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诗歌的地域性特征

二、郑国诗歌的地域性特征

郑国建国在周朝进入衰落的时期，加之郑人本受殷商文化传统影响较深，礼乐教化比较淡薄，所以春季“男女相会”的这种古老习俗少受周人伦常的束缚。这种古俗使得郑人大胆无忌、不加掩饰地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再者，交通的便利和商业的繁荣，也使人们的观念不易受束缚，在审美趣味方面表现出世俗化、娱乐化的倾向，所以殷商以来的号称“靡靡之音”的“俗乐”在郑、卫之地特别流行，受其影响，其地诗歌也具有浓烈殷商遗风和趋新色彩。

1.《郑风》多情诗的特点

《郑风》中多情歌完全与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及审美风尚有关。从地理位置上讲，郑国是处于旧殷商文化的中心区域，居民来源比较复杂，既有深受殷商文化影响的原住居民，又有受到周文化熏染的迁居至此地的姬姓人群。在历史上，人们又通常将“郑卫”合称，这就是因为两地同受殷商文化的浸淫，在风俗民情上表现出许多相同的特点。《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郑、卫俗与赵相类”，那么赵国又是什么样的风俗民情呢？《史记·货殖列传》记赵、中山之俗时说：

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徧诸侯。

《吕氏春秋·先识》也记载说：

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57]

可见此地人们的观念比起深受周礼控制的周文化圈腹地人群的观念要开放和灵活，男女之间的交往相对自由。《汉书·地理志》中记载郑、卫两地风俗时更云：“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说得就更为具体了。

“男女亟聚会”指的正是郑地上巳祓禊游乐的风俗习惯。《周礼·媒氏》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这一风俗的兆始有其特定的目的，后逐渐成为一种民间的狂欢节日。“会男女”是基于一种巫术的交感心理，“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在这充满了生命活力的季节里‘会男女’，人的行为完全融入自然的生命节奏当中，成为大自然万物长育繁衍之交响乐章的一个和弦。……在这曲交响合奏的乐章之中，伦理规范和道德约束完全被解除，生命的充满野性的活力表现无余，一切呈现出狂欢的特征。”^[58]男女相聚的场合是情歌诞生的最佳土壤。可以说《郑风》的情诗“与渊源古老的民间习俗相关，显示出强烈的野性色彩，率性而泼辣是其显著特征”^[59]。《郑风》中的情诗既是祓禊游乐风俗的产物，同时又是狂欢生活的表现形式。《溱洧》、《萚兮》、《野有蔓草》等诗就真实地再现了郑地的这种风俗。

以上所谈的诗歌产生于特定的节日、特定的情景下，是狂欢的产物。郑国的风气虽然比起他国较为开放，但也不能说完全不受礼制的约束。《将仲子》一诗体现的就是情与礼之间的冲突。诗中的少女一方面怀念仲子，另一方面又担心家庭反对和舆论压力。少女在与仲子约会时仲子“逾里”、“逾墙”、“逾园”，说明他们的感情热烈浓厚，也反映了社会风气的开化。虽则如此，却也受到了礼的约束，“人言”即是礼的无形的表现形式，所以少女要求仲子“无逾”、“无折”。

《女曰鸡鸣》也表现了属于传统上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常态下的婚姻恋爱模式。《有女同车》也是上述观念背景下的一首贵族男女的恋歌：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从这位女子的装束来看，应是属于贵族，“佩玉琼琚”、“佩玉将将”，而且出行有车。这首诗表达的爱慕之情与《狡童》等诗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诗人不仅爱慕的是这位女子的美丽容颜，而且爱慕她美好的品德。“品貌并重”是传统婚姻恋爱中非常注重的一个因素。

再来说说《缁衣》一诗。毛诗和三家诗都说是赞美郑武公的诗。闻一多《风诗类钞》中定为赠衣诗^[60]。如果取闻说，那么这首诗表现了贵族的家庭生活。“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这里的“馆”是诗中女主人丈夫办公的地方，也许自己的丈夫公务在身已有多时未能归家，于是她去给自己的丈夫送新衣。夫妻间的脉脉温情从中展现了出来。

这些诗歌反映的都是常态下的婚恋，在《郑风》中这样的诗歌并不多见。从以上的比较来看，《郑风》中的情歌多为表现当地于仲春时节举行祓禊游乐之俗时的盛况，对常态下的婚恋也有所表现，但明显局限于特定的阶层。正是因为《郑风》中的情歌多为狂欢时节的产物，诗歌的内容又表现了狂欢节日“会男女”的情景，所以《郑风》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淫诗”。实际上这是立足于道德标准来评价诗歌创作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生当其俗中的“诗人”和“歌者”以及诗中所述之人并不认为这些行为有何不妥。故儒者说其“淫”有失公允。我们说《郑风》中的情歌大部分是特定节日中的产物，我们只有揭示出这些诗篇文本背后的创作本事，才能比较客观地、正确地解读这些诗篇的主题和创作动机。

