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先后访谈过各级教研室的主任、教研员多人。我不断地向不同的访谈对象提出同样的问题：“教研室是不是也像许多其他机构一样，会有年度工作计划之类？制订这些计划，是由作为上级领导的教育行政部门规定主要内容，还是由教研室独立完成？”对于前一问，几乎不假思索，所有的人马上回答：“是，当然会有工作计划”，高度一致。对于第二问，通常在回答之前会有一个小小的停顿，然后，所有的人回答再次高度一致：“主要由教研室独立制订自己的工作计划”。对于第二问，通常还会有一些补充：“教委（教育局）可能会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提出要求，但不会全面地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可能会要求对工作计划做某种修改，但基本同意和接受教研室的计划”，等。
北京市某区的一位教研员（LT，2008）就这个问题给了我更为详细的回答：
我：教研室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按照惯例每年工作要有一个计划。我想问的是，既然是在教委的领导下，那么教研室的年度工作安排，是自己先做一个交由教委来批准，还是教委下达给你们具体的命令。
LT：我们自己安排。当然，要参照教委每年的工作计划。有时候，教委的工作计划一时间下不来，我们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等它那儿来了，再做校正。
我：教委得看看是吧？
LT：其实也不怎么管。
我：没有汇报一下的程序吗？可能还是会有的吧？
LT：不太清楚。基本上我们做完计划，执行、宣布，就这么个流程。
我：那么，比方说您那个教研室的领导要做整个教研室的计划，是他拿一个还是请你们各个学科各自报一个？
LT：现在实际挺乱的。我们当然想先看他的计划，然后根据他的计划去做，而他也想看我们的计划，再根据我们计划去做。现在就是这么揉着。基本上是他先拿出一个计划方案来，然后我们再做。
我：他那方案能细到什么程度啊？
LT：不是很细，也就是条目性的，原则性的。
我：你们的就会比较细了？
LT：我们就要具体安排到每周的工作了。你的核心工作、重点工作是什么，想听谁的课去，教研活动怎么安排，非常具体。
我：年度的计划能这么细吗？
LT：我刚才说的是学期计划。
我：年度的计划比较空泛点哦？
LT：年度计划我们不订，头儿订。教研员一个学期订一个计划。
谈到高兴处，这位教研员说；
LT：教研室不是教育局的直属单位，它是下属单位。
我：直属和下属有什么不同吗？
LT：直属就是直接管了。我给您讲一个笑话。20世纪90年代初某县的教研室，都在教育局那儿上班，每天早晨局长跟过去生产队长派活似的，给他们安排工作：你去干什么，他去干什么。（嘿嘿嘿嘿……）他是这样理解的：我得管理你。实际我们的情况是，不是直接管理，是领导，我们有自己独立的事。你找我办事，咱们得商量商量，我可以不接。要是直属领导，那不能不做。现在就有独立的法人名。要叫教研室的话，就有个谁的教研室的问题。
这个笑话的“笑级”视听者的身份而效果悬殊。实话说我当时也并没有忍俊不禁，后来琢磨一下，找不同人分别试验，果然，凡教研员，甚至包括相当的教师，听到后无不莞尔，其他的人比如大学的教育学工作者则多半没有什么反应。“笑级”的确定源于对教研员工作性质的熟悉理解程度：教研员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享有比较大的独立性和自由度，他们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是高度稳定的。
一般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智慧达观，对待教研室工作的态度非常明智，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尊重：认可它的独立性，以及它的成员们对于自己工作的规划安排。
前面提到，国家和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中主管基础教育的司、处等机构，对于基础教育的各项工作是“宏观”的指导，即从整体和方向上规范中小学教育。中小学教学活动的庞大规模亦令行政部门无法事必躬亲一一垂询，他们对于教学的关注——这种关注有时会畸形，却从来没有懈怠——只能以“组织外在化”的途径由教研室代行。教研室在事实上享有比较大的制度空间，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室的共识，教研工作者们对此是十分清楚的，“长期以来，全国并无教学研究的统一规划，也少有对区域教研工作和地方教研机构的指导性文件，教研工作基本上被视为一种地方性、区域性事务，各地自然按照本位的认识和区域的实际开展教研工作、建设教研机构。”[4]做出这个判断的研究者对此持有批评意见，认为不利于教研室建设。其实，是可以商榷的，联想到人们在讨论国内基础教育发展时经常发出的批评就是“大一统”“难以照顾地方差异”，教研室的这种“各行其是”就不仅未必是缺点，而且颇有道理。各地教研室由于不必事无巨细亦步亦趋地追随行政部门的统一要求与规划，反而获得了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地区需求开展工作的条件和可能。避免了在大的官本位环境中许多专业性颇强的机构难以摆脱的羁绊。教研室恰恰是基础教育领域中能够比较独立地开展自己工作的机构之一，被无数人呼唤的教育自主，在这个角落中始终得以生存。
当然，由于系统本身的自下而上，无法通天，教研室这种独立性是缺乏保护的，甚至不能自卫——诸如近年来经常看到、听到对于教研室的各种批评指责，却很少看到、听到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为教研室做出解释和辩护。由追求升学率而蒙受的种种指责与非难，令教研室背负着沉重的道义债务，真正是带着镣铐跳舞。
某高校学者，向基础教育领域不同角色的许多人讨教，基础教育领域存在不同部门：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学院、教研室，都是各地均有设置的。“在你们看来，这些机构当中，与课堂教学关系最密切，对课堂教学影响最直接、作用最强大的是哪一个呢？”回答毫无悬念，“当然，是教研室”。
如果一味任教研室的尊严被损害、被剥夺，它的独立性能够继续保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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