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年代的宋词研究

（宋　马远　山径春行）

我国学术界对宋词的研究，自1979年以来，无论从数量或者质量上讲，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研究文章的数量来讲，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79年30年间，全国各地报刊上所发表的研究（包括欣赏）文章450篇左右，而从1980年至今，仅五年多的时间，各地报刊所发表的此类文章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前三十年的总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现象。在质量方面，近年来的研究已经开始逐步摆脱了传统研究中已考证和评析为主的状况，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平面，而潜伏其间的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本文试就1980年以来宋词研究所表现出的几个比较突出的方面略加评述。

（一）关于宋词发展规律的探讨

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独占一席，几百年来一直受到世人的喜爱和关注。在以往的宋词研究中，虽然在具体作家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总的看，对宋词在发展变革中的主要环节和发展规律的探讨却很少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宋词研究，正是从这个方面开始起步，以此表明自己全新的姿态。其间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对于认识宋词的变革规律及其不同艺术风格的形成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

1．首先涉及的是“以诗为词”的问题

“以诗为词”，本是宋人对苏轼作词的一种批评，而且向来受到大多数批评家从词的传统观念出发的非议。但近年来，一些研究文章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以诗为词”实际上是词坛上的一次革新，苏轼这样做的功劳就在于“首先他拓宽了词的题材，把词从狭窄的圈子中解放出来。他使词成了与诗同样的抒情言志的工具”，而这种“内容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形式方面的变化”。^[4]不同意者则认为“以诗为词”与词的题材扩大没有必然联系，“诗词是同源异流的两种诗歌体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在反映现实、书写性情方面各有特点，已形成了不同规律。无视词的特殊性，否定词‘别是一家’，将以‘以诗为词’反过来作褒语用，势必会使人们对词的鉴赏标准和艺术规律的认识产生混乱”。^[5]对此，有的评论者又根据苏轼的创作实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苏轼‘以诗为词’并不是没有限度的，‘以诗为词’的结果，并非把词变成诗”；而且“‘以诗为词’并不是苏轼创作的唯一方法，苏轼在‘以诗为词’方面，同样也获得了突出的成就”。^[6]有的论者则进一步指出，苏轼本质上是强调“诗词一家”，这样做使其开创了“豪放派”即革新派，适应了宋词发展的客观趋势，改变了词附属于音乐的地位，打破了诗与词的严格壁垒，使词作为独立的文字形式得以发展，才造成了宋词的繁荣、多姿多态的局面。^[7]

总的讲，诸种说法所涉及的主要是词作为和乐歌唱的传统文字形式的基本要求与作为抒情言志文学表达思想情感之间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对宋词发展所造成的影响。笔者以为，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一文学体裁僵硬的模式，而必须从发展的角度看待它。任何文字形式的产生和形成并不是最终的完善和结束，相反，它是一种新的规范的开始。墨守成规的最后结果必然导致其消亡；而要不断地成长与发展，就必然会面临一系列的变革和更新，从而扬弃不合理因素并显示出生命的活力，“以诗为词”正是词作为一种文字形式在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必然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在某种意义上使词更加随意地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反映一定的生活内容。何况苏轼的“以诗为词”，以及继其后而起的南宋辛弃疾的“以议论为词”，从总体上讲，并没有完全改变词作为一种有别于诗的抒情诗歌的特质。

2．其次是宋词风格流派问题

笔者认为，我国古代文学评论常常运用一种带有妙悟式的语言来概括文学现象，简约却又显得含糊。由于其性质的模糊，让人难以准确地把握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致产生一些歧意。“豪放”、“婉约”的提法，作为对词的风格的概括术语，在今天看来，具体含意和范畴本身就缺乏明确的划分和限度，因而它必然引起许多争论，而且不论是持豪、婉两派说，还是持三派说、四派说或多派说，往往只对宋词作静态的陈说，缺乏动态分析，这样又导致了宋词研究的单一性。依苏轼本人讲，虽然“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他的作品是属于那一派”，“也没有去把他们的作品归为‘婉约’、‘豪放’两派”^[16]，但他对词的变革在当时已经有所反响，于后期宋词，不论是辛弃疾等人，还是周邦彦、姜夔等人都有一定的影响。东坡的这类词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任何实物在它处于变革更迭之时，表明一种新的发展方向总是居于少数。至于苏轼及其作品在宋词中的地位和价值以及由他所带头形成的一种崭新的词风，这些是否简单用“豪放派”来概括，那是另一回事。

