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功能和因果关系

复杂功能和因果关系_大众传播的效果

研究者已经观察到，逃避现实类的媒体素材——特别是日间连续剧，发挥的功能远比上文引述的研究结果复杂得多。

在这方面有一项经典实验，即赫卓格（1944）通过五个不同的实验小组来确定“我们对于日间广播连续剧听众是否真正了解”。［18］实验对象包括全国范围内的非农业女性，爱荷华州和俄亥俄州伊里县的人口横向样本，雪城、孟菲斯市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抽样成年女性，和150名来自纽约和匹兹堡的知名广播连续剧听众的补充样本。

赫卓格发现，广播连续剧能为听众带来极大的心理满足感，或者用本书术语来说，能为听众提供许多功能。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这些功能基本可分为两类：提供情绪释放和提供帮助、建议。

情绪释放

通过研究，赫卓格发现大多数女性听众都认为广播剧故事“是情绪释放的一个渠道。她们喜欢广播剧为她们提供‘哭泣的机会’；她们享受那种突如其来的‘惊喜、高兴和伤心’”，并且“在知道别人也遇到麻烦后，她们心里会感到舒服些”。［19］

比如，一些女性听众当得知不是只有自己遭遇不幸时，心里会感到十分慰藉，并会积极地学习女主角面对问题时的乐观态度。正如一名受访女性听众所讲：

“在《穿白衣的女人》（Women in White）一剧中，女主角的哥哥即将要奔赴前线打仗了。她会劝说自己哥哥是去为国家作贡献了。当我听到这样的故事情节时，我也会想到自己在前线的儿子，并会劝说自己我的儿子不仅是我自己的，他还是这个国家的。故事中的哥哥与家庭成员关系很亲密，他离开家的时候说不用担心他，他会平安归来的。”［20］

另外一些女性听众表示广播剧会拉近她们对梦想的期望，并提供替代参与的机会，因此，

当一个婚姻幸福的女人的丈夫不幸得了慢性疾病后，她会听像《维克与萨德》（Vic and Sade）这样含有“有趣剧情”的广播剧，并假设她和她丈夫就是剧中人物。还有一名女性，她的女儿离家出走嫁给了一个“一周只在家里待两晚上”的男人。她所列出的最喜欢的广播剧是《戈德堡一家》（The Goldbergs）和《奥尼尔一家》（The O’Neils），这两部剧描绘的都是幸福的家庭生活和一位成功的妻子和母亲。［21］

赫卓格的研究还发现，广播剧对少部分女性听众带来的情绪释放作用较为复杂：身处困境的听众会将剧中人物的悲伤当作一种心理安慰。因此，

一名失去丈夫、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单亲母亲说道，她最喜欢广播剧《山顶之屋》（Hilltop House）里的女主角，并感觉“在孤儿院工作的女主角不应该选择结婚”。为了获得更多的心理补偿，这位受访的女性甚至希望她最喜欢的女主角可以遭遇更多的不幸：失去丈夫，没有孩子，将自己的全部时间都奉献给孤儿院的孩子。［22］

在某些个案中，广播剧还会使听众感到一些与众不同：

在将自己和自己遇到的小困难与剧中遭受苦难的男、女主角联系起来后，听众通过广播剧找到了一个将她们的痛苦无限放大的机会。她们通过这样的联系表明她们经历过更为强烈的情绪波动变化。［23］

简而言之，广播剧能从不同方面为听众带来情绪释放：暗示听众并不是只有她们在经历痛苦，并提供一种更为舒适的方式对她们进行劝慰；拉近听众与曾经的梦想之间的距离；为听众提供较为复杂的心理安慰作用，这可能包括自我惩罚、挑衅和强化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

沃纳和亨利（1948）就日间连续剧作用于听众的情绪释放也获得了相似的研究发现，我们将会在下文详细介绍。其他作者就媒体中逃避现实类题材的传播效果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但是都没有像赫卓格（1944）这样进行详细的描述。比如，早在1939年，阿尔比格就表明非现实类的电影会为观众带来巨大的心理安慰感。［24］通过个案研究，韦普莱斯、贝雷尔森和布莱德肖（1940）发现，大众媒体能为受挫败的受众带来安慰，因为媒体素材中成功人士的事例会使受众有一种同感式成就感。［25］最近，埃尔金（1950）通过一项关于西方电影的定性内容分析发现，这些电影很容易使儿童将自己等同于电影中自信又成功的主角，并因而不由自主地认为会获得长辈的认同；同时，当自己没有达到长辈的期望值时，他们的内心愧疚感也会减弱。

