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出为郡守”考

文康“出为郡守”考

马从善在为《儿女英雄传》作的《序》中说文康“为故大学士勒文襄公保次孙，以赀为理藩院郎中，出为郡守，洊擢观察，丁忧旋里，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于家”。其中，文康“洊擢观察”之说，已得到证实。官桂铨先生发表的《文康任福建盐法道及其佚文》（《文献》1990年第4期）一文，已考出文康于道光二十年（1840）任福建盐法道。弥松颐先生发表的《关于〈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的家世、生平及其他》（《文史》第24辑）一文，也提到文康于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1842—1843）分巡天津河间兵备道。这都说明文康“洊擢观察”确有其事。

而文康“出为郡守”一事，却一直没有资料证实。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先生对此的解释是：

马《序》里，在这之前是“出为郡守”，郡守是知府的别称，他作知府的证据尚未查证出来。《重修安徽通志》（光绪四年）及《光绪凤阳府志》（光绪三十四年）记载：“文康是从咸丰元年（1851）到四年（1854）任凤阳府的通判（府里第三等官）。但因为道员是正四品，通判是正六品，想像文康可能由于失职，有过免职降任的事情发生。马《序》为了隐讳这个事实，变换了顺序，而且把‘通判’改作‘郡守’。”[39]

实际上，任凤阳通判的文康只是与作《儿女英雄传》的文康同名而已，许隽超先生撰有《文康任凤阳府通判事迹辨正》（《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已考证出作《儿女英雄传》的文康并未任过凤阳府通判。自太田辰夫以后，文康“出为郡守”之事成为悬案，袁世硕先生在为《古本小说集成》本《儿女英雄传》作的《序》里特别提到：“只是马从善所说‘出为郡守’一节，无法坐实。”那么文康到底有没有“出为郡守”呢？笔者近来发现数条新材料，或可为马从善此说提供佐证。(www.guayunfan.com)祁寯藻[40]《亭集》卷二十四《松江铁仙太守文康饷惠泉水一罂，篠舲出雀舌茶试之，色香味三绝》诗云：

烦君摘取小团月，助我煎尝第二泉。太守偏能符调水，词人不借酒为船。一瓯睡足输坡老，两腋风生傲玉川。恰好清明连夜雨，桂堂西角起新烟。

按，《亭集》共三十二卷，收录了祁寯藻自嘉庆十七年（1812）至咸丰四年（1854）的诗作。其中，卷二十四收录道光十八年（1838）所作的五十四首诗。此诗第七句为“恰好清明连夜雨”，检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该年清明在三月十一日，诗即作于是时。据祁寯藻《观斋行年自记》，他该年到江苏学政任，“二月，出棚考试。闰四月，岁考苏州、松江、镇江三府一州迄”[41]。可知他于该年三四月间曾按临松江府。此条材料说明，道光十八年三月，文康在松江知府任上。

检光绪十年刊本《松江府续志》，卷二十《职官表》中“知府”栏内有：

道光十六年，杨承湛，固安人，进士，海防同知署，有《传》。

道光十七年，文康，满洲镶红旗人，笔贴式。

道光十八年，毓衡，见分署巡道常州知府署理。

据此可知，文康于道光十七、十八年间任松江府知府。

又，道光十七年（1837）冬京都本立堂刊本《大清搢绅全书》“松江府”条下载：

松江府，要缺，繁疲难。东界大海，西界吴江，南界大海，北界崑山，负海枕江，平畴沃野。至京两千九百里，省八百里。领厅一县七，养廉银二千五百两。知府，加一级文康，满洲镶红旗人，生员，十七年正月授。

由此可知，文康于道光十七年正月授松江府知府。另外，官桂铨先生《文康任福建盐法道及其佚文》中所引的《福建盐法志》、道光《福建通志》，均记载文康为监生。而此条材料言文康为生员，可知文康是由生员而成为监生的。

另，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内阁大库文档》，收录了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九日《吏部为调署苏松粮道事移会稽察房》的原件：

两江总督奏称：新任苏松粮道文俊，系松江府知府文康堂弟，例应回避。所有松江府印务，查有常州府知府毓衡堪以调署。其所遗常州府印务，查有苏州府督粮同知黄冕堪以委署等因。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据此可知，文康离松江知府任的原因，是为了回避其堂弟文俊，时间为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还有一个证据，也可证文康是道光十八年十一月离任的。在《重濬江南水利全书·之二》（《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七辑第十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中，收有《修筑华亭海塘全案》，其中就有文康等关于修海塘事宜的“文移详禀”多种。在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九日的“文移详禀”中，文康署“松江府知府”；在道光十八年十二月的详禀中，已自称“前任松江府知府文康”。《修筑华亭海塘全案》载有文康道光十八年十二月的详禀，可知其道光十八年十二月虽已卸任，但仍在办理修海塘事宜的善后工作。

