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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烺“无意进取”论

时间:2022-07-1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吴烺人生深受乃父吴敬梓的影响,父子思想息息相通,吴敬梓辞博学鸿词科试及吴烺得赐举人而未参加进士试具有内在的关联,都是建立在否定和超越现存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关系的基础之上,回避了文人晋阶的既成途径,从《儒林外史》中可见许多端倪。吴氏父子的人生历程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行进中艰难悲苦的写照,吴烺“无意进取”是士人阶层对自身传统角色的疏离,也预示着这个以举业闻名的家族向文化世家的转化。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吕贤平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全椒吴氏家族依靠举业兴家,至吴敬梓、吴烺父子,他们已不再用心举业,这个家族便因举业无成而走向式微。吴烺人生深受乃父吴敬梓的影响,父子思想息息相通,吴敬梓辞博学鸿词科试及吴烺得赐举人而未参加进士试具有内在的关联,都是建立在否定和超越现存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关系的基础之上,回避了文人晋阶的既成途径,从《儒林外史》中可见许多端倪。吴氏父子的人生历程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行进中艰难悲苦的写照,吴烺“无意进取”是士人阶层对自身传统角色的疏离,也预示着这个以举业闻名的家族向文化世家的转化。

关键词:吴烺;吴敬梓;无意进取;疏离

明清时期全椒吴敬梓家族恃科举而崛起,这个家族从明末由浙江迁入全椒的始祖吴凤开始,至清乾隆时吴烺一代,绵延二百余年,其间科甲蝉联,堪称举业世家。[1]迨吴敬梓辞鸿博试并与科举决绝,其子吴烺得赐举人而不赴进士试,这个家族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他们与祖辈举业兴家之路已渐行渐远。

清代选拔士子,除了正常科考,即常科之外,还有制科。制科是由皇帝亲自下诏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旨在选拔特殊异等之才,故又称特科。清代的博学鸿词科[2]及召试都属于制科范畴,有清一代共举博学鸿词三次,开科两次,即康熙己未词科及乾隆丙辰词科;召试,康、乾、嘉三朝皆有,康熙朝举行三次,乾隆、嘉庆朝分别举行了十三次和两次。

吴烺(1718——?),字荀叔,号杉亭,安徽全椒县人,清代著名学者,吴敬梓长子。读书人举业仕宦才是正途,要摆脱和绕过它而谋得安身立命之地实非易事,即便作为吴敬梓长子,吴烺还是参加了举业考试。

科举史上,举子因“乡试”之困而志不得伸者极多,清初蒲松龄十九岁时中秀才第一,后乡试屡试不中而终身坎壈;吴烺的父亲吴敬梓也因乡试变故而踏上另一种人生道路。吴烺的举业道路并不顺利,乡试之前,每当科考之年,“饥乌飞去复飞回”[3],吴烺要不断地参加科岁考,奔波于南京、滁州两地,其《归里杂感》诗下自注曰:“每应岁科试,(冯粹中)辄偕烺由浦子口至张家堡坐夜行船抵滁。”[4]为赴考而遍尝奔波操劳之苦。“人皆贱我虞翻骨”,“人皆笑我原宪贫”[5],周围世俗之人因吴烺功名无就,而嘲笑轻视他。

乾隆十六年二月,乾隆首次南巡,谕南巡途中“绅士以文字献颂者,载道接踵”[6],自此,伴随皇帝巡幸而展开的颂圣行为便很快得以制度化。此次南巡乾隆命大学士傅恒等会同江苏、安徽、浙江总督、学政详议三省士子的考选办法,“(乾隆十六年二月下丙申)江苏、安徽进献诗赋之士子,经该学政取定者,俱令赴江宁一体考试”[7]。议定由三省学政先行预选,入选的士子,江苏、安徽两省赴江宁,浙江赴杭州,候帝驾临再命题考选[8],吴烺遇到了他一生中十分难得的机会。乾隆十六年三月十一日浙江试毕:

此次考中之谢墉、陈鸿宝、王又曾,皆取其最精者,且人数亦不多,着加恩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与考取候补人员一体补用,并仍准其会试。[9]

同年三月三十日,在江宁考选:

此次考中之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着照浙省之例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与考取候补人员一体补用。其进士孙梦逵,着授为内阁中书,遇缺补用。[10]