提供生活功能的学校

由赫卓格（1944）首先提出的广播剧的另一个功能，引起了之后有关广播剧对社会是否有益的大量讨论与争议。

赫卓格发现，许多听众都将广播剧当作获得处理生活问题的建议的来源。比如，在爱荷华州2500名听众中：

有41%的听众声称自己通过广播剧更好地解决了生活中的问题……仅仅只有28%的听众（声称）没有获得帮助。剩下的听众认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或是不知道通过广播剧可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听众拒绝回答这个问题。［26］

在某些情况下，广播剧实际上是为受众带来各种同感式参与的机会，而不是他们所认为的对生活问题的处理提供建议。这些被受众主观认为能提供帮助的广播素材通常出现在一厢情愿的梦想（或是日间连续剧）中。比如，少数受访者声称，他们会通过广播剧故事情节萌生希望获得大量财富的想法。正如其中的一位受访者解释的，虽然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她还是会认为，“事先设想自己该如何花费这么一大笔钱是一个不错的想法”。［27］

但是，在其他实例中，一些女性受访者表明她们从广播剧中学习到了一些知识。例如，一名女性就感觉到，

“……《大卫爸爸》（Papa David）帮助我在丈夫弗雷德下班回家后保持愉快的心情。当我心情保持愉悦时，虽然会感到疲倦，但是不再会乱发脾气了。《戈德堡一家》是另外一部能教我如何保持心情愉悦的广播剧。剧中戈德堡先生下班回家后总是无故责骂但却没有任何恶意。我现在透过戈德堡先生开始或多或少地理解我的丈夫弗雷德了。我的办法是当弗雷德开始大声嚷嚷的时候，我会称他为戈德堡先生；弗雷德回家后也会称我为莫莉太太（剧中人物名字）。现实生活中，丈夫是很难理解妻子到底经历了些什么的。这些故事会帮助我开始理解我的丈夫。如果妻子在丈夫回家后多表达些关怀，他们会感觉舒心些。我时常会感慨如果我的妹妹平日对她的丈夫能够多表达些关怀，她今天也不会走到离婚这步。”［28］

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女性通过广播剧学习到的经验是肤浅的。正如下述女性受访者评论的，

“贝丝·约翰逊能教你如何管理孩子。剧中女主角贝丝能够管理好任何年龄段的孩子。现实中大部分的母亲会打自己孩子耳光，但贝丝不会这么做。我认为这样很好。我会借用贝丝的方法来管理自己的孩子。”［29］

“我喜欢海伦·特伦特（某广播剧的女主角）。她是一个年龄超过35岁的女人，但是她从来没有染过发。她利用自身的魅力来获取男人的爱慕，而且她确实做到了。如果她能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一直不承认自己正在变老这一现实，但却不怎么见效。我有时还会出去做头发来让自己显得更年轻些。通过这些故事我开有勇气接受我在变老这一事实了，并开始学会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30］

“当我侄子的妻子因为难产去世时，我借用了广播剧中保罗给克利福德的建议——克利福德的妻子也是因为难产而去世的。”［31］

这些女性听众也会让她们的朋友去听广播剧，因为这样一来，她们只是意见提供者，不用为最终的结果负责。

“我楼上的女邻居经常想听取些我的意见，我就会建议她去听广播，因为广播里面的人物要比我聪明得多。她的担忧主要来自于她的文化程度不高，她担心她的女儿长大成人后会比她聪明得多。我告诉她去收听《珍妮阿姨》（Aunt Jenny）来学习英语和《女孩桑黛》（Our Gal Sunday）来提高自己的修养。我认为如果我直接告诉她该怎么做，她若真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会感到内疚。如果她的一些做法是从广播剧中学到的话，那就不会是任何人的错误了。”［32］

