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政治理念的“启蒙”意义

四、《明夷待访录》政治理念的“启蒙”意义

《明夷待访录》远袭先秦以降民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精神和“从道不从君”的狷介气质，又有所突破，集中到一点，便是不限于指斥某些昏君暴主，而是对私有制、阶级社会确立后的专制君主及其下辖的各项制度给予总体性批判。它又近承明朝遗民的“明亡之思”，并放而大之，如莳菊逸民在《明季见闻辑录·序》中，针对崇祯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的说法加以反诘:“亡国之臣，谁使之处枢要，侪仕途?”而黄宗羲则从对崇祯帝这一个专制君主的批判，扩及到对整个君主制度的清算，这就使《明夷待访录》否定王权主义具有普遍性和彻底性，并在如前所述的若干重要领域超越传统民本主义。这无疑使《明夷待访录》在思想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有的论者认定，此即《明夷待访录》的近代性表现。笔者以为，此说似嫌粗疏，尚需置于更广阔的思想史背景，作深一层的探讨。

近代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从“君治”走向“民治”，因此，批判君主专制是近代政治启蒙的题中之义，然而，抗议君主专制的政治异端早在中古初期即已出现，几与君主制度共始终，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中外同然，故不能将一切反专制君主的思想都视作政治理念近代性的表现。

通观中国政治思想史，超越民本主义框架，与占统治地位的王权主义作根本性对抗的理念，并非始于明清之际，当然也不是发轫于《明夷待访录》，自秦汉以降早有向王权主义挑战的异端思想存在。这些异端思想不同于批评暴君、期待明君的民本主义，而多以非君论、无君论现世，对专制君权痛加谴责，全盘否定。《明夷待访录》显然采摘了这些异端思想的观点和语言。如《明夷待访录》对专制君主发起总攻击，首先立论于对“君权天授”说的否定，而东汉末年的仲长统对此早有论及，仲氏指出，君主得国不过是“伪假天威”，实际靠的是强力(参见《昌言·理乱》)。《明夷待访录》抨击君主虐民、残民，其愤激、尖锐的措辞用语，与两晋的阮籍、鲍敬言如出一辙(参见阮籍:《大人先生传》，葛洪《抱朴子·诘鲍》)。而唐代的《无能子》不仅谴责桀、纣、王莽，还借严陵子之口，怒斥汉光武这样的“明君”为夺取天下，不惜杀戮天下人，其观点可视作《原君》的前导。宋元之际邓牧的《伯牙琴》称颂古代“至德之世”君民平等，讥讽后世之君为保守权力而“日夜以盗贼为忧，以甲兵弧矢自卫”“而君益孤，惴惴然，若匹夫怀一金，惧人夺其后。”这类论述正启发了黄宗羲礼赞古之君、詈骂今之君。有理由认为，《伯牙琴》是《明夷待访录》君论、臣论的范本。清人邓实即指出这一点:

梨洲著《明夷待访录》，其《原君》《原臣》二篇，实本先生(指邓牧——引者)。(《伯牙琴·跋》)

近人陈登原也认为，《伯牙琴》、《明夷待访录》“二书论君论吏，几乎大略相同。……伯牙思钟期之倾听，明夷愿新王之来访，书名相似，当非偶然”。^①

黄宗羲与汉唐宋元的政治异端有着渊源关系，其谴责专制君主的激烈程度不相上下，但他们又存在明显差别。而黄氏政治理念的近代性因子，正蕴藏于这种差异性之中。鲍敬言、无能子们向往的是无君无臣的无政府世界，那里的人们“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抱朴子·诘鲍》)，所追求的是桃花源式的乌托邦，社会分工、国家制度、商品经济等皆被其否定，基本取向是反文明的，是复古倒退的。黄宗羲的理想与此大相径庭，他是“有政府主义者”，期望建立的政治秩序是:上有“明乎为君之职分”的“为天下”的君王，下有作为君王师友的贤臣，传贤的宰相可代天子“批红”，士人们在学校制定国策，议论国政，纵向分权得以合理解决，社会在“公法”指引下运作，士农工商所操行业，都是为天下谋福利的，应平等待之。黄氏理想的表述虽然古色古香，究其实质却是进步的、非倒退的。以经济思想而言，他力主轻赋敛、革奢侈、切民用(见《财计三》)，倡导商品及货币流通，使“千万财用流转无穷”(《财计二》)，更针对传统的农本商末论，阐发全新的本末论。黄氏所称赞的“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以切于民用的事、比为“本”，以不切于民用的虚套及迷信为“末”，并总论曰: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财计三》)

这便是后人概括的黄氏的“工商皆本”说，它昭示了新兴的工商业者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要求，表明黄宗羲虽然披挂着古装，其实演出的是新时代的戏剧。这便是《明夷待访录》与一切主张倒退的非君论、无君论的根本差别。

综上所述，《明夷待访录》对传统的民本思想有因有革，对中古异端既采借又扬弃，在此基础上，开展政治领域清理旧地基，树立新建筑两方面的工作。就前者而言，可谓大刀阔斧，酣畅淋漓，对专制君主制度进行了词情并茂的整体性批判，将运行到前近代的此一制度的种种弊害揭示天下，其内容的系统性、彻底性，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空前的，就是与欧洲18世纪启蒙大师抨击封建专制君主制度的论述相比，也并不逊色。