三十二岁的吴烺越过了艰难的“乡试”险阻,由皇帝特赐举人,任为内阁中书,当年便往京城赴任。内阁中书参加进士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事实上吴烺的同年及同事也都先后参加了京都的会试,并相继中了进士[11],而吴烺却没有参加这近在咫尺的考试,姚鼐说吴烺“无意进取”[12],“无意进取”是吴烺诸多生活场景之一,但它所包蕴的内容却使我们能够触摸当时的社会风貌、历史图景、文化制度等,启发我们诸多思考。

(一)吴敬梓辞博学鸿词试:“退让”的母题

辞博学鸿词试是吴敬梓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在吴氏家族举业发展史上极具象征意义,吴敬梓在他的诗与小说中反复叙说,吴烺的人生道路无不笼罩在这一事件下。

与吴敬梓相关的乾隆丙辰年博学鸿词科考试,是清王朝的第二次。乾隆皇帝即位后,谕令京内大臣及各省督抚保举博学鸿词。经郑筠谷推荐,赵国麟“将论荐焉”[13],吴敬梓参加了廷试之前的各种预备考试,最终却放弃了京城的考试,接着连诸生籍也不要,也不应乡试,从此便与科举决绝。

吴敬梓具有张扬的个性,不驯的性格,凭着吴敬梓的脾性,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关键性的事情时,多率性而为,尤其为自己的性情左右。三十岁的生日,吴檠说他“去年卖田今卖宅,长老苦口讥喃喃;弟也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甝”[14]。再如移家南京尚不满两年,其《满江红》、《春兴》(八首诗之三)、《琐窗寒》(忆山居)[15]等诗词抒发的尽是对移家南京的懊恼之情。当余大先生感慨杜少卿当下的遭际时,杜少卿道:“……那从前的事,也追悔不来了”,这“追悔”何尝不包括对辞鸿博试等诸多行为的省思而发。

有关吴敬梓不赴廷试,历来争议不少。毋庸讳言,能够被荐举博学鸿词科试,对吴敬梓不乏相当的引力:家道中落,多年蹭蹬场屋,既有族人的鄙视,又有士绅的冷遇等,他迫切地希望改变这种现状;作为举业世家的长子贤孙,祖辈们荣光的科举道路要他来继承;而在举业中不断挣扎,吴敬梓深谙其中苦痛。另一方面,参加安庆与南京的预备考试已勾起作者许多痛苦的回忆:高祖吴沛一生举业坎壈,志不得伸;舅氏为了功名,“垂老守残编”,终以秀才终老一生而“抱恨归重泉”[16];父亲一生的挣扎换来的只是无果的悲剧。举业叫人做它的附庸,几年前的科考“匍匐乞收遭虠甝”[17]还如在目前,这与吴敬梓“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18]的秉性冲突得厉害。这些都逼着吴敬梓反思,《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议礼乐名流访友,备弓旌天子招贤”中杜少卿主动辞征辟,即呼应了吴敬梓当年辞却博学鸿词科事件,作者重笔勾勒这一事件:

小厮进来说:“邓老爷来了,坐在河房里,定要会少爷。”杜少卿叫两个小厮搀扶着,做个十分有病的模样,路也走不全,出来拜谢知县,拜在地下,就不得起来。知县慌忙扶了起来,坐下就道:“朝廷大典,李大人专要借光。不想先生病得狼狈至此。不知几时可以勉强就道?”杜少卿道:“治晚不幸大病,生死难保,这事断不能了!总求老父台代我恳辞。”袖子里取出一张呈子来递与知县。

这一段叙述,吴敬梓重构了当年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小说在叙写了文人热衷于趋附官场和朝廷后,接以泰伯礼出现,第三十四回以杜少卿辞征辟为滥觞,写文人对社会道德失范作出回应,纷纷退出官方世界,与朝廷保持着距离,杜少卿说:“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小说在杜少卿辞了征辟后,继之以庄绍光辞爵还家,伴随着杜少卿与庄绍光辞让行为的描写,非官方身份构成了泰伯礼的必要前提,小说将祭泰伯礼的主旨带入《儒林外史》的叙事策略中,并使其充满着象征的寓意,小说叙事也清晰指向第三十七回大祭泰伯祠。在叙写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故事时,吴敬梓以多重叙事的视角,不断审视这个母题,使杜少卿、庄征君的行为不断暗示着泰伯礼只能存在官方秩序之外的含义,这成为小说建构泰伯叙事的重要前奏。