从广播剧中学到的最好经验就是保持冷静、不作为，因为事情总会在最后出现好转。

“广播剧会帮助你聆听他人的故事。当海伦·特伦特遇到大麻烦时，她非常冷静地处理。所以我们需要向海伦学习，当遇到麻烦时不要心烦意乱。”［33］

“我学到的是当真遇到问题时，不要钻牛角尖，否则你会疯掉的。”［34］

“这些故事会告诉你事情最后都会有所好转的。”［35］

社会健康和因果关系

赫卓格（1944）继续对广播剧的心理健康和社会价值的教育意义做出评论。她认为，受访者的说明能促使我们思考广播剧所提供的意见和心理慰藉的准确性。［36］此外，正如我们之前所列举的，赫卓格在她的研究中还发现，广播剧中使女性感觉她们能做足准备的情景往往是不现实的；虽然女性听众自认为她们是在为真实情景做准备，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她们往往是美好意图多于实际行为的改变；广播剧中提供的建议常常是一个非常表面的、现成的公式，缺乏真实可行性；女性通过广播剧学到的最好课程就是遇事要沉着冷静，并且坚定地相信什么事情到最后都会有好的结果。赫卓格对于最后一点给出的评论是：“虽然保持冷静是人们处理危机时所需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但是，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37］

关于由逃避现实类媒体素材所引起的情绪释放和提供生活功能的作用也被其他研究者证实，包括沃纳和亨利（1948）及贝林（1959）提供的相关研究结果。［38］但是，沃纳和亨利却提出日间广播剧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有益的。基于这点，我们也可以说赫卓格（1944）及沃纳和亨利（1948）的观点是相互矛盾的。

然而，上述结论却过于简单化，因为这两项研究是基于不同的标准来探讨广播剧对听众的作用，且这些标准又与广播剧是否会使听众产生相应的世界观紧密联系；又或者听众就广播剧做出的反应是因为他们已经具有了与其相呼应的世界观。上述两项研究都没有很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却都围绕这个问题开展了研究，并且获得的一些数据都清楚地显示了它是如何与该问题相关联的。这些数据是通过不同的方法获得的，因此它们被挖掘出的意义也迥然不同。

赫卓格（1944）开展的是“广播听众与非广播听众的对比研究”。她表示，“这样的分析自身就容易走向谬误推理”，并且无法对因果关系做出准确定义，但是她同时感觉到，“这种对比对全面理解某一问题是必不可少的”。［39］

赫卓格依据自己的假设就广播听众和非广播听众的特点进行了大量对比。她的假设如下：广播听众通常较难融入社会关系；他们的眼界也比较狭窄；他们往往只专注于自己的个人问题，却对公共问题漠不关心；他们常常处于焦虑和沮丧状态。［40］因此，他们更容易通过收听广播节目来暂时忘却现实中遇到的问题。

但是，通过实际调查，赫卓格发现广播听众与非广播听众表现出的特征并无显著差异。比如，非广播听众与广播听众一样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具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并对社会事件表示关心。广播听众也没有像赫卓格之前假设的那样“常常处于焦虑和沮丧状态”。因此，赫卓格将两组成员都大致划入“健谈”和“情绪健康”范围之内。［41］

值得注意的是，广播听众和非广播听众在某些细小方面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这主要集中在受教育程度为小学毕业的女性广播听众群体中。与非广播听众相比，她们更喜欢阅读神秘故事和杂志，如《真正的忏悔》（True Confession）和《家庭》（House－hold），而很少阅读历史小说以及像《时代》和《纽约客》这样的杂志。她们也不常参加投票和政治活动。她们收听广播的时间也较长，会收听几类固定的新闻节目，但很少包括商业类节目。赫卓格将此类女性听众划分到“自信”平均范围之下和“活力”平均范围之上。［42］

除了微小差异之外，我们对广播听众和非广播听众之间相似特点的意义也是很难解释的。比如，即使我们得知广播听众和非广播听众一样关注社会事务、积极参与活动，我们也很难知道她们参与选举投票少的原因。根据数据，我们唯一得出的结论是，广播听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阅读兴趣较为狭窄，收听广播节目的时间较长，且许多听众不太自信。

因此，根据赫卓格的数据，我们没有充分理由假定人们的个性特征和行为方式决定他们是否成为广播受众，或决定他们对广播剧做出的反应。同理，我们也没有充分理由假定广播剧影响他们的个性特征和行为方式的发展。简单而言，赫卓格的对比研究本身既没有展现出广播听众和非广播听众之间的明显差异，也没有展现出广播对听众的社会影响。

这样一来，像赫卓格这样的批判性研究者就会不可避免地思考，为什么他们获得的数据不能充分、恰当地为相关问题提供准确的答案。例如，赫卓格的调查数据绝大部分是以听众的公开行为为主，并没有将重心放在广播对听众行为产生的心理影响上。赫卓格本人也不断重复提及这样的局限性。她提到，“不管是广播听众还是非广播听众，［43］社会关系可能会对他们产生不一样的心理效应”；“关于广播是否影响听众的实际投票选择的说明需要待定，因为我们还需要更多有关听众个人性格特征的数据”［44］和“在大众传播未来发展领域中，一个清晰、重要的研究路线就是我们需要对广播听众和非广播听众性格特征方面的呈现做更为仔细的调查”。［45］