2.《郑风》多“女词”的特点

婚姻爱情是《郑风》歌咏的主题，从作者看，这些诗歌，大多出自女性之口，从女性的角度、眼光审视两性关系，审视社会，并反映和表达自己在恋爱和婚姻中的喜怒哀乐。闻一多先生将其称之为“女词”。这也是《郑风》的一个重要特征。

女性诗歌的主要主题是婚姻生活与恋爱中的悲欢离合，而其风格则体现出女性特有的细腻柔婉特点，其中比较突出的形式特点是女性诗歌多采用对话体。

首先，《郑风》“女词”的主题主要是恋爱生活及其感受。与其他地域同类诗歌比较而言，郑国女子在表达方式上具有大胆泼辣、热烈奔放的特点。《野有蔓草》表达的是一位女子在田野间邂逅了一位美貌的男子时的惊喜之情。诗中的“有美一人”指男子，^[61]则此诗为女子之作。诗云：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毛传》：“《野有蔓草》，思遇时也。”毛说全不关诗意。郑玄《笺》云：“蔓草而有露，谓仲春之时草始生，霜为露也。《周礼》：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之无夫家者。”郑说极是。欧阳修《诗本义》：“男女婚聚失时，邂逅相遇于田野间。”这些解说与诗中的“野合”、“适愿”相合，说明在仲春之时男女可自由相恋、自由结合。还有一些诗表现了男女在幽会之时的戏谑、轻松氛围。如《山有扶苏》一诗：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章首两句点明了男女幽会之地在山与隰，“狂且”、“狂童”指狡猾之人，这是女子在幽会时戏骂男子的话，是女子对男子半嗔半怪、既喜又怒的双重心理的表现。在《郑风》中还有一诗与此相似，即《狡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此仍为女子嗔怪男子之语，于戏谑之中含有自我解嘲的意味。又如《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涉溱”、“褰裳涉洧”即是对上巳节中祓禊禳灾和游春踏青习俗的生动再现。劳幹认为该诗写的是“上巳的风光”^[62]。据陈绍棣研究，“中国三月初多数地区天气还很凉，在水中洗浴，自然寒冷难耐，所以有改用变通洗法者。如穿着裙裳从浅水涉水渡河，涉水时将裙裳提起来，以免着水浸湿”^[63]。陈说对于正确理解此诗主题颇有启发。诗中女子即是此诗作者，她以戏谑的口气嗔怪爽约的“狂童”，斥责说“岂无他人”、“岂无他士”。全诗表现出恋爱中女性特有的心理、情绪和语气。再如《子衿》一诗：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末章所说的“挑达”，《毛传》：“往来相见貌。”《郑笺》又云：“国乱，人废学业，但好登高，见于城阙，以候望为乐。”此诗的主题为女子候人之作。“纵我不往，子宁不来？”与前两诗嗔怪之意相同。

以上几首诗是祓禊游乐节日的诗化表现，在这个节日之中男女们各种心态变化在《郑风》的其他几首诗中也有体现。如《出其东门》一诗：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一句，再现了仲春祓禊游乐时男女相会的热闹场面。诗中的这个男子虽然处在男女相会的场面之中，但“他还站在日常生活与这个节日的分界线上旁观，所以有‘匪我思存’之叹。然而最终这位男子还是选择了‘缟衣綦巾’的女子，在与其欢娱中完成了暂时的脱冕和加冕。在他的歌咏中，表现了狂欢与日常的对立并存以及身处其中的主体的边缘化心理”^[64]。

3.《郑风》中多“对话体”、“唱和体”

《郑风》不仅多为“女词”，而且在形式上比较独特，多采用对话体、唱和体。如《萚兮》一诗是仲春“会男女”之歌^[65]。诗云：“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萚兮萚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倡”，为首唱，“和”，即以歌声相应和。说明由女子带头唱，邀请男子跟着应和。这再现了“会男女”时双方借对歌互相邀约、互相嬉戏的一种形式。诗中以风比男，以萚比女。女子以歌相邀，以歌达情，希望男子能和自己通过对歌来互通款曲。字里行间充溢着热情和欢愉。根据人类学和文学史学者们的研究，歌谣起源于青年男女间的轮流歌唱，这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在中国古代的节庆中，青年男女常以这种对唱来相互挑战和表达爱情。在郑国，成群的青年男女聚集在溱、洧两河交汇处。在那里，他们成双结对地采集兰花，以对歌的形式相互挑战，然后卷起衣裳过河。当新的恋人结合后，他们就互赠花朵作为爱情的信物与约婚的象征^[66]。