光绪十年刻本《松江府续志》卷七《山川志·海塘》，记载了文康在松江府任内督修海塘的事迹：

十七年，总督陶澍，巡抚林则徐、陈銮，先后檄知府文康、华亭知县洪玉珩，并委太仓知州李正鼎督筑海塘。自忠信庙东珠字号起，至张字库止，长两千九百五十七丈八尺。内翻筑工头土塘，自珠字号起，至光字号止，一百二十七丈，顶宽四丈，底宽十一、二、三丈不等，高一丈二尺，五收坦坡。分别最要要工，次要钉用椿石一、二、三、四层不等，分十二段，同时兴筑。始于是年十一月，至十八年九月竣，用银二十三万两有奇。先是，十五年六七月，飓风大作，海潮异涨。西段外护土塘，自戚家墩起，至胡家厂止，均被冲坍。是年工费，总督陶澍、巡抚陈銮奏准松江府属诸县，及嘉定、宝山二县绅商富户捐资济工。《华亭志》。

附知府文康等禀略：查海塘恃玲珑坝为捍卫，玲珑坝赖土塘作后靠，如唇齿之相依，方足以资拥护。华亭海塘内系石塘，两面包土，外系土塘，钉砌椿石，名曰玲珑坝，其法最良，亟应修复以为重门保障。然海塘之险夷，总以塘外之老滩宽窄高低为断。华亭玲珑坝所以屡修屡坍者，实因外无老滩挺峙海滨，且塘身壁立又无收分潮汐顶卫，土塘易坍。盖土塘乃椿石之后靠，土塘一倒，椿石随之，此乃相因之势。现在石塘外老滩最宽者三四十丈，其余宽不过数丈及十余丈，平潮每至塘脚，而玲珑坝旧基潮止水深数尺。土塘固难立脚，椿木亦难签钉，即使不惜经费，竭力筑成，而以挺立海滨，外无老滩之土塘，岂能抵当浩瀚汪洋之巨浪？故宝山新塘多系缩进老滩，亦退避激荡之意。今查看潮势，不能不变通办理，以期一劳永逸。拟将石塘加高、帮厚、硪筑坚固。外用坦坡以柔潮势，又外加钉椿石，其椿石外均有老滩，虽遇风浪而潮到高滩其势纡回，自然散缓。如此稍为变通，似愈于迎潮顶冲之塘。十七年七月。[42]

从《松江府续志》记载看来，华亭海塘于道光十五年六七月间，因“飓风大作，海潮异涨。西段外护土塘，自戚家墩起，至胡家厂止，均被冲坍”。文康于道光十七年（1837）任松江知府时，在总督陶澍，巡抚林则徐、陈銮的命令下，担任起督修华亭海塘的任务。此项工程浩大，修筑共分十二段，同时兴筑。正式修筑始于道光十七年十一月，至十八年九月竣工，用银二十三万两有奇。其间文康始终其事，造福一方百姓。而从《松江府续志》所附道光十七年七月的“文康禀略”可见，从道光十七年七月间，文康已经率人先期谋划如何修筑华亭海塘，并且已经找到“玲珑坝”屡修屡坍的原因，是因为“外无老滩挺峙海滨，且塘身壁立又无收分潮汐顶卫，土塘易坍。盖土塘乃椿石之后靠，土塘一倒，椿石随之，此乃相因之势”。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将石塘加高、帮厚、硪筑坚固。外用坦坡以柔潮势，又外加钉椿石，其椿石外均有老滩，虽遇风浪而潮到高滩其势纡回，自然散缓”。

文康提出的修筑方法是否有效？《松江府续志》卷七《海塘·筑法》中简要归纳了文康修整海塘的具体方法：

道光十七年，知府文康等详定：华亭西段海塘险要处，于老滩外加筑双椿夹石，护滩挑水（一作拦水），玲珑坝用一丈五尺长椿实，钉入土一丈，出土五尺，拦潮挂淤。（《海塘全案》）[43]

光绪四年《重修华亭县志》卷四《海塘·筑法》亦载：

道光十七年，知府文康等又详定于险要处加筑双椿夹石，护滩挑水（一作拦水），玲珑坝拦潮挂淤（《海塘全案》），而筑法始备。[44]

这两段文字，都是把文康修整海塘之法当作经验来加以肯定和推广的，从“筑法始备”的评价中，可见文康娴于治水，他修海塘的方法得到了认可。说文康是精明强干的满洲良吏，应不为过。

