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褪色的记忆

周国辉

1977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其中恢复高考，无疑是影响面最广、涉及人群最多、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获得感最强的一次举国行动。

恢复高考，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十万年轻人的命运。我就是其中的一分子。因为那年冬天（历史上唯一一次冬考）的一场高考，我从此离开了家乡、走出了工厂，踏上了全新的人生道路。

40年过去了。有人说，时间是个魔方，它让记忆褪色。但是，在我的心里，1977年乃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改变命运的获得感不仅丝毫没有减退，反而似乎变得越发真切和清晰。

1977年6月底，我从宁波七中毕业，结束了4年难忘的初中和高中学习生活。我一直是学校的团干部，从初中起就住宿在学校负责夜间护校工作。因为毕业，也结束了快乐的集体生活，回家住宿。当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迷茫和惆怅。一方面结束了集体学习，师生、同学之间特有的亲密无间的交流随之消失；另一方面，今后的路在哪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我在家里排行老二，还有一妹一弟在读初中。由于姐姐几年前已下乡插队务农，根据政策我可以幸运地留城当个工人。但是，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求之不得的机遇，却并未给我带来太多的兴奋。高中期间我们有个业余学习小组，我对小组同学多次说过自己的志向，想离开宁波（当时的宁波市）这一巴掌大的地方，到国家更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同学笑我，那无疑是想入非非。当时，除了参军能够离开家乡，并无他途。在同老师的交流中，教导主任任忠宇老师悄悄告诉过我，如果已中止了十一年的高考能够恢复，你应当去参加高考。这给了我一丝丝的希望。

在家待着，真是百无聊赖。父亲说，有个建筑工地需要临时性的外包工，你去不去？我说，好呀！于是，夏天，我在甬江边的一个工地做起了搬运工。每天，顶着烈日，推着钢制的小翻斗车，搬运水泥和砖块，穿梭在建筑工地。早出晚归，一天要出几身汗。晚上回家，浑身酸疼，尝到了建筑工人的辛苦。吃过晚饭，早早上床休息了。这时唯一的心愿，是企望政府早点明确招工政策，有份正式的稳定工作，以尽快结束建筑外包工的生活。

入学留影

夏日的天气，炎热难熬。8月下旬有一天，任老师叫人带信，让我晩上去一下他的家。到了才知道，邓小平决定当年提前恢复高考，学校准备组织大家进行高考复习。这对于我，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回家告诉父母。他们很为我高兴，但也流露出几分难言的苦衷。是的，姐姐尚在农村，弟妹需要上学，还有年迈的祖母需要赡养，靠他们两人的工资，日子确实过得结结巴巴。如果我按政策当年能进厂工作，对家里的经济自然是个补给。我理解父母的心情，但也下定了决心。任老师也知道我的家境，专门登门来做工作。他说，孩子学习成绩很好，大家都说他是个小神童，要鼓励他去复习考试。否则会失去一个好机遇。父母遂同意我辞去外包工的工作，准备复习迎考。

77级中文系7组同学合影（最后排左一为作者）

没过几天，学校发了正式通知，凡是七中这些年高中毕业的学生，只要自己愿意都可以回校参加复习，那时根本没有收费复习之说。9月开始，我重新恢复了学校的生活。几个教室都挤得满满当当的，有熟悉的同学，更多的不熟悉，是历届的学兄学姐。大家是那么的渴望和憧憬，显得十分紧张，真的是夜以继日。

尽管我是应届毕业生，在校平时各科成绩也名列前茅，但这个时期的学习很不系统完整，连从小必须学会的拼音字母我也是到了大学才学的，我又一直热心校内外的社会工作，加上要面对这么多的考生，我内心没有把握，有些担心。

这次高考是分省进行的。由于参加高考的人太多，记得秋天还进行了一次地区范围的初试，事先要确定理科和文科方向。我的各科成绩比较均衡，除了外语稍差。我个人意愿是报考理科，我特别想当一名外科医生，因此复习的重点也在数理化。各种定律、原理，反复背记，还要做各种题目。虽然复习量大面广，但人并不感觉疲劳，因为有美好的憧憬驱使着。初试后，任老师把我叫到教研室，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高考参加者太多，录取率会很低。他认为，我的文科更有优势，录取可能性会大一些，因此，建议我报考文科。虽然不是太情愿，但理解任老师的一番用心，我尊重了他的意见。初考顺利过关，据说宁波地区有资格参加正式考试的不到一半，我够幸运的。接下去的复习，当然要主攻文科，重点放在历史和地理，这方面基本靠死记硬背。

