益和乃迭决定接受贵阳师范学院的聘请，到那里去任教。在离开重庆之前，他们把婚事办了。1941年2月16日，杨宪益、戴乃迭与杨的大妹杨敏如、罗沛霖同时举行婚礼。杨母亲自为戴乃迭设计了一套丝织短袖旗袍。他们从亲友中选定了两位最有影响的人物担任主婚人，一位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另一位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参加婚礼的来宾有一百多位。

在赴贵阳任教之前，夫妇两人到成都看望了在华西大学任教的戴乃迭的母亲。在由成都返回重庆的邮车上，杨宪益夫妇又结识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和语言学家罗常培教授。在泥泞不堪的乡间公路上汽车抛了锚，宪益夫妇和梅贻琦、罗常培不得不到路边的农家棚屋里休息。恰好梅先生带着两瓶茅台酒。同样善饮的杨宪益与梅、罗两位先生，一边讲着幽默故事，一边把盏畅饮，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