庄绍光奉旨进京,出发之前已经打算好要“辞爵还家”,这便引发妻子对其京城之行的质疑,庄绍光回答说:“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显然,它暗含了对杜少卿辞征辟方式的批评,而庄征君京城之行后,不仅有皇上赏赐的元武湖,还赢得了极高声望,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紧随其后,小说以虞育德为叙述对象,尤其聚集他的言说,当学生建议先求康大人荐举,然后也模仿庄绍光的方式行动时,虞育德说:“你这话又说错了。我又求他荐我,荐我到皇上面前,我又辞了官不做。这便求他荐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这叫做甚么?”虞育德此番言论照彻之下,庄绍光的辞爵与杜少卿的托病都不算尽善与尽美。杜少卿拒绝举荐显示出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庄绍光辞让又面临为个人美名而行的拷问,吴敬梓用多视角的叙述,将否定修辞的意义隐含其中。

有关泰伯的故事,溯源最早可据的是孔子所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19]泰伯以各种借口“让”出王位,没有留下任何能够证明其德行的证据,孔子于是称泰伯为至德之人,这给后世留下疑问和多种阐释的可能,其主题在后世的叙述中便存在多重变奏,尤其明清时期庞杂的历史语境下,在复杂甚至矛盾的历史叙述中,有关泰伯让天下的故事甚至会被相互冲突的叙述扭曲成碎片,因而,试图以单一的意旨概括,实难结论。《儒林外史》没有对这个神话进行叙述,但是有关虞育德的故事,小说用整整一回的篇幅(第三十六回)叙述,因为虞育德被认为是当代的吴泰伯,吴敬梓的意图并不晦涩,他要将泰伯神话的意旨寄寓于这个当代泰伯虞育德的故事中,这个故事便也成为泰伯神话的新版本。它隐含着退出或退让的主题(母题),并成为《儒林外史》重要的叙事策略与修辞手段,由此构建出小说的主旨内容。如果因此将这方面的叙述归结为传统的仕隐命题,这种解读未免简单化,显然不能触及小说深刻及复杂的方面,它有更深广的内含。事实上,杜少卿“平居豪举”后无所作为,庄绍光去了朝廷,同样看不到新希望,他们都存在着各自的缺陷。但虞育德不同,他不会去求荐,却也不谢绝别人的举荐,他于举荐事上毫无兴趣,因此能够免受角色选择问题的困扰,将自己生活在一个与别人不同的世界中。如评家所言:“庄杜二人犹有‘征辟’二字存于胸中,虞博士并不以为意,所以为第一人。”[20]《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大祭泰伯祠是全书的中心事件,祭礼是对吴泰伯与虞育德的礼赞,主持祭礼的虞育德即被视为当代的吴泰伯。

(二)“千秋让德仰姬宗”:吴烺思想发展之精神笼罩

吴烺深受乃父吴敬梓的影响,从幼时父亲对其“精严不少懈疏”到“父子相师友”[21],吴烺诸多方面也继承了吴敬梓的思想。1733年吴烺随父移家南京,由于吴敬梓不治生产,家境由富骤贫。吴烺少年时期为了生计而不得不自谋生活,其《客中书怀》、《泊舟沧州醉后作》、《从江宁返全椒作四首》、《村中感述》等诗中多有表述[22],儿子弱冠之年就担起生活重负,流浪漂泊,作为父亲的吴敬梓充满愧疚和怜悯。思想上,吴敬梓也将儿子视为同道者,其诗《病中忆儿烺》、《除夕宁国旅店忆儿烺》都是这方面思想的表达,他希望儿子能安守贫贱,刻苦读书[23]

吴烺的时代,全椒吴氏家族已完全衰败下来,父亲思想的影响以及父亲命运的悲剧都会使他独具清醒的认识,比别人更能看穿现实的本相。吴烺少年时期所作《杂诗三首》[24],情境苍老悲凉,诗下自注中说:“余十五岁作此诗,岑华伯父见而喜曰:‘气味声调直入黄初。儿时涉笔,遂臻此境’”,缘于吴烺幼年所受的教育、生活的坎坷以及他敏感的心灵,促成少年吴烺的老气,与乃父吴敬梓十五岁所作《观海》诗[25]比较,吴敬梓登山临水,风发胸臆,而少年的吴烺已失去这份豪情,“少年怀抱谩与,曾记寒灯一点,细翻残谱。心是秋莲,抽尽愁思千缕”[26]。钱大昕说:“橐笔儤直之余,闲门却扫,轴帘下帷,与二三同志赋诗饮酒相羊其间,翛然有尘外之想。”[27]检视其诗文,十九岁诗作即已流露出“尘外之想”[28]。自乾隆十六年迎銮献诗赋被钦赐举人并赴京任内阁中书后,吴烺如缀网劳蛛,微官薄宦,长贫煎熬,妻子亡故的痛苦还没有消逝,父亲又溘然长逝,在奔波劳碌中始终挣不脱苦难的折磨。

