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的进展

本书的写作开始于1981年。当时，安全概念已经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它在一些方面取得了进展，因而对安全概念的分析要比我当时描述的情况更好一些。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时间仅是一个较小的因素，还存在许多深层次的原因。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或许就在于，相互依存对旧思维方式造成了无情冲击。面对这种冲击，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都概莫能外。

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相互依存提升了经济、环境以及社会事务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这就对更为狭隘的、更具民族主义特征的权力政治议程提出了挑战。在相互依存的批判面前，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还是战略研究都是应对乏术：现实主义不再能够体现国际议程上的许多紧要事务，而经过30年的发展和实施，战略研究的核心要旨——威慑——既没有带来学理上的洞见，更没有带来真正的安全。[30]作为对这种状况的回应，新现实主义——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后者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权力政治的结构理论将安全动机置于一个无政府体系中国家行为的核心，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中，安全是最高诉求……体系鼓励它们(国家)追寻的目标是安全。”[31]在获得迈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数百万美元的资助后，通过新创办的《国际安全》杂志，战略研究者们试图扩展讨论的范围。一时间，要求以安全逻辑解释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呼声不绝于耳，他们试图将这些问题纳入战略研究的议程上。[32]一些学者指出，“国际安全”应该成为战略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33]，甚至还有一些学者干脆将战略研究等同于“国际安全研究”。[34]

对于和平研究者而言，相互依存的挑战意味着，和平研究方法——无论是孤立主义者还是全球主义者——都无法带来令人信服的政策。孤立主义者鼓吹单方面裁军，认为“小即是美”(small-isbeautiful)，具有反国家主义倾向；全球主义者则热衷于世界裁军以及建立世界政府。和平研究者也面临着与战略研究者相似的问题，即它无法弥补其理论体系的漏洞，并且其研究成果难以为现实政策所采纳。理想主义在许多方面是与相互依存理念相契合的，但理想主义者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紧密并且常具竞争性的互动也被纳入相互依存的整体结构之中。理想主义理念同无政府逻辑结合的结果就是“共同安全”理念的兴起。“共同安全”由帕尔梅委员会(Palme Commission)于1982年首先提出，随后便引起了范围广泛的争论。[35]与传统战略优先关注国家安全的理念不同，共同安全突出了安全关系的相互依存性。一些和平研究者接受了共同安全理念，他们加入到对国防政策的大辩论之中(而非仅仅以旁观者的姿态提出批评)，并提出了非挑衅性防御(non-provocative defense)的理念。共同安全为他们提供了思想依据。[36]

共同安全理念的提出，再加上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由于冷战的重新高涨以及经济衰退，战争的危险在加剧)，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合流”奠定了基础。在两个学派内部，都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将安全作为优先的分析工具。在政策层面上，战略研究者与和平研究者(peace researcher)都面临着扩展研究范围的任务，这部分是出于重新思考国防政策的需要——后者必须与政治领域经久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日益加强的相互依存相一致。[37]以奥利·维夫(Ole Waver)和罗伯·沃克(Rob Walker)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者接过了安全研究的学理重任，他们开始探究安全概念的历史、哲学、政治以及语言学意义。[38]在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越来越多的东欧国家倾向于通过安全概念理解急剧转变的东—东关系和东—西关系。[39]

当冷战以及战后的两极格局在80年代后期开始消解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日益凸显的后战后(post-post-war)国际体系中，作为成为理解高级政治的优先工具，安全概念一定会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