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的认同危机

当我们把媒介批评视为一种叙事时，就不得不承认媒介批评不仅反映了人们对媒介社会角色的期望，更是批评者自身境遇与立场的反射（谢静，2005）。然而，出人意料的却是，意见分歧并不是按照批评者的身份划分，而批评者的身份本应当是其境遇和立场最明显的指针。

在有关付费采访的讨论中，直接的利益关涉者（stakeholder）是两类主体:采访者和采访对象，即新闻从业者和名人专家教授。有关话语分析却显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付费采访的阵营中都有这两类人物。

新闻媒介发表的评论是其表达立场的一种重要手段，无论是其内部评论员还是专家学者的评论。而以客观报道形式出现的新闻也并非全然客观，比如《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报道《教授收采访费是另一种有偿新闻在国外是丑闻》^[44]、《你怎样看待记者的采访要求》^[45]。当然，也有记者编辑直接在新闻报道中以被采访者身份表达意见，如《孙道临接受采访要收费　引新闻、娱乐界热评》的报道中，除了专家和艺术家的意见，也有“某报记者小余”和“某报编辑小钱”的意见。有趣的是，他们是那篇文章当中仅有的两个匿名消息来源，也是仅有的新闻从业者。而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媒介发文的从业者小七^[46]、十年砍柴也都是匿名的。

专家教授的分歧更加明显，鄢烈山、张远山、杨立新、李良荣、马少华等明确支持付费采访，而易宪容、贺卫方、陈杰人、喻国明、李希光等则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反对。其中李良荣、马少华和喻国明、李希光的双重身份及其立场表达耐人寻味。他们都是新闻学的教授，从专业划分来看，既可以看做新闻专业人员，又可视为专家，尤其是马少华和李希光都有较长时间的新闻从业经验，马少华在发表评论时更明确表示是“作为前新闻工作者和现新闻学老师”发言。

这种意见分歧在近年的媒介批评话语中并不常见。过去，无论是对知情权、舆论监督的摇旗呐喊，还是对有偿新闻、虚假新闻的口诛笔伐，新闻界的意见都是压倒性的统一。其实，付费采访所涉及的新闻业与新闻来源的关系问题，对于新闻界来说，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这些概念。按照罗胥克（B．Roshco）的说法，新闻报道的“知晓性知识”本质“使得记者必须依赖新闻来源”（罗胥克，1994:99）。现在，新闻界将是否付费这一后台问题公之于众并且互相揭底咒骂，实质上无疑暴露出新闻业界以及社会公众围绕这一关键问题发生了观念分裂，新闻业出现了认同危机。

从建构性社区的观点来看，采访索酬事件就是这样一个“热点时刻”，但是有关批评却未能达成一致，人们对采访者和采访对象的关系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其实，付费采访在新闻媒介并非新事物，2000年年底至2001年年初北京老山汉墓发掘时，中央电视台即以300万元的价格从北京文物部门“购得”了独家新闻报道权；2001年，姜文接受汤姆网站（网址:Tom．com）的专访，获得该网站支付的1万港元酬劳；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体坛周报》和《足球》以“封口费”的方式买断部分国脚的采访权；目前许多媒介流行的“有奖报料”也未尝不是付费采访。

这一事件之所以成为“热点时刻”，是因为它凸显出人们对于媒介的社会身份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看法:有反对付费采访者即以媒介是公众知情权的代理、是公共服务机构为出发点；而赞成者则以经济主体视之，指出其商业运作的实质。如果说媒介的这种双重属性在10年前为其赢得了社会支持和新的发展空间（谢静，1997），那么今天却已经成为其社会合法性危机的源泉。当媒介以公共服务为旗号开始讨伐采访索酬之时，总有批评指出其商业属性的实质，戳破其自我塑造的英雄形象。新闻业本欲借这一“热点时刻”强化其专业认同，孰料反而导致了更为严重的认同危机。当前新闻业的认同危机与任何组织的认同危机一样，势必导致内部功能障碍和外部适应性问题。

新闻业认同危机的一个重要表征或后果是行为失范。规范是专业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Beam，1990），与其社会合法性密切相关。当新闻专业的社会合法性得到认可的时候，其专业规范不仅有利于内部认同，而且能保障其社会功能的实施。二者关系如图2－1所示。

图2－1　专业规范与专业认同的关系

当前，新闻业面临的问题是:社会合法性遭受质疑，传统惯例——无偿采访——在业内无法步调一致，在外部又遭遇了采访对象的挑战。因此，重构认同成为必然。

根据职业社会学的观点，社会是阶级、身份团体和其他社会实体的角斗场，为了维护自身权威与利益，一个专业作为整体必然要与其他社会行动者不断地进行协商（讨价还价，regulative bargain），此即拉森（M．S．Larson）所谓的“专业工程”（参见Macdonald，1995）。协商规范就是当前新闻业一项重要的“专业工程”。不过，如果仅从专业的角度进行思考，往往会以该专业为中心而忽略了其他社会行动者的作用；当专业规范遭到挑战时，专业人士难免错愕不解，难以适应。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任何组织都处于完全开放与完全封闭的联系之间，正是开放程度决定了组织的身份认同。因此，当组织与环境的界限日益模糊时，“建立一个统一、明晰、持久的身份认同”（Cheney　＆Christensen，2002:251）成为组织文化建设的目标和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