父执辈程廷祚、吴蒙泉等都是吴烺爱戴和尊敬的长者。吴烺常随父亲叨陪末座,如花朝日集会,程廷祚、吴蒙泉便是“九老”中人,在吴烺的《杉亭集》中也多有记载。花朝集会的逸兴雅趣给少年时期的吴烺以不俗的陶冶,在他的思想成长历程上留下深刻印记。[29]程廷祚思想深受其父程京萼的影响,程京萼以“泰伯作君作师”为圣人[30],程廷祚称赞“持论宏当,识者韪之”[31],《儒林外史》中庄征君以他为原型而塑造;吴蒙泉是虞育德原型,吴蒙泉为无锡吴氏家族中人,吴氏父子都十分敬重吴蒙泉,《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与虞博士挥泪而别,杜少卿说:“老叔已去,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32]吴烺对吴蒙泉更是敬爱有加[33],吴蒙泉也十分器重吴烺,曾用心教导和培养过他。乾隆九年,吴蒙泉上元县教谕任满赴京候职,吴烺写下《送家广文先生俸满入都谒选》:“君之爱才久益坚,有如铁网罗深渊,独惭小子苦窳器,何幸大臣亲陶甄。人皆贱我虞翻骨,惟君顾之神发越;人皆笑我原宪贫,惟君姁之回阴春。……从今踯躅宫墙外,忍见墙头桃李枝”[34],吴烺以“失母儿”比喻这次分别,抒发精神上对吴蒙泉的依恋。乾隆二十八年吴烺在无锡拜望吴蒙泉,同乡同宗吴爱棠在无锡惠山寺内建造泰伯庙,吴烺前去瞻仰并写下《过惠山寺憩听松庵同蒙泉爱棠作》一诗[35],推崇泰伯“让德”的品质,称扬泰伯“千秋让德仰姬宗”。

吴烺“千秋让德仰姬宗”与乃父《儒林外史》中所津津乐道的大祭泰伯礼的精神一脉相承,吴敬梓辞鸿博试、杜少卿托病辞征辟、庄绍光辞爵还家、虞育德主祭泰伯祠,以吴敬梓、庄绍光、吴蒙泉为原型而塑造的故事便形成一个整体,围绕“退出”的主题叙事并形成一种合力,在吴烺的人生道路上发生着影响。