（二）关于作家作品的评论

新中国成立30年来宋词研究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存在着重思想、轻艺术，重批判、轻分析的倾向，而且研究的对象又往往集中于某几个问题、某几个作家和少数作品。比如：在前30年研究中，所发表文章中有一半以上是有关辛弃疾、苏轼、李清照这几个作家的。对于全面探讨宋词规律不免有所欠缺。近年来宋词研究在这方面有所改观。

1．对婉约词的探讨

婉约词在宋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20世纪60年代初期曾有人提倡加强对婉约词的研究，^[17]但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原因除了对婉约词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抱有成见之外，对婉约词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法也没有深入地探讨。近年来始有研究者专门对婉约词进行了比较客观全面的研究。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已故沈祖棻先生的《宋词赏析》一书，是较早的一本对婉约词进行研究的著作。书中主要对柳永、晏几道、秦观、周邦彦、姜夔等词人的作品作了详细精当的评说，从而引起了宋词研究者的注目。这本书的写作目的主要是针对宋词，特别是婉约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存在着许多比较难懂处这一问题而撰写的，所以“侧重在每一篇词的艺术技巧方面，也侧重于婉约派的作品”。^[18]其后，在对婉约词的研究过程中，有人一反建国以来以豪放词为尊的状况，从词史上对婉约派词所处的地位来加以论定，指出“文人词自唐五代以来，直至近代，总的倾向是以婉约为宗的”。论者列举了几方面的证据，认为从作家作品的数量来看，豪放词从没有压倒和超越过婉约词，而且按照历来词选家选词的标准和各类词的选本来看，婉约词一直是重于豪放词的，历来的词评家、词论家也大多是推崇婉约词并以此为正统的。^[19]

在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中，也改变了过去几乎把全部力量集中在苏轼、辛弃疾等少数作家身上的状况，而开始把研究目标散向各种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如：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叶嘉莹女士，对国内一向不曾重视的南宋词人吴文英的作品进行了研究。她不同意南宋末年张炎对吴文英词的评价：“如七宝楼台，眩人耳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张炎《词源》。）指出之所以长期以来对梦窗词产生种种不一的认识，主要是对其作品的表现方法缺乏理解。而梦窗词在表现手法上近乎于现代文艺的表现手法，“完全摆脱了传统理想的羁束，因之在他的词作中就表现出了两点特色，其一是它的叙述往往使时间与空间为交错至杂糅；其二是他的修辞往往但凭一己之感性所得而不依循理性之惯见习知的方法”。^[20]在此之后，梦窗词得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不少人撰文对梦窗词进行思想和技术等多方面的分析。

除此之外，对柳永、秦观等一大批婉约词人的研究也大大地加强了。这些词人作品中较多描写了伤怀离别、男女欢合之情，有人认为婉约词的这一方面内容是“宋词发展中的不良倾向”，^[21]是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所形成的“词为艳科”这一传统，成为“宋词健康发展的致命伤”，这种“以花柳闺情为重的倾向是造成宋词题材狭窄的一个重要原因”。^[22]但与此不同的论者认为：“历史上每一种文字样式都曾有过它赖以独自存在和发展的特色，都曾有过其特殊的适应性和局限性”，“词的传统题材是男欢女爱、伤离惜别、吊古怀今，等等。其手法则含蓄、细腻、寄托、重比兴。章法曲折多变，跳跃性大”；“我们提倡风格多样化，那么对词不论豪放还是婉约，都应同样看待”。^[23]在苏辛等人的研究中，也有人专门分析了他们的婉约词，并且提出“苏轼对婉约词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现存苏轼对婉约词中大多数属于婉约词，而且也写得很好”。“不仅辛弃疾等人受他的影响。姜夔也受到他的影响”。^[24]

事实上，探讨婉约词的意义还不仅仅在此。婉约词有着大量的作家作品，虽然在表现内容方面比较狭窄，但在艺术上却有独到之处。不论是探讨宋词的发展规律，还是总结宋词的艺术特点，对婉约词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都是极其重要的。词首先是一种艺术，而作为艺术，它之所以有着恒久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其间所蕴涵的美的魅力以及由之而释放出的各种感应价值。婉约词在这一点上所表现得不但多于其他风格的作品，而且也显得千姿百态，光彩夺目。对婉约词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在获得美感的同时，继承和吸收一些比较有益的艺术技巧，从而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给予帮助。而且，婉约词作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特定产物，并不是完全没有反映当时的现实。相反，它曲折而多层次地折射了宋代文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征。就其认识价值来讲，透露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没落时期剥削阶级思想和道德观念的沉沦和转变，它隐约显示了宋代社会尤其是北宋的所谓百年升平时期潜伏着的堕落和危机，以及在夕阳西下之时封建文人的那种空虚的灵魂在寻找和谋求一种情感上的慰藉。