拉扎斯菲尔德和迪纳曼（1949）通过他们的观察也得出了与赫卓格（1944）相似的结果，即广播听众和非广播听众在教育、兴趣爱好、投票热情度和阅读习惯等方面的细微差别。

更多有关广播剧听众的性格特征和广播剧对听众造成的影响的数据在沃纳和亨利（1948）的研究中被详细提及。值得注意的是，沃纳和亨利获得的数据偏向于定性数据。

简单而言，沃纳和亨利通过采访和投射测验来研究广播剧听众的性格特征及广播剧对他们产生的效果。他们得出的结论与之前描述过的赫卓格（1944）的结论在很多方面都接近。但是，沃纳和亨利却认为，广播剧忠实听众的世界观与剧中所表达的世界观十分接近。因此，他们认为，广播剧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是有益的。

具体来说，沃纳和亨利的重点调查对象包括62名经常收听广播剧《大姐》（Big Sister）的女性听众和用作对比参照的5名不听广播剧的女性。所有的听众都是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这是沃纳和亨利眼中典型的广播剧听众的社会地位和职业）［46］，而那5名非广播剧听众则来自较高的社会经济阶层。

个人性格特征数据是通过“主题理解测验”获得的，并且所有实验对象都要完成心理测验中的题目。测验结果使沃纳和亨利得出的结论是，某些特定的性格轨迹、冲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可以被认作是那62名广播剧听众的典型特征。具体来说，受调查的广播剧听众的特点是“想象力低下、脆弱的心理承受力……和经常性的抑制冲动”。沃纳和亨利还发现，她们的外部世界是以家庭为主的、单调乏味的，并且个人价值是不被体现的，但是她们却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她们的人际关系被沃纳和亨利认为是“模式化的”和“受压抑的”。这两位研究者强烈地感觉到，62名受调查的女性广播剧听众一直“纠结于个人控制”，担心她们不会成功，并通常“希望通过外部媒介来获得一些启示”。［47］

沃纳和亨利指出，《大姐》的女主角（露丝）在许多方面都与受调查的女性广播剧听众相似，且在另一些方面能表达出她们内心渴望做的事情。露丝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丈夫；她所选择的生活是为家庭服务，拒绝个人职业发展、拒绝以自我为中心，并抑制性冲动。她的世界以家庭为中心，外部世界仅能在与家庭相关的方面影响她。露丝遇到的问题远比听众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更多、更戏剧化，但是听众仍会觉得露丝的问题和她们生活中的问题一样真实。露丝是通过诚实、耐心和道德正义感来解决她所遇到的问题的——听众也惯常依赖这些品质。露丝与听众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她是通过积极的方法主动控制自己所面临的处境，使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48］相反地，听众通常会觉得她们对家庭问题是无能为力的。

在考察《大姐》对忠实听众所产生的影响方面，沃纳和亨利采用了“口述投射测验”［49］的方法来请实验对象将有关剧中人物的剧情碎片拼接完整。结果显示，忠实听众拼接的结局就是《大姐》的结局，而那5名非广播剧听众所提供的结局则完全不一样。她们提供的结局，在沃纳和亨利看来，更加贴近现实。

沃纳和亨利相信通过他们的实验结果，我们可以得知“《大姐》是如何成为符号象征系统的”，和女性是如何期待剧中的情节可以发生在自己现实生活中的。［50］但对此，笔者的疑问是：投射测验的准确性是否受到实验对象对广播剧熟悉度的影响。比如，即使将不完整的剧情呈现给《大姐》的忠实听众，她们也能合乎情理地把这些情节拼接成符合剧情的发展模式。在笔者看来，把对剧情的熟悉度作为实验对象价值观的表征是不符合逻辑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沃纳和亨利还是大量证实了实验的合理性。比如，听众相信女主角露丝在剧中遇到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是可能发生的。此外，通过采访和投射测验，沃纳和亨利发现广播剧对于听众可以形成多样化的积极支持作用。