姚鼐在《吴荀叔杉亭集序》中说吴烺“无意进取”,是基于自身的体认以及对吴烺的知己之识,并在序中有所发抒:“余之庸暗无状,固不足比侪类;荀叔负隽才,而亦常颓然有离世之志。然则所云伟人用世,余与荀叔固皆非欤?”[36]姚鼐正话反说,意为只有他们这类读书人才具用世之才,才有用世之心,而官方世界和现实社会却容不得他们,话语中不乏激愤之情。明清两代知识分子处境恶劣,而清代尤甚,文治武功兼擅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他们的文韬武略、统治权术等不仅令晚明以来已走向穷途的专制主义死灰复燃,并将它推向极致。一方面,清代初、中期的专制主义统治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此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繁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所谓的“盛世”由此产生;另一方面,统治者将思想上的专制意识贯穿到文化事业的各方面,修明史和编纂《四库全书》等疏导策略确实弱化了不少知识分子的压抑感[37],而以“文字狱”等为有效手段的专制文化令不少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乾隆皇帝尤其强化君主对权力的绝对拥有,“自朕论之,人君一日二日万几,庶司百职之事皆其事,非躬亲总揽,则柄或下移,其弊将无所底止,岂能稍自遐逸?”[38]对于举业中求身份的读书人来说,强权专治的时代,他们在依附与独立之间行走愈是艰难,“一个把专制君主顶在头上,还需要各种封建势力来支撑场面的官僚社会,它如何能允许真正选贤任能的考试制度!”[39]王亚南的认识何其彻底。对照姚鼐的人生,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直到乾隆二十八年,六应会试才中进士。虽然举业终成正果,但六应会试的经历,姚鼐对这种专制及奴役必有切肤之感。认清依附,看到奴性对读书人来说不难,难在如何选择。在庞大的官僚专制体制面前,想要跻身统治阶层,则必须放弃思想上、人格上的独立,臣服于这种奴化的制度,姚鼐笔下即不乏对科举“意不自得”、“绝不就试”者,对官场“绝意仕宦”、“自行其志”者的推崇[40],这恰也显示出他的思想与品质。乾隆三十八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官至部郎,历资以进,当得御史。而道且大行,会有权要欲荐公,令出我门下,公以故毅然弃官以去。而四十余年依山泽以徜徉,盖宁使吾才韬晦不见,而不使吾身被污玷以毫芒”[41]。当社会现实中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威已经成为两条相向的道路时,道德通途的理想便沦为幻想,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42]姚鼐坚守士人操守与人格而不愿依附,遂辞官而去。吴敬梓的至交程廷祚参加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科试,大学士张廷玉利诱、拉拢,程廷祚拒绝依附而落选,并复《上宫保某公书》[43]正色回绝,程廷祚傲视权贵,鄙视“士之不以道自重也久矣”之世风,追求人格独立及操守坚贞的品格,结果落选。《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圣天子求贤问道,庄征君辞爵还家”即以程廷祚的这段经历为原型[44],太保公拉拢庄绍光不成,便伺机报复,在皇帝面前谗言进见而断了庄绍光的进身之路。程廷祚拒不前往,并在信中对于某公行为大胆讽刺;姚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对清廷,他们成为越来越具有离心倾向的疏离者。

《儒林外史》第一回王冕预言:“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然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功名富贵的无尽的追逐,而这种追逐本身也变成了新动力,刺激并改造了置身其中的读书人,叫他们成为科举考试的奴隶,被耗干了精神和想象力,沦于思想贫瘠和道德破产的境地。《儒林外史》中泰伯礼的出现是对社会道德失范的回应,“企脚高卧向栩床”[45]的吴敬梓则为其中佼佼者。

当我们把封建时代的历史人物放在他所附丽的特定的文化语境范畴中去理解的时候,这种理解对于揭示某一个体的思想及文化心态也许可以更富于历史感。天秉“思想家的气质”[46]的吴敬梓,在对待儿子的发展道路上,其内心是复杂的,尽管吴敬梓努力让自己远离权力中心,但个体永远无法真正地独立于政治文化或象征体系之外。小说《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娄太爷说:“你生的个小儿子,尤其不同,将来好好教训他成个正经人物。”“正经人物”与读书人以举业仕进为正途总有着脱不尽的关系,吴敬梓与举业决绝,但骨断筋连,他的人生与举业始终脱不开干系,无论如何,他已经不反对儿子投身举业仕宦的道路[47],而吴烺的人生脱不去乃父影子的笼罩。

虽然望族世家的血统曾激励着吴烺追求理想,在被召试及京都任职这个新世界中有过兴奋,吴烺与同试者“剧饮达深宵”,“坐待朝阳红”,直至“绮霞布深院”[48],对未来怀着希望而欢欣雀跃,“脱令试鞍马,或未如余娴。暮春承明试,名姓点朝班。俶装诣京国,赁庑近市阛”[49]。内阁中书职位虽低,却能经常接触位高权重人物,仕宦前途广阔透亮,加之圣旨“仍准其会试”的诱惑,多少人都鱼贯而入,数不清的士子也因之沾禄欣喜。但兴奋也如昙花般短暂,仅得官后第二年便生出“炊金折桂坐艰难,两载京华恋一官”[50]之怨叹,周围热衷“进士”的氛围未能使吴烺有所心动。

丙戌年(1766)吴烺作《感寓五首》[51],这组诗是吴烺人生的反思与总结,“人皆餍膏粱,主独甘藜藿;人皆善奔走,主独惜腰脚”,世运愈衰而吴烺不能与世化移,同世俗合流,难免堕入乃父吴敬梓相同的命运轮回中,“奇才不肯低颜色,何怪频年淹蹇”[52]的遭际是如他们父子般读书人无可逃避之宿命。面对“其如八口饥,驱我四方行”[53]的现实困境,吴烺只能“八口团圞偕吏隐”[54],“缅怀高隐心常折”[55],这其中有无数的隐痛和忧伤,“欲向桑根问三隐,感恩未敢脱朝衣”[56],在那个时代还不能明言。