文康于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1842—1843）任天津兵备道，据此，弥松颐先生说：“此兵备道的职守是‘管辖河间、天津二府十八州县钱谷刑名，兼管河务’（《天津府志》）。文康作过兼管河务的道台，那么，他在《儿女英雄传》第二回‘沐皇恩特授河工令’里，对河工的修治利弊情形，了如指掌，也就不足奇怪了。”[45]如今，通过以上记载可知，早在任天津兵备道五年前，文康已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称得上是水利专家了。无怪《儿女英雄传》中，文康能对河工衙门虚报工段、侵冒钱粮、逢迎奔走、吃喝搅扰等河工内幕言之凿凿。

除了督修海塘之外，文康在松江府任上还有禁烟的事迹。据《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一）所收道光十八年《两江总督陶澍等奏为办理续获烟犯情形折》载：

八○、两江总督陶澍等奏为办理续获烟犯情形折

十月初三日（军录）

又，据该护道督同松江府知府文康、委员苏州府督粮同知黄冕、署上海县知县练廷璜禀称，访得上海东关外有行户窝顿烟土，经练廷璜会同委员黄冕、候补知县周休润及出资购线之署提右营守备王嘉谟等，于八月十一日带领兵役，在亨吉号糖行内拿获贩土之福建人许阿伢、杨贞倌二名，搜获烟土九百余两。又于是月十八日，在永利号店内拿获兴贩窝顿烟土之福建人林让、陈其恩二名，搜获烟土一万五千余两，又续获伙贩之陈抛先，及帮同运土之林玉观、林万、周维、沈谈、陈亚流六名，提讯许阿伢、林让等，供认贩卖寄顿、帮运烟土属实。究出贩土托寄之林惕厚、陈汀等在逃未获，严拿并究等情。臣等先后札饬，一并解省审办。臣陈銮复就近与臬司裕谦悉心商酌，以上海所获烟土盈千累万，系在各行户搜获，其进口之闽广商舡，必有夹带烟土，即使不敢上岸出售，亦恐潜携邻省行销，贻害无穷。总须筹议章程，宽猛相济，设法查办。时值该府汪云任交卸护道篆务来省，逐一告知查办情形，委令仍赴上海，会督黄冕、练廷璜并松江府知府文康及提臣陈阶平所委之参将许聪镳遵照办理。该府等于海关左右设立官厂两所，传集闽广商人，晓以利害，如有藏匿烟土，准予两日内自行首缴，免其治罪，若仍观望迟延，定即搜拿严办。该府等并亲坐小舟，于海口逐查，传谕各该商舡，靡不震慑畏法。于九月十七、十八两日，据闽广各洋舡及沿滩行栈，纷纷携带烟土，到官呈缴。经新任苏松太道王玥临厂督同，即委各员秤验，计重四万一千余两，恐所缴尚有未尽，复经汪云任等按舡搜查，并无藏匿。并谕知，此次因甫经申严例禁，准予缴出烟土，免其治罪，倘以后再敢夹带窝贩，定行尽法惩治，舡货房屋一并入官，各商民等均为俯首畏惧，出具切结，存县备案。[46]

道光十八年，全国各地掀起了禁烟高潮。通过此折可见，上海地区的禁烟活动由苏州府知府汪云任（道光十八年曾兼护苏松太道）主持，文康、苏州府督粮同知黄冕、上海县知县练廷璜等参与。禁烟取得很大成绩，先是在上海东关外两次共缴获烟土二万四千余两，又在上海海关设立两所官厂，传集闽广商人两日内自行首缴，可以免其治罪，引得商人纷纷缴纳。此项措施共计缴得鸦片四万一千余两。稍微遗憾的是，虽然折中有两处直接提到松江府知府文康，但在具体的描述中难以见到文康的禁烟作为。如八月十一日带领兵役，在亨吉号糖行内拿获贩土之福建人许阿伢、杨贞倌二名，搜获烟土九百余两；十八日，在永利号店内拿获兴贩窝顿烟土之福建人林让、陈其恩二名，搜获烟土一万五千余两。这两件事是练廷璜会同委员黄冕、候补知县周休润及署提右营守备王嘉谟等所为，文康并未参与。不过细味“该府等并亲坐小舟，于海口逐查”“即委各员秤验”这两句，查验鸦片的活动应该是有文康的参与的。禁烟活动取得如此大成绩，其中少不了文康的一份功劳。

另据阳海清主编《中南、西南地区省、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稿本提要》著录[47]，文康曾撰《答陈芝楣中丞问禁烟书》钞本一册（现藏广东中山图书馆）。陈芝楣中丞即江苏巡抚陈銮。据《问禁烟书》，也可推测出文康在禁烟活动中做过许多工作。

