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痼疾”的影响使然
封建专制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和本质特征，而隐逸现象则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是与封建专制制度相伴而生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士人与政治历来就有不解之缘，士人的生活与政治风云息息相关，但封建专制、政治腐败、宦海险恶等政治因素使从小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人的参政理想很难实现，而且深感生存艰难。所以，出于对政治的不满和保全自身的需要，不少士人不得不走上归隐之路。所以说，隐逸行为总是与隐士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等因素密切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隐逸是政治角逐的副产品，是一种典型的避世行为。
评及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与士大夫隐逸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时，王毅之论较为精详:“在中国，集权制度对士大夫阶层的绝对制约较之对其他阶层的制约有着重要得多的意义，因为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士大夫阶层是将皇权与“溥天之下”联结成一体的关键环节，离开了对这个环节的控制，大一统的宗法制度就不可能运转和生存。而这种绝对的控制一旦发生障碍，就会导致大一统制度的全面危机。……总之，集权制度对士大夫阶层的绝对制约是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特点的客观要求，它是保证中国封建社会机制正常运转，保证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士大夫阶层自身)在社会形态允许的范围内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但是，对士人阶层的绝对制约仅是集权制度与士人关系中的一个方面，与此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对保证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转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此，皇权的专制与整个统治阶级、整个社会利益之间矛盾的平衡，乃是中国封建社会(包括皇权专制本身)延续的又一基本条件。而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只有士大夫阶层因与皇权和整个社会经济、政治体系都保持深厚广泛的联系，而可以同时兼具这两者代表的身份以调节它们间的关系。离开了士大夫的这种双向调节作用，集权制度就将瘫痪……因为调节的对象是其庞大的社会体系，又因为士大夫阶层不仅要担当皇权的执行者，而且还必须是代表统治阶级整体、长远利益和社会利益对皇权的抑制者，所有这些都要求作为调节者的士大夫阶层具有极大的能动力量。……总之，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其集权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的关系必须具备两个相互平衡、相互依存的矛盾方面:前者对后者的绝对制约和后者绝对独立的意志、道德、人格、情感、审美活动等等。[4]
具体阐论胡叟隐士形象生成的政治背景，必须从魏晋嬗变谈起。综观魏晋十六国历史，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西晋覆亡到十六国兴起、东晋偏安、刘裕代晋的百余年间，政治环境十分恶劣，此起彼伏的动乱和仇杀使许多士人死于非命，大多数士人对政治的态度已由忧患焦虑变为冷漠恬淡，由热心参政变为消极隐退，确如《晋书》之《束晳传》所论:“……忠不足以卫己，祸不可以预度，是士讳登朝而竞赴林薄。”意即当效忠已不足以保卫自身，当祸乱已无法预测的时候，此时的士人大多数都禁忌入朝做官，而是竞相赶赴山林，隐逸于林泉。据此可见:在整个此一时段，悲观厌世的思想意识始终主导着士人的生活态度。
综上所论，安定胡叟正好身处魏晋至刘宋百余年的关键期(后半期)，其时政权更迭更为频繁、朝政更为黑暗、宦海更为险恶，加之胡叟自身浪迹四方、备受冷遇的人生坎坷经历及其“狷介不屈”的耿直个性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一切终于迫使胡叟最终走上归隐之路。所以说，正是由于已对现实政治彻底失去了信心，正是由于已对入仕为宦彻底心灰意冷，胡叟这才彻底地超凡脱俗、隐逸不仕!(www.guayunf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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