金兆燕是吴烺的儿女亲家,其京都八应会试大都投吴烺寓所[57],1766年金兆燕终于在第八次会试中如愿及第进士,吴烺却说:“大药有方难换骨”,“何异春明下第人”[58],金兆燕对举业的痴迷,吴烺冷眼观看,在近乎麻木或颓废的情绪背后却蕴含着十分的清醒,从“嗟余七尺躯,竟为贫贱累”[59]的怨嗟到“冷官寄啸傲”[60]、“君子乃固穷,此意人知否”[61]的洞明,吴烺是从父亲和自己一生志不得伸、才不能展的悲苦中得来。

1768年吴烺乞假南还,作《乞假南还卖书买舟尚余残帙纳敝簏中一夕船漏尽没于水乃就沙岸曝之感而赋此》诗:

苦风凄雨度余生,吴烺面对的依然是彻骨的贫寒,读此诗时眼前跳出十分熟悉的情形:

(吴敬梓)移居金陵城东之大中桥,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千卷,日夕自娱。穷极则以书易米。[63]

三十年之间父子悲苦命运何其相似,“廖落诗千首,萧条土一丘”[64],“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在经历了许多血泪的代价后,他的思想与乃父吴敬梓已经十分接近了。吴敬梓《秋病四首》(其四):

屯贱谁怜虞仲翔,那堪多病卧匡床。黄金市骏年来贵,换骨都无海上方。[65]

吴烺《寓庐偶感》(其一):

老屋三间自扫除,可知蜗亦爱蜗庐。狂如阮籍休耽酒,穷胜虞卿莫著书。客邸昵交能几辈,光阴逝水惜三余。明年手版匆匆日,得否萧闲似索居。[66]

“穷胜虞卿莫著书”是吴氏父子发自肺腑的沉痛语。如果说《儒林外史》中吴敬梓极少在小说中探究诗意,而多用小说话语揭示文人道德和文化危机,吴烺则用他的诗抒写制度化的道德堕落与价值失落,而他们的意旨又是多么的切近。

“一生襟抱未曾开”的吴烺,他的生活正如他的诗《将之都门留别邗江诸同好四首(其二)》[67]所描绘的:一方面“身似鹪鹩阅岁华”,一方面“片时安稳是生涯”,苦闷之余“淹惯酒痕襟袖湿,簪来花朵帽檐斜”,于饮酒簪花之中聊度生涯。亦如乃父吴敬梓辞去博学鸿词试相似,吴烺已无心再去参加近在咫尺的京都的会试,断绝了“功名富贵”的念头。

乾隆三十五年,吴烺被召入京师,授山西宁武同知[68],前此一年,吴烺有晋园之行并写下《晋园春游作》一诗,这次山西之行也许与第二年的授职宁武同知有关,对于被召授职,吴烺没有太大的热情,“今日花前暂解颜,不惜香泥没芒屦”[69],在“萧闲似索居”的枯寂中,吴烺早已醒觉,不满一年,即以疾归,此后便默默无闻,不知所终,正如《儒林外史》直到结束也没有为我们带来圆满和安顿。

吴敬梓辞博学鸿词试、吴烺“无意进取”只是吴氏父子人生诸多场景之一,但它所包蕴的社会风貌、历史图景、文化制度等无不让我们触摸到当时社会的脉搏,感受士人行进中的艰难悲苦。吴敬梓、吴烺父子的人生道路已经昭示着以科举闻名的吴氏家族的新变,这个家族在发展、嬗变过程中,有一些东西始终被这个家族所看重,一代代承袭、凝聚而形成全椒吴氏的家学家风和吴氏父子的精神禀性,吴氏父子疏离了精英阶层的传统社会角色之后,他们从这里获得了自我成就感与认同感,而全椒吴氏家族也因之完成了从科举世家向文化世家的转化,这种转化远非本文内容所能涵盖,当另文专述。

【注释】

[1]全椒吴氏四世祖吴国鼎兄弟四人,五世祖吴晟、吴昺,七世祖吴檠皆进士及第,其中吴国对、吴昺分别高中探花、榜眼。

[2]原称“宏词”,因宏字音近乾隆庙讳,改称“鸿词”。鸿博为科举考试博学鸿词科的省称。

[3]吴敬梓、吴烺撰,李汉秋点校:《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吴烺《从江宁返全椒作四首》,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95页。

