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的法国

启蒙时代的法国

法国历史学家洛歇(Daniel Roche)在《启蒙时代的法国》(Arthur Goldhammer英译，哈佛大学出版社)中颇多新的观点。他主要的论点是不要以法国大革命的后见之明去看先于它的启蒙时代。他的意思是说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固然直接受启蒙思想的激扬，但启蒙时代社会的变迁，包括制度的递邅、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意识的变化(特别是对政府的态度和自我意识)才是更具有历史意义的考察对象。

以法制为例，洛歇说，政府对司法并无绝对的垄断。各种法庭并立:宗教的、市政的、领事的、经济的、海事的、军事的以及贵族专属的庄园主的等等。在巴黎城区，每两个至三个教区就有一个庄园主法庭。此外当然还有王室直接管辖的一般法法庭，这是城市社会的法制主干，洛氏说，“这些法庭内隐藏着挑战王室权力的力量。”换言之，到了启蒙时代，法国虽然仍处于王室统治之下，但社会已发展到了王室权力并非绝对集中的阶段。

再以当时人民的物质生活为例，洛氏以厨房设备和家具工业的发展为例详细地作了铺叙。他举例说，在1775年，只须列举20种家具便可以刻画一间房间的特性，到1782年，这个数目数加到了27，到1800年，就更猛增到50了。而且家具的制造也不再从属于建筑，而有了自己的规律:力求适合人体。厨房用具、卫生设备和家具都以增加人的舒适为目的，这一改变其实是革命性的(经历了17和18世纪)，是和人的社会活动的增加分不开的。洛歇把这种演化称为“生活的胜利”。和它并进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乐观情绪，一种对科学知识的重新估价——愈来愈注重物质和实用。用洛氏的话说，“对人类生活情况的蔑视让位给对人的创造财富和价值的能力。”洛氏认为，正是这种改变进一步引起了自我意识的改变:“个人隐私概念的形成和个性的伸张。”洛氏在这个论点上援引了社会人类学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的观点，认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是个人而与之相对的古代社会则是整体的、受人的集体观念所支配的。(见路易·杜蒙:《关于个人主义的论文集》，巴黎，1983)他说人的观念，从前是宇宙性的，即人只是宇宙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在现在，则是社会性的，即完全取决于个人之间的联系。而启蒙时代正是新旧两种观念交替的时代。因此，各项自由的提出，不仅涉及原则和观念，更要联系属于“个人的前夜”的一切，而自我属于一个相对新创的概念范畴，它有赖于家庭、企业和个人思想的发展。评论者P.N.Furbank在这里指出，在启蒙时代之前，蒙田的散文和丢勒的画作中都已有突出的自我概念。Furbank因此认为洛氏和杜蒙所说的自我不尽出于同一意义。他认为杜蒙所说的自我是政治意义的，而洛歇则是心理意义的。不过我对Furbank的说法颇有存疑，至少蒙田和丢勒的自我更像是广泛客观对象之一，并不含有与社会或集体对立的意味。

Furbank在另外几点上也提出了与洛歇不同的看法，例如在对伏尔泰和卢梭的理解上，以及在洛歇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上，即法国人何时开始打破对“政府”的神话。关于后者，Furbank认为洛歇的答案似乎是18世纪中叶，亦即在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流传以后，但Furbank本人却认为1648年所发生的巴黎议会与路易十四之间的冲突(最后以路易十四被迫就范告终)应该已是对这一神话提出挑战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