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诗体的地域性特征

第八章　《诗经》诗体的地域性特征

诗风的地域性差异缘自地域文化的差异。春秋时期人们已经对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有了明确的认识^[1]，也注意到南北文化不同导致的音乐诗歌风格的差异^[2]，如春秋时吴国季札适鲁“观乐”评《诗》、孔子论诗，都已注意到诗歌的地域性特征。编成于春秋中叶的《诗经》，其中“十五国风”也是按地域来编排。可以说春秋时期既是地域文学勃兴的时代，也是文学地域性受到初步关注的时代。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已经意识到不同地域水土孕育不同人群的性格，从而影响该地区的文化^[3]。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等篇中提及先秦地域文化及风俗的差异，对各地区的民俗也有所描述，也涉及民俗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班固《汉书·地理志》在此基础上明确地对《秦风》的特征及其成因作了地理学的分析。郑玄《诗谱》在《诗经·国风》诗篇的解说中对地域文化对相应诗篇的影响亦有所论述。

近代刘师培在此基础上著《南北文学不同论》论南北文学之别，标举《诗》为北方文学之代表，《骚》为南方文学之代表^[4]；梁启超在其《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也对自古以来燕赵、吴楚地域文化与文章风格的差别进行过探讨。他们的著作，都已涉及《诗》体的地域性。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界将人文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引入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之中来把握古代文学的地域特色，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道路。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一文指主张应“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并认为这既是对传统研究在这一领域的总结，也是一种推进。杨义认为“文学的地理学，首先关注地域文化的问题”。具体来说，“考察一种地域文化，应把握住潜在地影响其全局的关键性文化要素”。“我们讲地域文化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地域文化看作成完全封闭的、凝固的，它只不过是我们大文明系统中的一个子文明、一个小系统。而且是以其独特的因缘和相互的关系，而变异着的一个子文明、一个小系统。正因其变，才在总体上形成中华文明多姿多彩的活力”^[5]。显示了其独到的学术眼光。

周晓琳在《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对于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学术价值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更加充分揭示出中国古代文学多元共存的发展状态，弥补了过去历时性研究中对边缘地区文化（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及其文学创作有所忽略的重大缺陷。第二，可以充分意识到由地域所造成的文学形态的特殊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区域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学史写作突破了通史、断代史以及分体史的既有体例，从地域的角度进行观照。第三，拓展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6]。对《诗经》诗体的研究而言，也存在着“重绘地图”的问题。过去人们过多地注意到《诗》体的统一性、共同性，而对其地域性差别关注不够，因此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本章拟在上述学术背景下，以当前学术界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研究的成果为基础，对特定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政治、风俗对《诗》体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描述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