1．广播剧“减少女性听众对生活的无聊感”，并“增强她们的自我价值感”，因为，

广播剧将妻子在基本生活中的重要性戏剧化地拔高了……并向听众展示了女主角不仅将家庭放在了首要位置，还能高效地处理各种琐碎的家庭问题。［51］

2．广播剧通过几种方式能增强女性观众的“安全感”。

（a）广播剧“传达的道德信念、价值观和技巧为女性听众解决情感和人际关系问题提供启示”。［52］

（b）广播剧能帮助“巩固婚姻关系”。［53］

（c）广播剧能使女性听众清晰地了解露丝是如何主动掌控自己的家庭环境的，以此来弥补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

（d）通过向听众展示“善恶终有报”的剧情使听众乐观地认为她们能够解决生活和家庭问题。［54］

3．广播剧会使“听众的道德感得到升华。首先，听众会无意识地辨认出剧中的坏人物。随后，听众会有意识地认为应该通过故事情节来惩罚这些坏人物”。这些都表达了听众对露丝剧中做法的认同。［55］

因此，沃纳和亨利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广播节目有利于个人、社会健康，它会帮助听众适应现实生活。此外，广播节目

……有利于增强和巩固我们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家庭。广播节目会将家庭危机戏剧化，会呈现出理想的价值观。因此，它对于女性听众而言，会成为构建美好生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帮助女性听众（像露丝一样）积极采取行动并获得相应力量。［56］

现在看来，赫卓格（1944）及沃纳和亨利（1948）的两项经典研究并不“矛盾”，反而在某些方面是相互支持的，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又极为不同。总体上，两项研究都基本认同广播剧对听众形成的传播效果，但是对其社会价值方面的评价却相差甚远。赫卓格（1944）批评了广播剧没能让听众形成社会意识，也没能让听众获得对环境的掌控能力。但另一方面，沃纳和亨利（1948）却称赞广播剧可以帮助听众直面社会现实并提高听众对环境的掌控能力。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可以延伸出很多有意义的问题，但是却不能仅仅只靠研究就可以得知，并且也超出了本书的探讨范围。

这两项研究在探讨广播剧听众和非广播剧听众是否在本质上相同或不同上也持有不同观点。赫卓格（1944）将两组成员（广播剧听众和非广播剧听众）就参与社会行为的积极性进行了对比。她发现，两组成员并没有显著差异，并且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研究来对比两组成员的心理特征。沃纳和亨利（1948）却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听众的社会行为上，而是集中在听众的态度、价值观和心理特征上。沃纳和亨利认为听众本身就具有独特的心理特征和世界观。

这两项研究因此共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却没有给出确切答案：是逃避现实类题材使听众形成了特定的价值观和行为特征，还是之所以成为忠实听众是因为他们本身已形成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呢？

虽然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但是还没有研究者对其进行直接研究，大量相关的数据是针对其他问题的。

对逃避现实题材的沉迷：原因还是效果？

继赫卓格（1944）及沃纳和亨利（1948）之后的研究结果强烈表明，逃避现实类的媒体素材不是形成忠实受众价值和行为取向的主要推动力。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显示，高频率接触虚构类传播素材与受众心理特征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受传播外部因素的影响。

比如，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1955）发现，具有高度紧张感的女性通常要比正常女性更频繁地接触基于真实故事改编的广播剧和电影杂志。另外，通过里卡蒂（1951）的研究，我们可得知5—8年级经常收听广播剧或是阅读探险类故事的儿童的幸福感、社会适应能力、想象力和整体学业表现都低于同龄其他儿童。尽管我们还无法从这些数据中得知因果关系的方向，但是已呈现出的受众性格表现更多是作用于受众的传播喜好，而不是源于传播喜好。

研究显示，年轻受众的传播喜好和他们使用媒体素材的习惯也与群体规范相关。比如，赖利夫妇（1951）发现5—7年级的儿童对幻想类题材产生的不同形式的反应取决于他们是否为同龄群体成员。只有家庭组成员的儿童显示出了对小动物漫画的浓厚兴趣，并通常将动物英雄（比如：兔八哥）描述成“捣蛋鬼”“无忧无虑的”和“侥幸成功者”。［57］赖利夫妇认为，家庭要求比同龄群体要求更易使儿童产生受挫感，因此主要受家庭规范影响的儿童会崇拜虚构的、可以逃避责任的英雄人物。另外，前文已经提及，年龄稍大的、非同龄群体成员的儿童会清楚地意识到“独行侠”这样的人物是虚构出来的，且会成为令人逃避现实的刺激物。但是，同龄群体成员却会将相同的内容当作是集体游戏的灵感来源。比如，在年纪稍大的同龄少女群体中，有关约会和爱情的素材会受到同龄群体中较受欢迎成员的青睐，但同时会被不太受欢迎的成员当作建议来源。总而言之，赖利夫妇发现，逃避现实类的题材更受具有较强挫折感儿童的欢迎，并会被他们当作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和建议来源。