2．对民间词的研究

过去有这么一种看法，认为宋词虽然与唐诗元曲相并称，但在反映生活的广阔程度上，它不但大大地逊色于唐诗、元曲，甚至比同时代的宋诗和白话小说来，也相形见绌。这主要是宋词所表现的题材过于狭窄，“极少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反映农民生活也不真实”。^[25]持这种看法的同志主要是就文人词而言的。至于民间词，“本是健康、活泼的”，但是在过渡中发生了流变，形成了香艳之词，原因之一就是“民间词中已潜伏着以花柳、闺情为中心的现象”。^[26]近年来有的同志对宋代民间词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长期以来所谓宋词反映社会生活过于狭窄，这仅仅是就文人词而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具体分析现存的三百多首民间词。论者指出：“民间词的作者大多是下层失意知识分子。比之两宋大词人来讲，是社会的下层，更接近于民间。其次是下层妇女和极为复杂的下层人民：市民、艺人、工匠、流浪人、和尚、道士等等，其作品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面，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27]这些词在反映民族矛盾的同时还反映了阶级矛盾和下层人民生活。在宋代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民间词有自己的特点，它“表现了人民悲痛的呼号，是血泪的记录；还写了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给妇女带来的痛苦和不幸”。^[28]民间词带有浓厚的民间特色，不仅具有劳动人民独有的丰富想象，还一反正统诗歌中“温柔敦厚”的“风人之旨”的影响，大量使用讽刺、幽默和嘲笑的手法，在宋词创作中别具一格。^[29]

应该说，民间词作一直以来是宋词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对它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明确地看到宋词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但是，迄今为止，对民间词的研究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这或许与自古以来所形成的各种影响有关。过去，封建统治阶级由于民间词来自社会的下层人民，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现实性，而对之急欲销毁；封建文人也从“雅”的角度出发，认为民间词粗俗不谐音律，因而予以简单否定。这导致了民间词的大量散失和其在宋词研究中长期寂寞，鲜为人知。其实，民间词可提供给我们的，除了在文人词中难以看到的那一部分社会现实外，它在艺术上的一些特点，也是值得引起注意的。比如：民间词中惯用的讽刺、幽默和嘲笑的手法就很重要。在宋词中，苏、辛虽偶尔有之，但毕竟十分有限，而民间词在这方面补充了文人词之不足。

（三）关于研究方法及其他

近年来宋词研究的状况，除了上面所谈的几方面之外，还有一些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研究方法问题。近年来的宋词研究已经从过去那种以简单归纳—演绎为主对宋词进行排列解说的方法转向更深层次地探讨。过去有一些研究者在分析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时，惯于对作品的内容作一些罗列，或者再附以某些事迹的考证，更有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加以简单化，生硬地移植到宋词的研究中去，这就难免会产生一些比较教条的结论。这种现象目前已有所改变。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除了对作品的内容进行历史评价并对作家事迹加以周密考证外，还能运用新的方法，从新的角度加以探讨。如：叶嘉莹女士在研究吴文英作品时，结合对现代艺术表现方法的分析比较，指出吴词的艺术特点。在对苏轼作品研究时，分析了作家性格中所包含的两种不同特质以及由于这种个性和禀赋所影响形成的苏词的特殊风格。^[30]

二是在研究中，一些比较系统的专著相继问世。较为突出的是龙榆生的《词曲概论》以及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词曲概论》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对词曲的起源及发展演变的论述；下编则全力探讨词曲中的声韵格式及其对表达情感的影响，其间论述多有精当独到处。《唐宋词通论》是建国以来所出版的第一部比较全面、完整地对唐宋词的产生、发展以及主要作家、流派进行研究的著作，全书注重历史感和发展脉络，资料丰富，论述恰当，是近年来唐宋词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此外，还有一些有关问题在近年来的研究和讨论中受到了关注，如对岳飞《满江红》词的讨论，对苏轼《水调歌头》中秋怀人词的讨论等等，这里不一一赘述。

（原载《语文导报》1985年第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