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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学者论《诗经》诗体

时间:2022-07-1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综观春秋以来至清代学者对《诗经》诗体的讨论,大多还是局限在经学的范围内,而其侧重点则主要集中在诗体风格与政教得失、诗体与音乐的关系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战国时期,孔门论《诗》,多有辨体之论。齐、鲁、韩、毛四家论《诗》体均无出经学的籓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心雕龙》和《诗品》。

一、古代学者论《诗经》诗体

对《诗》篇诗体的研究始于对其体式予以评价和辨析,这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综观春秋以来至清代学者对《诗经》诗体的讨论,大多还是局限在经学的范围内,而其侧重点则主要集中在诗体风格与政教得失、诗体与音乐的关系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诗经》结集后不久,关于其体式风格的探讨就出现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适鲁观乐: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季札对国风及雅、颂一一予以评价,涉及各种诗类的起源、所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如评秦风之源曰“此之谓夏声”,评《大雅》说“曲而有直体”等即是,明显已有辨体的意思。

《墨子·公孟篇》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此虽非专论,但是说《诗》可诵、可歌、可弦、可舞,已经涉及其诗体形态的问题。

战国时期,孔门论《诗》,多有辨体之论。这在《论语》、《周礼》、《礼记》中多有记载。最为有影响者,如《周礼·春官》对“六诗”的相关言论,直接影响到汉代诸家对“诗六义”的说解。《礼记·乐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涉及《清庙》一诗诗体与音乐的关系。还有孔子与宾牟贾论《武》乐六成,子夏与魏文侯论“古乐”与“新声”之别,子贡与师乙谈论“声歌各有所宜”[1]的问题,都涉及乐诗风格、乐曲节奏与《诗》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此外,《吕氏春秋·音初》关于“四方之音”起源的神话解释也明确带有追溯诗体源头的意识。”

《诗》在汉代被列为学官,走向经典化。齐、鲁、韩、毛四家论《诗》体均无出经学的籓篱。其讨论涉及诗体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总体上论《诗》与乐的关系,二是对风、雅、颂、赋、比、兴的说解。关于前一个问题,《毛诗》以为“古者教以诗乐,诵之弦之歌之舞之”(《诗·郑风·子衿》《毛传》)。《鲁诗》以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各家意见基本一致。至于后一个问题,《毛传》独标兴体,齐、鲁、韩三家之说不传,无从得知。又《仪礼·大射》:“西阶之西,颂磬东面,其南钟,其南鑮,皆南陈。”郑注:“言成功曰颂。西为阴中,万物之所成。《春秋传》曰:‘夷则所以咏歌九则,平民无忒。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义。’是以西方钟磬谓之颂。”郑玄从奏乐的方面解释“颂”的含义,对弄清颂体的本质也很有启发。

魏晋重玄学,对《诗》体的观念基本沿袭汉儒之说。南北朝时文学于史学、经学之外独立成为一科,加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繁荣,编辑文集、辨析文体之风盛行,对《诗》体的讨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心雕龙》和《诗品》。刘勰在《明诗》、《颂赞》、《比兴》等篇中对四言体的讨论,已经涉及句型、章法、修辞等内容。钟嵘则比较了四言与五言两种诗体的优劣。总之,这一时期对《诗》体的讨论比较侧重于形式因素,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体”观念已相当接近。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诗经》“六义”、诗乐关系的探讨基本无出毛、郑之右,但在一些具体诗篇诗体的说解中,则有关于诗体来源、特点的点评。如孔云:“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虽不成体系,但指出音乐对诗体的决定作用,很有启发意义。因而其说法受到后世研《诗》者的认同。

总体而言,古代学者对《诗经》诗体的研究涉及《诗》的地域性风格问题,风、雅、颂三体的差异,赋、比、兴在诗篇中的运用,以及《诗》的句式、章法、修辞等有关诗体的重要问题,但多是从经学的视角出发所进行的探讨,同时多为学派家法所囿,缺乏系统性,因而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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