[4]《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258页。

[5]吴烺《送家广文先生俸满入都谒选》,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148页。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页。

[7]《清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册第65页。

[8]南巡期间,乾隆十分注意“培殖士类”,主要采取增加生员名额和考试敬献诗赋之士子。六次南巡,大约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5664名。即每次南巡增录的生员,相当于每三年一次录取的名额四分之一左右。考试敬献诗赋的士子,其试题均由乾隆亲出。

[9]《乾隆朝上谕档》,第522页。

[10]同上,第528页。

[11]据朱宝炯《明清进士题名录索引》:谢墉乾隆十七年(1752)年登第,成进士,钱大昕、王鸣盛、王昶、王又曾皆乾隆十九年(1754)登第,成进士;蒋雍植先为军机处行走,乾隆二十六年(1761)登第,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充平定准噶尔方略馆纂修。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3、2725、2726、2731页。蒋雍植的记载也可参见法式善《槐厅载笔》卷七,嘉庆四年(1799)刻本。

[12]姚鼐:《惜抱轩全集·吴荀叔杉亭集序》,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33页。

[13]吴敬梓《文木山房集》卷首唐时琳《文木山房集序》,乾隆刻本。

[14]金榘《泰然斋集》卷二附,清道光二十六年重刊本。金榘说:“君家惠连尤不羁,酒酣耳热每狂叫。尽教座上多号呶,那顾闺中有呵谯。”(金榘《泰然斋诗文集·寄怀吴半园外弟》卷四)金兆燕说:“嗟哉末俗颓,满眼魍魉魑。执手渺万里,对面森九嶷。”(金兆燕撰《棕亭诗钞》卷五《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

[15]李汉秋辑校:《吴敬梓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63、19、63页。

[16]吴敬梓《哭舅氏》,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44页。

[17]金榘《泰然斋诗文集》卷二附金两铭《和(吴檠)作》,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杜少卿“拜在地下,就不得起来”不难使人联想到吴敬梓二十九岁前往滁州参加科岁试“文章大好人大怪,匍匐乞收遭虠甝”之事件,“匍匐乞收”的屈辱对吴敬梓来说不啻一次大的心理创伤,作者以重构的方式提及这段历史,最直接的效用是以此舒解从前心上的创痛,也多少暗示了辞博学鸿词科试与前期叛逆思想的联系。

[18]《春兴八首(其五)》,见《吴敬梓诗文集》,第20页。

[19]程树德撰:《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07页。

[20]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页。

[21]吴敬梓《文木山房集》卷首吴湘皋撰《文木山房集序》,乾隆刻本。

[22]《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135、171——172、95、96页。

[23]吴敬梓《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诗中吴敬梓以自己半生的阅历开导吴烺:“始知转眼间,世事多翻覆。贫贱安足悲,篝灯向西塾。”吴敬梓悲叹命运无常,却能以豁达的心态去启发吴烺。

[24]《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121——122页。

[25]《吴敬梓诗文集》,第13页。

[26]吴烺《绮罗香·赠严东有》,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312页。

[27]钱大昕《杉亭诗集序》,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416页。

[28]如吴烺诗《摸鱼子·莼》、《同郑松桥登鸡鸣寺望后湖庚中》、《焦山二首》、《题家竹屿秋江归兴图二首》等。

[29]乾隆八年吴烺参加了本年的花朝会,写下《花朝宴集程丈丽山护兰斋中四首》。二十年后的乾隆二十八年吴烺游无锡,相会吴蒙泉,感慨之余又忆起昔日父辈们花朝节的盛景,写下了《家爱棠锡山官舍喜晤蒙泉先生八首》。分别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142、233页。

[30]蓝应袭、何梦篆、程廷祚撰修《上元县志》卷一一《金陵祀典议》,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清乾隆十六年刻本影印。

[31]程廷祚《青溪集》卷一二《先考祓斋府君行状》,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88页。