前文提到，因为回避堂弟文俊，文康被调离松江知府任。文康会被如何安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录副奏折中，有两江总督陶澍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奏请徽州府知府豫益与松江府知府文康对调事》折，为此问题提供了答案。原文如下：

两江总督臣陶澍跪奏，为回避知府循例拣员对调，恭折奏祈圣鉴事。窃臣按：据松江府知府文康言称，新任苏松督粮道文俊系该员同祖堂弟，有漕粮交涉事件，例应官小者回避，并请另补等情。臣查例载，知府与道员系属同祖兄弟同在一省，虽非该管本房，俱令官小者回避。其回避另补之员，总督所辖之邻省，准酌量改调等语。今文康、文俊既系同祖兄弟，江苏一省均应回避。复查松江府系繁疲难三字要缺，应即于臣所辖之江西、安徽两省兼三要缺知府内拣员对调。前查有兼三要缺之徽州府知府豫益，汉军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奏办翰林院事。充国史馆协修，保送御史，奉旨记名，补授江南道御史，转掌江西道御史，俸满截取引见。奉旨记名，补授江宁府遗缺知府，奏补扬州府知府，调署苏州府知府，丁忧卸事，服阕，奉旨补授今职，道光十八年三月到任。该员勤明谨饬，实心办公，曾任江苏知府，与地方情形尤所熟悉，堪以调补松江府知府。所遗徽州府员缺，即请以回避之松江府知府文康对调，人地均属相宜，堪期胜任。如蒙俞允，该员等回避、对调衔缺相当，毋庸送部引见，亦毋庸查叙参罚。据江、安藩、臬各司具详前来，臣谨会同江苏巡抚臣陈銮、安徽巡抚臣色卜星额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十二月十五日。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朱批：钦此。

此件档案极有价值，因为它明确坐实了文康任徽州知府一事。盖文康任徽州知府事，早已有诸多文献记载。《八旗文经》指出文康“历官理藩院员外郎，安徽徽州府知府”[48]。《八旗艺文编目》指出文康“由理藩院郎中，出为徽州知府”[49]。《长白艺文志》指出文康“由理藩院员外郎历官徽州知府”[50]。可是诸家虽然言之凿凿，却一直查无实据。如林薇先生曾言：“查有关方志，亦均无文康曾任徽州府知府的记载。”[51]弥松颐先生也说：“但文康任徽州知府……不见官书记载。”[52]美国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也说：“有些史料记载文康曾充安徽徽州府知府，加巡道衔。此后丁忧。服阕，命为驻藏大臣，因病未成行。这些叙述在方志和官方文书中都无记载。”[53]可见文康是否曾官徽州知府一直是个悬案。而此件档案则将调署原因讲得清清楚楚，原来是因为新任苏松督粮道文俊是文康同祖堂弟，“有漕粮交涉事件，例应官小者回避”，两江总督陶澍查例载：“知府与道员系属同祖兄弟同在一省，虽非该管本房，俱令官小者回避。其回避另补之员，总督所辖之邻省，准酌量改调等语。”故上折拟将文康与徽州府知府豫益对调，并于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得到皇帝批准。可以说此折将对调原因、与谁对调以及批准时间讲得极为清楚，解决了文康是否曾官徽州知府的悬案。

检道光十九年夏清云斋刻本《大清搢绅全书》记：

徽州府，要缺，繁疲难。东界浙江昌化，西界江西浮梁，南界浙江严州，北界太平，万山环绕，地广事繁。至京两千八百五十里，省七百二十里。领县六，养廉银两千两。知府，文康，满洲镶红旗人，十八年十二月授。[54]

说明至少在道光十九年夏，文康仍在徽州知府任上。惜有关文康在徽州府任职资料不足，无法考察文康在徽州府任上的治绩。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署时为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吏部为奉上谕文康补授盐法道员缺事》的吏部移会原件。原文如下：

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上谕：福建盐法道员缺著文康补授。钦此。

文康去职后的继任者为高枚。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署时为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一日的《吏部为高枚补授安徽徽州知府》的吏部移会原件，原文如下：

奉上谕：安徽徽州府知府员缺着高枚补授。

由此可见，文康在补受福建盐法道之前，一直在徽州府任上。

现在，我们对文康的生平又有了新的了解。文康于道光十七年正月授松江府知府，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以回避新任苏松粮道的堂弟文俊离任，在任近两年，其间一直在督修华亭海塘，并最终完成。文康在松江知府任内还曾有禁烟的事迹。因回避文俊，道光十八年十二月间，文康与徽州府知府豫益对调，至道光十九年十一月被补受福建盐法道之前，任徽州府知府。由此可知，马从善《序》中所说的文康“出为郡守”之语，并非虚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