最为典型的是《溱洧》，这首诗在结构全篇时采取对话体形式，先由女子以歌声邀请男子开端，接下来男子以歌做答^[67]，最后是叙述性的旁白。《野有蔓草》，朱熹以为“男女相遇于田野草露之间，故赋其所在以起兴”之诗，也是唱和成诗。

另如《东门之墠》写男女相思而不能相见，以歌传情，也是一首唱和体恋歌：

东门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

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

朱熹《诗集传》：“门之旁有，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识其所与淫者之居也。室迩人远者，思之而未得见之辞也。”细绎此诗，首章当为男子所唱，次章为女子所和。即所谓“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召南·野有死麇》）。再如《女曰鸡鸣》反映新婚夫妇的生活，亦用对话体。诗云：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这个男子当是猎者，“该属于当时的武士阶层，看他家有玉石杂佩赠人，甚至还有家畜琴瑟，下不同于庶人，看他鸡鸣而起，弋凫与雁，上不同于大夫，便可知道”^[68]。诗中以夫妇俩的对话形式叙述了早起、射禽、烧菜、对饮、相期偕老、杂佩表爱等细节，通过夫唱妇和的形式表达了抒情主人公欢乐和睦的家庭生活^[69]。《将仲子》一诗，屈万里以为是“女子拒人求爱之诗”^[70]，《遵大路》则是“男女相爱者，其一因失其和而去，其一悔而留之之诗”^[71]，从诗中语气看，是女子唱歌以求男子，也是唱和对歌的产物。可见一唱一和是典型的女性诗歌的抒情形式。郑国商业文化的娱乐性、世俗性所导致的对古老习俗的选择性延续，是其诗歌多对话体的主要原因。

4.《郑风》多“二章体”的特点

不论地域，《国风》之诗均为分章体诗，但《郑风》独多“二章体”，这也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郑风》中共收21首诗，二章体诗有11首，计有《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东门之》、《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占全部诗篇的52%强。另外，从整个《诗经》中来看，《郑风》二章体诗的比例也是最高的。比较有趣的是《郑风》中这11首二章体诗内容上均表现男女之间恋爱之情，前人多将其斥为“淫诗”。为什么偏偏在《郑风》中会出现这种特殊的现象呢？这是偶然，还是必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郑诗多二章体诗的原因，应当从郑人族群来源与地域文化来探讨。杨荫浏、修海林等音乐史专家指出，《诗》篇章法实际代表了乐曲的体式，因此探讨郑诗二章体成因也宜从郑人乐曲特点入手。“郑声”属于与雅乐对立的俗乐，但其来源当是由作为殷庶一支的郑人所保留的商代“女乐”。虽然一些音乐史家们倾向于认为“郑声”是与雅乐对立的俗乐新声，而《郑风》属于周代雅乐体系，二者不能完全等同视之^[72]，但《郑风》以乡乐进入雅乐，虽经乐官加工，在风格曲式方面也难免不带有郑声的特点。殷商以来“女乐”的特点是曲调用清音，曲式多用相和对答之体，歌辞多涉及男女恋爱之情，演员（歌者）为女性^[73]。故春秋时受到周人雅乐观念教育的吴公子季札评价《郑风》说：“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郑风》曲调很是优美动听，但其缺点是“过细”。周代行乐有所谓“琴尚宫，钟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逾宫，细不过羽”^[74]的说法。季札所谓“细”，就是指匏竹类乐器演奏的曲调声音低于羽声，超过了中正平和的行乐标准，过于低沉哀婉。丝竹之音清切哀婉，很适合表现男女恋爱中的悲欢离合，这与郑风多情诗相合。而周代雅乐以钟镈磬鼓等打击乐器为主，音色浑厚重浊，故《郑风》号称“变风”。

前文已经说过，郑风多“女词”，用“女乐”。女词的特点是多对答和唱和之体，或一女子唱，一男子和；或一女子唱，多个男子和，两种形式均会造成诗篇章法上的二章体结构。这种结构和三章体、四章体或多章体比较而言，独具特点。可能是殷商“女乐”歌词的一种特有体式。因为郑人中有殷族的一支，所以仍能传于郑。又因为这类体式的“女乐”源于民间男女聚会上的男女对歌唱和，殷代曾流行于宫廷。“女乐”的风格大都细腻委婉，善于表现艳情，适与春秋时期城市娱乐圈中歌舞娱乐的时尚相吻合，因此便流行起来，后来被纳入周人的雅乐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