可能受这些指示的启发，麦科比（1954）试图探索儿童受挫感与观看电视时间之间是否有直接关系。数据是通过访问379名中、低阶层妇女获得的，她们都是幼儿园儿童的母亲。报告中并没有提及这些儿童观看的电视节目类型，但是根据年龄推断，他们观看的电视节目应该是以逃避现实题材为主。麦科比本人所考虑的也主要是幻想类电视节目对儿童造成的影响。

访问探寻了儿童观看电视的习惯和九个领域中家长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包括：家长对孩子做出挑衅行为时的反应、对发生性行为的态度、对生活整洁的要求、“情感关系”等。［58］每一位受访母亲的孩子都要在这九个方面就自己的受挫感给出评级。在中产阶级儿童中间，麦科比发现了受挫程度与观看电视时长之间的关系非常明显，但是在较低社会阶层的儿童身上却不太明显。麦科比试图用这两个阶层中成人观看电视时间的差别来解释现在的研究结果。她的看法是，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孩子与家长会在一起做很多事情，因此当孩子感到受挫时，他们会转向看电视。因此，他们在受挫时看电视的时间自然会长。然而，在较低社会阶层的家庭中，看电视已成为家长和孩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孩子通过观看电视来逃避现实问题的做法从数据上看来是不明显的。

重度接触大众媒体的儿童是现在至少三项调查的重点研究对象：沃尔夫和菲斯克（1949）、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以及贝林（1959）。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前两项研究并没有试图将对虚构题材着迷的受众与对其他题材着迷的受众区分开来，但是总体来讲，研究中涉及的媒体素材是以逃避现实类题材为主的。另外，这三项研究都发现，重度接触大众媒体的儿童是以逃避现实为目的而使用这类媒体素材的。

沃尔夫和菲斯克（1949）研究的是“漫画书对儿童的影响”。［59］他们发现，样本中37%的儿童是“漫画迷”，［60］这些漫画迷在阅读内容、时间、数量上都不同于一般的漫画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漫画迷通常会阅读全部的故事情节，且会“完全沉浸在这些故事情节中……忘记现实世界的存在”。［61］正常情况下，大部分儿童是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阅读不同的漫画：从初级阶段“有趣的动物漫画”到中级阶段“不可战胜的英雄”（比如：《超人》），再到高级阶段“真实或经典类型的教育漫画”。［62］但是，对于漫画迷来说，不论年龄增长与否，他们始终处于阅读不可战胜的英雄类漫画的中级阶段。他们不像其他阅读者一样认为超级英雄漫画是“一种夸大自我的方式”，反而认为英雄是“无所不知的……与自己是两个极端”。［63］对此，沃尔夫和菲斯克指出，

很明显，儿童漫画迷是缺乏安全感的。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超级英雄，而是一个神，一个与人类不同的、完美的创造物，致力于保护缺乏安全感的儿童。［64］

在某些情况下，漫画迷是十分崇拜书中的超级英雄的，并且强烈地相信能从超级英雄那里得到慰藉。［65］在重复漫画内容方面，85%对漫画着迷的儿童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故事情节进行调整。漫画迷在“神经敏感的”儿童群体中出现的频率要高于“正常”或“神经错乱”的群体，［66］且在“身高低于平均高度”的儿童群体中发现的漫画迷是“身高高于实际年龄”群体的三倍之多。［67］这些数据强烈地证明，“在成为漫画迷之前，这些儿童的问题就已经存在”，［68］并不是因为阅读漫画才产生的。

在涉及多方面英国儿童和电视关系的研究中，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将重心放在了“电视迷”上，他们将电视迷定义为“每一年龄组三分之一成员中观看电视时间最长的儿童”。［69］他们在最一开始发现，智力较低的儿童更容易成为电视迷。接着，他们根据智力、性别、年龄和社会阶层将对电视着迷的儿童和偶尔观看电视的儿童进行对比来寻找更多有关于性格特征的数据。结果显示，与偶尔观看电视的儿童相比，对电视着迷的儿童在心理担忧方面的得分较高。［70］不管是在由他们自己还是由老师完成的列表中，结果都显示对电视着迷的儿童经常会感到“担忧”“害怕”“害怕被其他孩子拒绝”和“担心会长大”。［71］他们还发现，对电视着迷的儿童不像偶尔观看电视的儿童那样经常拜访朋友或与朋友一起玩耍，他们“喜欢……别人替他们把事情做好，而不是自己主动去做或是探索”。［72］这样的差异性也在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对比重度电影爱好者和偶尔观看电影者的研究中准确地体现了出来。另外，在这两项研究中，对电视着迷的儿童和重度电影爱好者还是重度广播听众和重度漫画阅读者。电视迷与偶尔观看电视者的品位大致相同，除了他们之中更多的人喜欢“家庭连续剧、探险和神秘类节目”，较少的人喜欢喜剧和综艺节目。［73］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研究中所有对电影、电视着迷的儿童倾向于使用所有的媒体素材来满足他们“想要逃离实际情况的需求”。［74］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认为：

