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传洛阳城，伽蓝首座白马寺

经学兴于洛阳，佛教传于洛阳，理学源于洛阳。中国文化史上的三大学术主流，无一不发端于洛阳，流传于四方，垂传于后世。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见于史籍最早的为三国魏鱼豢所撰的《魏略西戎传》。文中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但这时还没有宗教活动，到了东汉初年，佛教才开始逐渐流传。

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遣使西域拜求佛法。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西天取经的故事。三年后，汉使同印度高僧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返回洛阳，汉明帝亲自迎接；第二年，在洛阳西雍门外建起了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故将该寺院命名为白马寺。白马寺内宝塔高耸，殿阁峥嵘，长林古木，肃然幽静。寺内的主要建筑分布在由南向北的中轴线上，前后五座大殿错落有致，严谨有序。大雄殿内的23尊元代“夹苎干漆”造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造像全都是由丝、麻制成，每尊重量仅有3到5公斤，从元代至今700多年来未经修葺，仍然色彩如新，是国内罕见的稀世珍品，也是白马寺的镇寺之宝。最早来华的印度僧人禅居于白马寺，最早传入的梵文佛经收藏于白马寺。中原第一座比丘尼道场是白马寺内的齐云塔院，是中国最早的译经道场，中国的第一个汉人和尚在这里受戒，正是这些第一使得白马寺能够稳居中国伽蓝之首座，永远彪炳于中国佛教史册的卷首。

东汉时期，洛阳是帝国之都，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交通便利，商客云集，为佛教传播提供了优越条件。东汉永平七年（64年）明帝闻西方有异神，遣郎中蔡谙博士弟子秦景等赴天竺求法。永平十年，他们与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佛经、佛像回到洛阳，次年于雍门外建白马寺。一般认为以白马寺的创建为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之标志，摄摩腾、竺法兰在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东汉时期绝大部分佛经都在洛阳翻译，白马寺是中国最重要的佛经译馆。此后，西域僧人不断来到洛阳，参与佛经翻译。从明帝永平十年（67年）至献帝延康元年（220年）间，译经者12人，译出佛经292部、395卷。译经的同时，也开始讲经。如安世高，善汉语，在洛阳讲经，听者云集。东汉时期的佛教传入、佛经翻译、讲经活动及最早佛寺的创建都集中在洛阳，洛阳成为中国佛教的发祥地，白马寺成为中国早期传播佛教和佛事活动的中心。

白马寺

白马寺是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赖以发荣滋长的第一座菩提道场，历来被佛教界尊称为“释源、祖庭”。时至今日，每年元旦，中外朋友都要聚集于白马寺来聆听“马寺钟声”，用108下钟声消除心中一切烦恼。

自从白马寺落址于洛阳后，洛阳便成为中国的“释源”和北方佛教的重镇。《洛阳伽蓝记》简称《伽蓝记》，中国古代佛教史籍，是北魏迁都邺城10余年后，抚军司马杨衒之重游洛阳，追记劫前城郊佛寺之盛，根据历史变迁写作的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历史和人物故实类笔记，成书于547年（东魏武定五年）。杨衒之（学界尚有阳炫之、羊炫之等说法，尚待争议），关于他的具体生卒年，尚未有统一定论。多数看法认为，杨衒之为元魏北平（今河北满城）人，曾任奉朝请、期城郡守、抚军府司马、秘书监。于547年（东魏武定五年）经北魏旧都洛阳，时在丧乱之后，贵族王公耗费巨资所建佛寺，已大半被毁，因作《洛阳伽蓝记》，记述佛寺园林的盛衰兴废，兼及北魏都洛阳期间政治及民俗等多方面情况，对当时豪门贵族、僧侣地主的骄奢淫逸，寓有评讥之意。该书文笔秾丽秀逸，骈中有散。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有佛寺1000多座，北朝时期受到周武帝毁佛的影响，到隋唐时期，洛阳佛寺数目大减，但是由于朝廷的支持、外来高僧的交流，洛阳佛教文化并没有沉寂，而是更加发达，并且随着佛教不断本土化，佛教文化逐步走进百姓生活，成为当时城市生活的重要方面。

洛阳地区也诞生了佛学巨人。洛阳游子玄奘（河南偃师缑氏人），遍学华夏佛学后，西天取经，在印度论法无人可敌，被印度佛教界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可谓学贯中西第一人。他又是中国历史上翻译佛经最多的人，论研究、传播佛学，功名盖世，永载史册。洛阳一带，特别是龙门山间，埋葬着众多像玄奘一样终生献身佛学的高德大僧，他们的名字在佛教传播史上灿烂耀目。洛阳是一些佛教流派的诞生地和光大之地，禅宗诞生于少林寺（历史上长期属于洛阳管辖）。玄奘创立的法相宗，随着遣唐使和游方僧的足迹传到东瀛。洛阳与佛教有关的民间文化同样珍贵。玄奘故里、白马寺、唐僧寺、花果山（据查，《西游记》中的花果山大概指的是洛阳附近宜阳县的花果山，而非连云港附近的花果山）奠定了《西游记》故事的根基。龙门卢舍那、东郊古唐寺、宜阳灵山寺、汝阳观音寺、嵩县云岩寺等都流传着动人的传说故事。

北魏迁都洛阳后，洛阳佛寺陡然增加，最盛时达1367所。洛阳的佛教石窟造像，始于北魏迁都之时营造的龙门石窟，北魏晚期，相继有巩县、偃师水泉、嵩县铺沟、伊川、渑池鸿庆寺、宜阳虎头寺等石窟的开凿。宣武帝时，洛阳居住“百国沙门三千余人”，“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此乐土”。北魏迁都洛阳后，由于帝室、王公、贵族的狂热奉佛，寺塔的兴建，石窟的开凿，在洛阳掀起一个空前的高潮。下层人民多有信奉，出家者与日俱增。京都洛阳当时已成为我国佛教文化的中心，被外国僧人誉为“佛国”和佛都。由此可见洛阳北魏时佛教的盛况。然而这些巍峨壮丽的寺塔都早已随着历史上的战火大多化为灰烬，唯一留存比较完整下来的只有这一时代开凿的龙门石窟。它为我们今日研究北魏时期洛阳的历史、佛教艺术等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实物资料。

在唐高宗与武则天执政时期（650年至704年），洛阳佛教进入了极盛期。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李治首次来到洛阳，同年十月，就诏令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李治在位期间，曾经9次来往于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共寓居洛阳达11年3个月。显庆四年，李治还诏迎法门寺的护国真身释迦佛指舍利至洛阳大内供养，皇后武则天还特意为舍利制造了金棺银椁。684年，武则天执政后，立即改东都洛阳为“神都”，实际上在武则天执政期间，洛阳已经成为全国的政治与佛教中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