初冬时节，全省进行正式考试。我记得，那天一早，我骑着一辆前一天借好的28寸自行车，去宁波十一中学考场。当天上午考的是语文。考得算顺利。作文的题目是“路”。我平时看的小说、新闻不少，也喜欢写点小文章，路与人生的命运变化契合度高，所以感觉有话可以说。下午和次日，又考了政治、数学和史地，顺序记不清楚了。总体考来，感觉尚好，我如释重负。

毕竟有人数如此众多的高考大军，录取的概率估计是比较小的。我不敢填报北京大学之类，就填报了杭州大学中文系等省内大学。为了保险起见，此前，我已接受浙东针织厂（现在的维科集团）的招工录取通知，高考结束后，按时去厂里报到，在染整车间当学徒，三班倒。其间不仅参加了征兵体检，还参加了厂里的文艺演出。我做好了考不上的准备，虽心有不甘，但这样做，对父母也是一个安慰。

1978年的元旦过后，我接到了来自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兴奋不已，全家人都为我高兴。后来听任老师说，我考得不错，本来北大中文系是要我的，但因为我没有加试英语（没有要求），最后录取了宁海一位成绩相当却加试了英语的考生。对此，我也不太在意。到杭大中文系后，听同学说，北大中文系是地主，杭大中文系是富农，更觉选择杭大没有错。30多年之后，我回宁波参加任忠宇老师追悼会。会后，应邀回了一趟母校。在校史室竟然看到了一段大事记：“11月，在参加‘文革’后的首次高考中，本校应届高中毕业生有7人被大学录取，取得较好成绩。这次高考累积了整整十二届高中毕业生，被录取者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应届生又仅占录取总数的15%，其中周国辉还以全市文科总分第一名优异成绩录取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校长还送给我一本《宁波七中志》，上面也写着同样的内容。至此，我才知道任老师当时的消息是准确的。此时此刻，心中泛起的涟漪，都是对逝去的恩师的怀念和感恩之情。

77级中文系宁波同乡在西湖留影

日前，我的八旬老母亲和姐姐、姐夫来杭州，吃饭时，不知怎么聊起了高考。妈妈特别讲到当时的一个情景：那年冬日的一天，听到有人在墙门外问，周国辉家哪个门？我当即出去，见到一个高大的中年人。我说，我是周国辉妈妈，你找他？他出去了。中年人急不可耐地说，我是周国胜老师，给你们报喜来了，周国辉被杭州大学中文系录取了。那天我回家时，母亲讲过此事，但把重点放到录取上了，以至省略了当时的情景。说起周国胜，他也是我的恩师，而且还是我少年时十分崇拜的偶像。我上初中时，他是中学团委书记。记得全校大会欢迎初中新生，我代表新生发言，因个子矮小，是周老师帮忙找了一个木垫子扶我上讲台的。我与他的名字只差一字，所以莫名之中似乎有某种天然的亲近感。同时，我是学生干部，新生第一批入团后，又当了年级团支部书记和团委委员，同周老师算是一个班子了，自然接触也多。在工作中我深切感受到，这是一个充满朝气、活力和正能量的年轻老师，就像我的亲大哥。我有什么事都愿意跟他说。毛主席逝世不久，周老师被市里抽调离开了学校，我当时感到特别的难舍和失落。此后，周老师就在市教育局工作，所以有机会很早获得高考相关信息。他也是最早到我家报喜的人，可惜我不在场。今天，母亲讲起此事，比四十年前还要生动具体，简直是活灵活现，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周老师当年的形象……一个人的成长，包含着多少人的关心和帮助！所以，感恩、感谢成为人们常见的态度，这是必须的。其实表露出来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更多的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不断翻滚的浪花。

阳春三月，我告别父母和家人，首次登上了去杭州的绿皮火车，开始了崭新的大学生活……

周国辉　浙江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