在电视走进家庭之前，重度接触媒体的儿童和媒体一般使用者之间的差异就已存在。研究结果也解释了为什么对电视着迷的儿童比同龄、智力相似、同一社会阶层的儿童观看电视的时间要长。在相类似的分析电影和儿童观众关系的研究中，对电影着迷的儿童与对电视着迷的儿童呈现出相似的特点。当电视还没有出现时，儿童会通过看电影和收听广播来满足自己想要逃离实际的需求。［75］

就此，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给出的结论是媒体不是主要推动力。他们认为：“电视迷之所以成为电视迷，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性格特征所致。”［76］

贝林（1959）在她关于图像媒介和小学生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部分提出，图像媒介只能对部分儿童起到逃避现实的作用。［77］通过研究，贝林发现，挑衅、暴力和避免现实的超人题材是男孩（不是女孩）最喜欢的漫画内容，并且这些男孩通常都会大量接触图像媒介，具有某些特定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包括：许多与自己、家庭和朋友有关的问题；喜欢将问题责任推卸给别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对探险类职业的向往。贝林表示，这些特征暗指儿童对当下情境注意力转移的迹象和逃避现实的意愿。［79］对此，贝林考虑到儿童的这些心理特征表现并不是大量接触媒体所导致的，因为这些儿童本身就具备这些心理特征，大量接触以超人为主题的媒体素材是他们用于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贝林在实验过程中还观察到，当这些儿童阅读超人类题材漫画时，他们完全沉浸在书中的虚幻世界里，对观察者、对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浑然不知。他们比其他任何儿童都相信漫画书中的超人事迹是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在重复故事情节时，这类儿童也不会像其他儿童那样将注意力放在细节上，而是会描述出超人漫画类别的一般特征。贝林将此行为看作是他们有意将漫画类故事情节要素整合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80］来帮助他们理解外部世界。在评价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时，这些儿童漫画迷往往会受书中刻板化描写和模式化价值观的影响：比如，他们相信世界上只有好人或坏人。［81］另外，当被问及最想成为漫画中哪位主人公时，这些儿童基本上都会选择超人、FBI探员或侦探这类角色。对此，贝林给出的结论是，媒体素材不是造成儿童受众逃离现实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对于具有逃离现实倾向的男孩来说，媒体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渠道，并且这个渠道会使他们想要逃离现实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这也就是说，男孩本身已存在的心理特征和对媒体的频繁接触成为他们想要逃离现实的先决条件。

因此，至少有七个实验（即：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1955；里卡蒂，1951；赖利夫妇，1951；麦科比，1954；沃尔夫和菲斯克，1949；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以及贝林，1959）证实了重度接触逃避类题材的媒体素材与受众成员社会经济、社会阶层和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关系。除此之外，赖利夫妇还揭示了群体规范与逃避类媒体素材对群体成员形成的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

当然，任何已发现的研究结果都没有预示媒体和受众之间具有固定的、单向的因果关系。但是，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得知受众的心理表现特征并不是通过使用逃避类媒体素材形成的。反而，正如沃尔夫和菲斯克以及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的两项研究提到的，是受众的这些心理、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选择什么样的媒体素材；媒体只是提供了一个增强这些心理、性格特征的渠道。简而言之，这些研究结果所要传达的讯息是，逃避现实类题材的媒体素材不是受众心理、性格特征形成的主要推动力。相反，受众之所以接触这类题材的媒体内容，是因为他们本身已有的特征所致。

然而，以上陈述的观点并不能免除逃避现实类媒体素材的消极作用。尽管沉迷于虚幻类题材的媒体内容并不是受众世界观形成的原因，但是却会加固他们的世界观。通过沃尔夫和菲斯克（1949）的研究，我们不能责难漫画书使某些儿童成为漫画迷，正如不能将吗啡认作是吗啡成瘾者的罪魁祸首一样。但是，与此同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没有吗啡时，成瘾者也会找到替代品来解决他们的问题”。［82］对此，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进行了更深一步的阐述：

