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比较的审读与艺术尊严的有无

一、文本比较的审读与艺术尊严的有无

2010年元旦前后的中国电影市场上热闹非凡，“大”片不断。先是《2012》的冲击，让我们领略了现实中软弱无力的“中国元素”及陈朽久逝的“玛雅预言”借助影像效果复制出的“拯救”效应和“统治力”。该片影像元素的长处发挥得相当不错，电影画面令人震撼；电影主题关注地球气候变化问题，切中时弊，同时又不乏个人性的细节表现与知性反思，一扫影坛上腻爱滥情之阴霾、愚乐沉迷之尘埃，当然也包含了美国人对世界性或曰人类性问题的思索。实际上，面对恒久的天灾和人祸，尤其是我们正身陷其中的政治欺骗、宗教谎言以及关于“科学”的诸多迷信等，公道、正义以及怜悯、慈悲等人道精神的表述与传达，无论怎样苍白与无力，都有其积极意义。也许，这些正是《2012》带给人们“冲击”与思考的底线与根基。基于此，那些善于思考的人们不禁再次想问:后现代思潮张扬的美国，为什么“宏大主题”在电影界一直没有边缘化？为什么被冠以“印钞机”的好莱坞电影能让“宏大主题”这棵老树不断开出新花？为什么全世界都能够接受“梦工场”的“故事”并为之“感动”？

接着上映的是张艺谋的新片《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偕“2008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的“国字号”烫金招牌，延揽大陆娱乐界当红明星小沈阳（2009春晚小品《不差钱儿》主演）、孙红雷（热播电视剧《潜伏》主演）、闫妮（热播电视剧《武林外传》主演）及小品界的“赵家班”，以“向电影前辈科恩兄弟致敬而翻拍其《血迷宫》”为名，声势浩大地“折腾”出一部“群丑闹店”式所谓的“嬉闹惊悚剧”。看完之后，“后现代”已久的中国人，在“碎片”化的博客上^[29]，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只要不要脸面、不顾及英名，就能赚大钱！^[30]善良的人们还在一厢情愿地为“张艺谋们”惋惜之时，那些善于思考的人们不禁再次想问:是大陆观众的智商低呢，还是中国导演已经山穷水尽？是“商业片”本性不能“说正事”，还是中国导演对待电影的“态度”有问题？是中国文化“没正事”、不能承载呢，还是中国导演“没品质”、用“忽悠”代替了艺术？

香港导演陈可辛（1962—）监制、陈德森导演的《十月围城》也在同期上映了。清末的民主革命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人进入现代生活的“灯塔”及“路标”；而清末的香港则是这“灯塔”及“路标”的所设地。有了这两层共识性的“敬意”，陈可辛的“商业片”《十月围城》用一个老套的、主流的“刺杀”故事，认认真真地“讨好并感动”了广大观众，赢得了“陈诚意”的雅号^[31]。退一步说，我们不谈“电影才华”，我们只说“电影态度”:香港人比我们大陆人敬业，起码电影导演和电影制作是如此，《十月围城》便是明证。更难能可贵的是，该片在营造历史氛围和布景造型方面异常用心；通过特征化的人物形象塑造，在反思“革命”、反思“家国”方面，颇有思想深度。以前，大陆导演常常抱怨“缺资金”、“政治风险大”，现在却安心地在这两个“口实”下享受——收名获利^[32]，大有“无论山崩地裂，我自岿然不动”的谋财专心；更可怕的是，大陆导演还往往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民粹主义渗透进他们的影视作品，惯用“中国式煽情”愚弄民众。

2010年元旦过后，美国电影大师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1954—）执导的新片《阿凡达》在大陆公映。这位以影片《泰坦尼克号》的18亿美元电影票房仍旧保持世界纪录的导演，花14年时间、耗资5亿美元制作的《阿凡达》带给人们的感受依然是“无比的震撼”，这种“震撼”是全方位的:不仅因为它的3D摄影与CG制作、因为它“化腐朽为神奇”的“故事”呈现，还因为它传递出的“对美的思考”和展现出的浪漫诗意与人性理想、因为它传递出的“生态智慧”和艺术伦理，也因为它包蕴了西方文明时时刻刻的自我审视与警醒。如果能用一句话来概括《阿凡达》的话，姑且说它以无与伦比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平凡的故事、一个人类自始至终都绕不开也回避不了的、关于善恶与是非的“永恒”故事。正因为该片蕴藏着这些思想元素，才有中国观众通过网络民间传达出真真切切具有现时代“中国特色”的反抗“暴力拆迁”式的解读——“《阿凡达》启示:要誓死捍卫家园”^[33]，才有愤怒而无助的巴勒斯坦人把自己打扮成纳美星人的形象参加示威游行抗议以军建立隔离墙、模仿《阿凡达》中的纳美星土著“抵抗殖民”，这些现实世界的“政治戏仿”都颇具民间智慧和当下意义。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詹姆斯·卡梅隆是一位“电影营销链条上”运转良好的“关键先生”:在2009年12月23日的北京新片宣传中，他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高调谈论“我是张艺谋的大影迷”、“中国人对美学的思考、展现的诗意，是好莱坞应该学习的东西”^[34]等等，以“向张艺谋们致敬”的方式表示对中国的“友好”与“尊重”，以促进中国广大观众对影片《阿凡达》的广泛接受。殊不知，那些勇于思考的人们并不因为喜爱卡梅隆而无原则地丧失自己的价值立场、模糊自己的审美判断，因为在他们看来:《三枪》后的张艺谋已经化身为“谋财”的工具而并非艺术的“旗帜”，甚至成为丧失艺术原则与伦理底线的文化“堕落者”；与《阿凡达》相比，《三枪拍案惊奇》甚至可以叫做“文化垃圾”，浅薄低俗到掩耳盗铃的程度，却依然奇怪地借助垄断性的国家传媒渠道在大肆散播。

由此，我们也明白了:难怪现代思想家鲁迅（1881—1936）一直对来自发达的西方的“恭维”与“赞誉”抱有高度的警觉，提倡自己判断后的“拿来主义”；难怪社会学家费孝通集一生经验与智慧，晚年力倡“文化自觉”。如果将电影大师卡梅隆特定场合下的“客套”与“恭维”错位式地“全盘接受”并信以为真，那才是中国文化艺术的悲哀！同时，我们也明白了:面对“赞誉”，关于真与假的辩证法；面对诱惑，关于尊严与无耻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