就后者而言，也不乏建设性创见，如以传贤代替世袭论、君臣同事论、学校议政以监督朝廷论、工商皆本论等，都直逼近代政治理念。但就总体而言，黄氏正面论及政治建设，往往蹒跚徘徊、进退失据，其设计往往在“三代古制”的名目下，曲曲折折表达出来，为未来政治勾勒出的是一幅新旧杂糅、真实同虚幻共存的图景，近代性与传统性相纠缠，尚未分化、剥离，往往是“死的拖住了活的”，其特别具有创识的君论、臣论、法论、学校论亦是如此。而且，那些饶有新趣的政见，多缺乏具体规定性和可操作性。黄氏详细论列的施政举措，如郡县学官、郡县公议(见《学校》)，科举之法、荐举之法、太学之法(见《取士下》)，重定天下之赋、屯田之行(见《田制二》)，兵民合一、文武并重(见《兵制二》)，金银易钞(见《财计一》)等，固然较为坐实，并且对时政不乏参考价值，却少有超出传统的近代性，与法国启蒙大师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描绘的可操作的近代政治蓝图不可同日而语。《明夷待访录》的这种性状，真实反映了中古晚期的中国初级启蒙思想的特征。

《明夷待访录》在“破旧”与“立新”两方面的努力，反映了17世纪中叶中国政治哲学所能达到的时代极限。在“破旧”方面，它基本上完成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此后，以词锋锐利著称的17世纪末叶唐甄的《潜书》、19世纪初叶龚自珍的《明良论》《壬癸之际胎观》、《乙丙之际塾议》等清算专制主义的论著，都没有多少超过《明夷待访录》的内容。即使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近代民主主义者批判君主专制的言论，也与《明夷待访录》的意蕴乃至语言相当近似，我们阅读冯桂芬1861年的《校庐抗议》、郑观应1875年的《易言》、王韬19世纪80年代的《园文录外编》、康有为、梁启超19世纪90年代的政论，均有此印象。20世纪初邹容的《革命军》已大量采纳西方近代民主理念，但在说明革命是为着排除“障碍吾国民天赋权利之恶魔”时，所作的历史论证也效法《明夷待访录》的思路和用语:

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无所谓臣也。若尧、舜，若禹、稷，其能尽义务于同胞，开莫大之利益以孝敬于同胞，故吾同胞视之为代表，尊之为君，实不过一团体之头领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后世之人，不知此义，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盗巨寇，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

将邹氏这段横议与此前二百多年的黄氏《明夷待访录·原君》对照，除新增“平等”、“自由”、“天赋权利”等从欧美引进的新术语外，好像出自同一手笔。

在“立新”方面，《明夷待访录》还保留着若干“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学校》)这样的陈旧论调，当然更不可能提出三权分立、君主立宪、人民主权、民主共和之类理念，但透过其传统的表述方式和古典词语，可以发现它的若干观点所指示的方向，隐约与近代政治大体一致。

近代政治的走势是以“民治”代“君治”、“群治”代“独治”，主张制衡和分权。《明夷待访录》对传贤制的赞赏、对世袭制的批评，以相权分君权的设计，对领主分权的追怀(如《封建》说“若封建之时，兵民不分，君之视民犹子弟，民之视君犹父母，无事则耕，有事则战”云云)，这些论述虽然都未脱出古色古香的衣衫，但其指归却与近代政治相似。

近代政治认为公民应当议政并监督政府，声言保障公民权利是政治的基本点。《明夷待访录》力倡学校议政，公是非于天下，又强调“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其趣旨也与近代政治庶几相当。

近代政治使“臣民意识”转向“公民意识”，使社会关系从“身份”演为“契约”，变“人治”为“法治”。《明夷待访录》批判“君主臣奴”、“君父民子”论，倡言君臣同事、君臣师友论，否定君臣等同父子，将君臣关系规定为可变更的合作关系，又认为“有治法后有治人”，其意蕴亦与近代政治相通。

正因为《明夷待访录》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展了总清算，又提出若干新的政治理念，虽然在作者的时代受到冷落，清中叶还被列为禁书，但时至清末民初，当政治启蒙的使命提上日程之际，吸取西方近代民主理念的觉醒者从这部蒙上厚重尘埃的著作中找到了本土文化的印证。梁启超在回顾自己投身变法事业的精神历程时说:

我们当学生时代，(《明夷待访录》)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②

谭嗣同则指出:

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为王船山之《遗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仁学》卷下)

谭氏看重《明夷待访录》的，是其对君主专制的深切批判。梁启超进而谈及是书在清末民主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③

梁氏称梁、谭“倡民权共和之说”，不甚确切，说他们“倡民权及君主立宪之说”则较为恰当，本文不拟深论于此，而特别注意梁氏文字的以下意蕴:维新派在向国人宣传从西方输入的“民权”、“立宪”理想时，曾大力借助《明夷待访录》，而此书在民众间广为流播又确实推动了“晚清思想之骤变”。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表明，作于前近代的《明夷待访录》为二百多年后的近代中国政治启蒙提供了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中国人接纳来自西方的民权、立宪、共和、民主等理念，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明夷待访录》之类“晚明遗献”提供的思想资源作底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代表作，是中国开启先河的政治启蒙书。

注　释

①陈登:《国史旧闻》第二分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1页。

②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