缺乏安全感和家庭设施不足是儿童成为重度电视观众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情境下，儿童会减少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只通过观看电视就可以使他们逃避现实。比起其他方式，观看电视成为了最便捷、最容易满足他们逃避现实意愿的渠道。［83］

同时，沃尔夫和菲斯克（1949）以及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还说明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来探讨逃避现实类媒体素材和受众之间的关系；虽然这种做法会为该研究领域带来极大的启示性，但是实施难度颇大。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笔者认为，重度接触逃避现实类的媒体内容只是使受众形成逃避现实倾向的众多因素之一。比如，喝酒、睡觉、八卦类的交谈、在乡间散步，或是其他不胜枚举的行为，都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用于逃避现实问题的手段。但是，以上所列举的研究都没有系统性地调查使人们沉浸于虚幻世界的媒体外部因素，并且据笔者所知，也没有任何研究者尝试证实通过媒体渠道逃避现实是否减少了受众对其他渠道的使用。

在任何情况下，本书的目的都不是评价媒体效果，而是回顾研究结果，且提供相关补救措施也超出了本书的范围。然而，笔者在这里仍需强调的是，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通过减少受众对大众媒体中逃避现实类题材的接触来降低受众产生逃避现实倾向的做法是远远不够的。相关社会科学家和社会评论者需要更多地致力于改善受众的心理和情感需求。

逃避现实传播作为社会冷漠感的影响因素

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和评论者相信，大众媒体中过多地呈现逃避现实类内容会造成社会冷漠感。

这种观点通常遵循以下两条路径（或其中之一）发展。一些作者认为，某些受众已经习惯通过逃避现实类的大众传播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释放，这样的模式为所有的社会压力提供了一个安全阀门，因此它将有助于减少社会批评声音的发生。另一些作者相信，习惯性地将注意力放在逃避现实类媒体所呈现的虚幻世界上会使受众无视社会问题。通过前文的回顾，［84］我们已得知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以上陈述的传播效果早在韦普莱斯、贝雷尔森和布莱德肖（1940）的研究中就已被详细阐述过，虽然他们只把调查重点放在了印刷媒介上。韦普莱斯、贝雷尔森和布莱德肖认为：

从心理层面来看，逃避现实题材的传播内容会或多或少地分散受众的焦虑感。从社会层面来看，这样的传播内容会平息弱势群体对现有社会结构的不满，降低暴力冲突发生的概率。任何能使读者把注意力从现实麻烦中抽离出来的虚构类阅读题材都具备这样的传播效果。［85］

类似的观点也被其他众多作者阐述过。比如，多拉德（1945）及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1948）通过他们的研究就表示，媒体在这样的情境下会起到“麻醉负功能”（narcotizing dysfunction）的效果。［86］相似地，虽然塞尔德斯（1950）相信广播连续剧会减轻受众的焦虑感，但同时它也会

将（女性听众）软弱、依附他人和顺从男人指令的处境美化。它会使听众接受痛苦是女性的自然状态，慢慢地像海绵一样将女性听众多变的情绪吸收掉，令她们被动地接收信息，限制她们的想象力，使她们的生活变得呆滞无趣。［87］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显示逃避现实类媒体素材会使之前对社会问题不冷漠的受众变得冷漠，或是增加对社会冷漠的受众数量。即使这些证据存在的话，我们也只能通过长期持续的实验获得。本书并没有将这样的证据列出。

至此，我们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即重度使用逃避现实类题材的受众所呈现的心理特征和人生轨迹是大众传播的产物还是原因。通过前文讨论和本书之前所有的章节，笔者认为现有的文献中两个观点最为相关。其一，大众传播不会使受众的态度和性格发生改变，只会起到强化的作用。其二，逃避现实类题材的媒体表现会使已经对社会产生冷漠感的受众变得更加冷漠。把这两点放在一起，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逃避现实类题材会加强受众的社会冷漠感，但是不会使本就关心社会问题的群体产生社会冷漠感。此外，通过赖利夫妇（1951）的研究，我们了解到媒体中的虚构人物会分别对同龄群体成员和非同龄群体成员产生不一样的社会效果。这样的结果表明，在有限的范围内，我们需要通过现有的研究方向来考虑更深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