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爷爷贝时璋

贝　泠

贝时璋
（1903～2009）

生物学家。1903年10月10日生于浙江镇海，2009年10月病逝于北京。1921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预科。1928年获德国图宾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曾任浙江大学教授、生物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主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鉴于他长期从事实验细胞学研究取得的卓越成就，德国图宾根大学又于1978年、1988年和2003年三次授予其博士学位。中国国家天文台将1996年发现的第36015号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

2009年10月29日，爷爷贝时璋在睡梦中安详辞世，享年107岁。那刻我身在异国他乡，窗外是连绵的秋雨。但我知道在那层层乌云之上，浩瀚的宇宙里，以爷爷名字命名的那颗小行星，依然闪耀。一切就好像他幼年时读到的李白的诗文：“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科学艺术相得益彰

爷爷虽然是科学家，但在他身上，科学与艺术相得益彰。爷爷1903年 10月10日出生在浙江镇海憩桥镇一个普通渔民家里，7岁开始到私塾念书，练得一手好字。18岁时，他远渡重洋，到德国攻读医科，后改学生物。从那时起，爷爷开始喜欢古典音乐，尤其是贝多芬、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我最初对音乐的印象，就是家里老式唱机里流淌出的《蓝色多瑙河》和《天鹅湖》。上小学后我开始学钢琴，爷爷每天下班回来都要听我练琴，直到1988年我们搬走。现在想起来，小孩子刚开始学琴时弹奏的曲调是何等单调，但印象里他从来都是兴致很高地聆听。后来我逐渐入门，他还经常会在客人来访时让我弹奏一曲。记得有一次一位记者来采访，他还特意谈到了欣赏音乐对大脑的益处。除了西方古典音乐，爷爷对东方音乐和艺术也很着迷。他最喜欢的是京剧，特别喜欢梅派的《贵妃醉酒》和程派的《锁麟囊》。年轻一代的京剧演员里，他比较欣赏李维康。

○1988年爷爷参加中科院书法协会大赛的作品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书法协会，爷爷也是会员之一。我至今都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到三里河一个大礼堂去看书法展览。他那次的参赛作品，写的是一幅“科学艺术，相得益彰”。他为了参加比赛，在家里练习了很久。我还记得他把那大张宣纸折成小块，以便计算每个字的大小。至于作画，他虽然不会，却很懂得欣赏。有一次他去拜访著名国画家朱启瞻，获赠一幅《红梅图》。他回来即挂在客厅的南墙壁上，还幽默地跟我讲，“朱老说梅花只可以向上，不能够向下。”我不解，问为什么。他答说：“向下者，倒也。‘倒梅’即倒霉了，哪还能送人啊！”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爷爷的腕力逐渐不如从前，所以他的题词也逐渐从传统的毛笔转为硬笔书法。作为他学习和工作的座右铭，“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应该是他最后几幅毛笔书法之一。1995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北京工作，他为我题写的就是这八个字。1998年生物物理所成立40周年大庆，每个员工都得到纪念品若干，其中一个小记事本的扉页上，就是这幅座右铭。

○爷爷在90年代中期的题词，后用于生物物理所建所40周年与员工共勉

“学问要比胜似我者，生活要看不如我者”

爷爷一生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演电视剧《四世同堂》时，他给我讲抗战时期他为了不做亡国奴，携家随浙大西迁贵州的故事。有个电影《流亡大学》，就是讲他们这一代师生的抗战故事。奶奶曾打趣说，他们从贵州回迁杭州途中，看到有一个炸臭豆腐的小摊，爷爷和一群浙大师生围过去购买家乡特产。当时爷爷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差点被当作卖臭豆腐的摊贩。那个时代的教授，物质生活上是很匮乏的，可丝毫没有降低他们精神生活的质量。“学问要比胜似我者，生活要看不如我者”，这正是爷爷一辈子做人和做学问的写照。

爷爷因为高寿，所以很多年来采访他的人纷纷询问长寿的秘诀。其实在我看来，他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心性，结合着对科学和真理的执着追求，是最简单又最有效的长寿良方。特别是1995年奶奶去世以后，他更是以书为伴，在奶奶的单人床上堆满了参考书籍和论文稿件。我还记得1998年我把自己第一次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拿给他看时的情景。他那时已经95岁高龄，但依然思路清晰。看过我的文章后，还和我讨论一些实验设计的问题，另外又叮嘱我要严谨和谦虚。2004年我获得博士学位，2005年回国探望他，他还详细询问所学的专业和作论文期间从事的课题。他认为分析仪器的进步，对科研工作会起到很积极的推进作用。但一个分析化学工作者，不能够只将眼光停留在自己的领域，而要通过阅读文献以及其他交流手段，做到学科交叉，才能够处于领先地位。他还鼓励我要在科研工作中树立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信念。至今，他的谆谆教导，犹在耳边。

就在爷爷去世前一天，他还召集了6位科研工作者在家里开会。原因是他读到关于2009年诺贝尔医学奖的信息，觉得与北京大学林克椿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论文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他请了这些科研工作者到家里开会，畅谈自己对研究的设想。他的一生，都在追求科学和人生的完美结合，能够以这样的形式落幕，应该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局了。

2009年年初，我开始为一家德国公司工作。5月份时得到一个去总部进修学习的机会，中间有一个周末在德国。与其他同事选择到周边国家旅游的机会，我联络了爷爷获得博士学位的图宾根大学，他在那里生活了5年多。凭借校方提供的资料，我找到了他当年在动物系和生理系上课的大楼，还寻找到了位于内卡河畔的古树参天的小公园。当我坐在公园里休息时，眼前浮现的是爷爷啃着面包当午饭的情景，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下来……回到美国后，我把当天拍摄的照片打印出来，还在每张照片下方加了标题和注释，然后附上我的信，一起邮寄给他。爷爷收到以后看了照片跟我父亲说，照片上很多地方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只是“年代久矣，不复返焉”。他说，能有我这个后代“去了我当年学习的地方，她一定已经悟出我的心愿”。

今天，我整理他以前的照片，看到一张上世纪20年代他和一个德国同学在学校的合影，背后的大楼似乎就是我镜头里的同一幢大楼。一时间真感觉“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爷爷曾讲，他幼时在私塾读到李白这首诗文，对生命的起源激起了无尽的遐想。正是这些以及后来到汉口的洋学堂去读中学的经历，使他得以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并以科技救国为己任，踏上了他一生长达80多年的科学探索。

他去世前一天在跟其他科研工作者讨论到最后还提到“我们要为国家争气”，这句话成为他留给中国科技界最后的遗言。爷爷生于晚清乱世，经历了中国从贫弱到富强的崛起，作为20世纪的见证人，他把他的思想和希望，留在了年轻一辈的科研工作者心里。

2009年10月29日深夜于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