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为北魏杨衒之(杨或作阳、羊)所著。衒之为北平人，曾官奉朝请、抚军司马、期城郡守、秘书监等职(俱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生卒年俱不可考，大约生活在六世纪的上半世纪。

《洛阳伽蓝记》为对洛阳城内外四十个大的佛寺建筑的描述。作者在其序言中表明他著作的动机说:

至武定五年(547)，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从这里我们知道:他的这部著作的写作时间不早于547年，他著作的动机是激于洛阳的盛衰变化，从而寓托其重大的政治感情。这部著作，在记写各个佛寺的建筑时，也连带叙述与佛寺有关的历史事件及统治贵族的生活实况，佛寺邻近市里的社会俗情及一切古迹文物，以至民间怪异传说。作者以佛寺为纲，串连着其他一切大小事物的记述，在于显示国家盛衰的经由，表达其对洛阳旧日盛况的低徊怀念之情，因为洛阳佛寺的盛衰，也标志着洛阳和整个国家的盛衰。因此，这部著作的内容和它所显示的客观意义是很丰富的。

据本书序言所说，洛阳盛时，“凡有一千余寺”，及书中所记各寺建筑之宏丽，和统治贵族事佛者之众多，可看出佛教在北魏时期的惊人盛况。从西晋以来，佛教即在中原广泛传开。在残酷的种族斗争中，中原汉族人民痛苦地处在异族残暴统治下无力反抗，同时也受了统治阶级的影响，往往空幻地把美好希望寄托于来世，以求得暂时的精神安慰。而统治阶级除了同样为了追求冥福，还把佛教当作一种驯服人民的工具，所谓“助王道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北魏文成帝元濬《修复佛法诏》)。北魏从道武帝拓跋珪建国起，即崇信佛教，中虽经太武帝拓跋焘一度予以打击，但后代随即恢复并愈加发达，至孝明帝元诩之母胡太后深信佛教而至于极盛。当时一般统治贵族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的爱好，纷纷舍宅为寺或捐资兴建，因此乃形成洛阳佛寺的空前盛况。这种盛况，也正体现了当时国家物力的殷实。

对于佛寺的建筑，作者各依其具体的形状，作了极为精致的真实描写。如在《永宁寺》中关于宝塔的描写:

又如在《瑶光寺》中关于钓台的描写:

观东有灵芸钓台，累木为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风生户牖，云起梁栋，丹楹刻桷，图写列仙。刻石为鲸鱼，背负钓台，既如从地涌出，又似空中飞下。

在这些明晰具体的描写中，塔刹结构的宏伟，钓台鲸鱼形势的瑰丽生动，历历如在眼前。从这类佛寺建筑的描写中，使我们感到，北魏统治阶级在宗教迷信上穷奢极欲，不恤民力，达到如何惊人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叹服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艺术上所显示的伟大力量和卓越智慧。

作者之写这部著作，因激于国势盛衰之感，所以常因叙述与佛寺有关人物而连带具载当时政治变故。如在《永宁寺》中，对于尔朱荣的变乱始末记得极为详尽，因这次变乱是北魏盛衰的关键。而作者的态度和感情，从对尔朱兆的痛愤斥责中，也表现得极为显明。这类记载，因系作者亲身见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常被后代历史家采入历史著作中。其中记写统治贵族们的腐朽生活情态，淋漓尽致，具有深刻的暴露意义。如在《法云寺》中，连带记述住在“王子坊”里的河间王元琛，写出他居处的豪侈，歌伎的精妙，饮食器用的珍异，并引元琛对章武王元融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元琛乃至要和晋代生活最豪侈的石崇竞赛，令人可以想到他生活享受之如何纵侈无度。接着又连带写到元融:

融立性贪暴，志欲无限。……太后赐百官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

其贪鄙丑恶之状，实足令人嗤鼻。

书中因记述人事常常征引民谣，也保存下来当时不少的人民歌谣。这些民谣，表现了人民对统治阶级尖锐的讽刺和强烈的斗争性。如在《秦太上君寺》中，记述到居住寺邻近的贵族李延实作青州刺史，因而言及青州人民对贪吏采取强烈的报复手段，使得官吏深怀戒心，于是人民作出这样谣语:“狱中无系囚，舍内无青州，假令家道恶，腹中不怀愁。”从而可看到人民显示出的斗争威力。

在记述佛寺邻近市里时，也写出都市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如当时市里习俗，商人生活及著名产品等。尤以其中所记许多市里怪异之事，如《大统寺》中洛子渊托樊元宝寄家书，及《菩提寺》中沙门达多发塚得复活的死人崔涵，故事诡异，委曲动人，首尾自成片段。各个故事本身就是短篇的志怪小说。这些故事，也丰富了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