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宁波社会经济发展

宋明理学在形成过程中，构筑了传统儒学哲理思辨的理论体系，完善了传统儒学思想体系，但与此同时，在其演变过程中，宋明理学又形成了空谈心性义理、漠视经世致用的空疏学风。王阳明极力反对这种空洞的学理说教，提出“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的思想，主张“致良知”与“声色货利”等人的物质欲望紧密相连，肯定功利与事功，提倡“居官临民，务在济世及物”^[1]，并在书院讲学中极力宣扬他的思想，改变了学风世风，推动了宁波社会经济发展。

王阳明认为声色货利是人的自然需求，所以要顺应这种需求，在声色货利上下功夫，致其良知，可见良知与百姓日常物质生活密不可分，体现了其不抛弃物质利益空谈致良知的经世致用思想特征。为此，王阳明重视百姓物质利益，提出安民利国，厚生利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主张。例如，在大旱之年为百姓的田地进行灌溉，满足百姓的生产生活需求，“酌量利害之多寡”，“河渠曾蒙开浚者，百姓皆得资灌溉之利，相与啧啧追颂功德”。^[2]再如，王阳明要求地方政府规划县城时，首要任务是要征求百姓的意见，从利害角度出发，以方便百姓为目的，让百姓先占地建房，解决住房需求，并要求各官务求“计处周悉，经画审当，毋得苟且雷同，致贻后悔”^[3]。王阳明重视“实学”，强调务实，重视民生，提倡“居官临民，务在济世及物”。这说明王阳明把改造社会，救助百姓，利民利国，打造良知民本社会作为经世致用的目标，据《传习录》记载：“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4]

另外，王阳明认为政府工程项目要节省民财顺人情，这是王阳明经世致用思想的社会实践内容。政府项目开支很大，因此要“惜民财”，工程项目实施必须顺民情、不扰民力，政府官员专人负责、亲自调查、全程监督，保证工程进度和长期质量，对财务支出进行监督，节约费用。“视官事如家事，惜民财如己财……役不逾时而成坚久之绩，费不扰民而有节省之美。”^[5]王阳明主张建储粮仓以救荒，粮食救荒是涉及人民群众生死存亡的大事，当时中央政府主导的官仓最大弊端就是遇到大的灾荒，没有中央的命令，地方政府绝不敢打开官仓放粮，造成百姓守着官仓大规模饿死的现象。另外，当时的官仓粮食储备机制不健全，经常由于出多入少而一遇灾害无粮可赈。因此，王阳明探索新的粮食储存机制，既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通过兴建地方政府粮仓和增加中央政府官仓储备两种方式增加储备，实现粮食储备机制的有效性、持续性、长期性。为此，还以绍兴政府为例进行分析，探索了以商养粮的地方自主建仓储粮方式以及倍出半还的官仓粮食储备方式。

不仅如此，王阳明的许多诗歌也与农耕相关，比如：“方园不盈亩，蔬卉颇成列。分溪负瓮灌，补篱防豕蹢。”在这首诗歌中，描述了山区种植花卉果蔬的方法，王阳明的讲学内容被他一代又一代的弟子传承下去，这种种植方式非常符合宁波地区山石中间垦殖较小面积土壤的耕种实际，即背负瓮罐来灌溉、菜蔬和花卉要成行作业、插上篱笆防止野猪践踏等，无论是对贵州农业还是宁波农业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在农业文明时代，农业的发展是推动宁波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文化大繁荣的基础。

王阳明认为经世之学体现在日常生活大事小情的方方面面，经世之学包含在俗事中，正是在迎接俗事的过程中人们实践了“道”，通过俗事致得良知，通过俗事来实现经世致用的目标。因此，王阳明非常重视致良知与百姓利益的关联，认为涉及百姓的利益是格物致知的根本意义所在，如果离开了百姓利益与生死狱讼这样的大事凭空讲学，只能是空中楼阁。

王阳明以民本为核心，重视民生，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主张士农工商四民平等，认为四民宗旨均“有益于生人之道”。他认为：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骛于利，以相驱使，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吾观方翁“士商从事”之喻，隐然有当于古四民之义，若有激而云者。呜呼！斯义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闻欤？抑其天质之美而默有契也？吾于是而重有感焉。^[7]

王阳明提出四民平等的新概念，肯定了士农工商只是分工不同，都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不应有贵贱之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观念，激励了商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宁波古代书院的另一个杰出推动者黄宗羲也有类似的贡献，黄宗羲在宁波的讲学具有明确的宗旨和独特风格，他反对束书空谈，重视真才实学；提倡明经通史，主张经世致用。黄宗羲讲学并不局限于经学和史学，同时还讲授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据台湾学者吴光考证，黄宗羲关于历算学的著作总计有16种之多，属于历学的有10种。^[8]黄宗羲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并不仅仅体现在数学、天文学方面，他在地理学方面的成就也相当突出。他撰述的地理类著作有4种，即《今水经》1卷、《四明山志》9卷、《匡庐游录》2卷、《台雁笔记》1卷，既有关于地形、地貌变化的科学考察，又有历史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知识考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明山志》9卷，初稿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定稿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是有史以来关于四明山的第一部地理志。书中对四明山风俗人情、物产古迹、地理环境均有考辨纪实，对后人探究四明山的历史、增进地理知识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明代中后期，书院在宁波地区已是十分普遍，不少的宁波人接受过书院教育，受书院教育间接影响的平民更是不计其数。当地百姓在书院教育影响下，在思想观念和技能知识以及劳动技能上都有了显著提升，对改善宁波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有着重要作用，进而推动了宁波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