[32]金和《儒林外史跋》:“(吴敬梓)生平所至敬服者,惟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先生一人,故书中表为上上人物。”见李汉秋辑《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吴蒙泉南京上任后与吴敬梓结为莫逆,吴敬梓在《赠家广文蒙泉先生》诗中说:“吾宗宜硕大,分派衍梁溪”,吴培源也十分赏识吴敬梓的学识才华及人品修养,他们惺惺相惜,互相推许。乾隆六年(1741),吴蒙泉写下《辛酉正月上弦与敏轩联句》,七年,吴敬梓作《老伶行——赠八十七叟王宁仲》,吴蒙泉在其《题吴敏轩老伶行诗后》中称之为王之涣“黄河远上”之词;是年除夕,吴蒙泉邀吴敬梓守夜,并作《满江红·除夕(和敏轩韵)》

[33]《杉亭集》中以吴蒙泉为对象的唱和往来或抒发思念之情的作品不少,如《送家广文先生俸满入都谒选》、《寒夜对月和家广文蒙泉先生韵》、《过惠山寺憩听松庵同蒙泉爱棠作》、《家鲁斋明府由广陵调任梁溪用赋长句以当折柳》、《家爱棠锡山官舍喜晤蒙泉先生八首》等。

[34]《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148页。

[35]同上,第233页。

[36]姚鼐:《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37]康熙、雍正时期编《明史》、《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时期编《四库全书》,康熙、乾隆数次南巡,并屡有召试之举。

[38]《清实录》(第二十二册)卷一○六七《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8页。

[39]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9页。

[40]参见姚鼐《惜抱轩诗文集》中所记,如《鲍君墓志铭并序》中的鲍君、《歙胡孝廉墓志铭并序》的胡受谷,《中宪大夫云南临安知府丹徒王君墓志铭并序》中的王文治。见《惜抱轩诗文集》第196、210、345页。

[41]管同《公祭姚姬传先生文》,《因寄轩文初集》卷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第459页。

[42]参阅姚莹《姚先生鼐家状》(钱仪吉纂《碑传集》卷一百四十一,光绪十九年江苏书局刻本)以及姚鼐《复张君书》(《惜抱轩文集》卷六)。

[43]程廷祚:《青溪集》,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02——203页。

[44]参阅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绵庄先生墓志铭》,清嘉庆二十三年刻本。《青溪集》卷九《上宫保某公书》。

[45]金兆燕《棕亭诗钞》卷三《寄吴文木先生》,清嘉庆十二年赠云轩刻本。

[46]《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47]吴敬梓《金陵景物图诗》写成后,经他的挚友樊明征仿各种字体书写出来,而手书的首页有“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癸酉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秦淮寓客吴敬梓撰”(《吴敬梓诗文集》第94页)。在诗之前冠以“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的经历,以及因吴烺中举而“敕封”的“文林郎内阁中书”的号衔,小说幽榜一节折射他对朝廷的认可的矛盾心理,以及在仕进与退隐之间犹豫不定的挣扎。那些逃离政治权力中心的文人因此举而成名,随后又被追赐了他们生前所蔑视的官衔,这实在是一种悖论。

[48]吴烺《除夕同李啸村金迥一韦药仙金钟越兄周朋荐守岁姑孰使院呈学使双公》,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162——163页。

[49]吴烺《喜钟越兄至》,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169页。

[50]吴烺《秋日乞假归觐毂原赋诗赠行依韵留别八首》(其四),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171页。

[51]《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271——272页。

[52]吴烺《摸鱼儿》,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313页。

[53]吴烺《冬日信宿山庄感寓用唐人韵十首》(其十),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195页。

[54]吴烺《送棕亭南还二首》(其二),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275页。

[55]吴烺《海西庵》,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250页。

[56]吴烺《秋日乞假归觐毂原赋诗赠行依韵留别八首》(其三),《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171页。

[57]金兆燕1748年京都应会试,此时吴烺尚未得赐举人于京都任职。参阅陆萼庭《金兆燕年表》,见《清代戏曲家丛考》,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58]吴烺《送棕亭南还二首》,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275页。

[59]吴烺《村中感述》,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96页。

[60]吴烺《送宁栎山广文》,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174页。

[61]吴烺《冬日信宿山庄感寓用唐人韵十首》(其四),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194页。

[62]《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278页。

[63]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文木先生传》,清嘉庆二十五年冀兰泰吴鸣捷刻本。

[64]吴烺《赠戴明府兼呈遂堂先生四首》(其三),见《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204页。

[65]《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24页。

[66]同上,第295页。

[67]同上,第270页。

[68]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册第655页。

[69]《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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