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与“西洋法子”

文康与“西洋法子”

文康对十三妹形象的塑造历来受到好评。曼殊在《小说丛话》中评价说：

中国小说，欲选其贯彻始终，绝无懈笔者，殆不可多得。然有时全部结构虽不甚佳，而书中之一部分，真能迈前哲而法后世者，当亦不可诬也。吾见《儿女英雄传》，其下半部之腐弊，读者多恨之，若前半部，其结构真佳绝矣。其书中主人翁之名，至第八回乃出，已难极矣；然所出者犹是其假名也，其真名直至第二十回始发现焉。若此数回中，所叙之事不及主人之身份焉，则无论矣；或偶及之，然不过如昙花一现，转瞬复藏而不露焉，则无论矣；然《儿女英雄传》之前八回，乃书中主人之正传也，且以彼一人而贯彻八回者也。作了一番惊天动地之大事业，而姓名不露，非神笔其能若是乎？[2]

冯友兰也曾经称赞“中国古典小说中《儿女英雄传》的技巧很高，十三妹出场不交代家门，乃中国小说中首见”[3]。而不知从何时起，学界往往认为文康在《儿女英雄传》中对十三妹的描写使用了“西洋法子”。试看以下四段论述：

在艺术表现方法方面，与中国的传统小说稍有不同，十三妹出现于第四回，却不知道她是何许人也，第八回自说“人称她为十三妹”，仍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到十六回才把她的身世和盘托出。这种写法，正如作者自白的是“西洋法子”（第十六回）。我国的文学创作，借鉴西洋文学的表现手法，开始于近代，最早的当推《儿女英雄传》。[4](www.guayunfan.com)小说的结构也比较有特色。在写何玉风的身世时，用了逆时序的叙事方法。第四回刚出现时，读者只知道她是个骑黑驴的绝色女子。第八回，知道她叫十三妹。第十九回才补出了她的身世。因此，作为女侠的十三妹，一直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对于这种方法的运用，作者也很得意，称自己用了“西洋法子”。（第十六回）[5]

文康还善用伏笔、设置悬念和倒叙手法。比如由借弓留砚（第二十一回）到弓砚良缘（第二十八回）就是伏笔，而十三妹的身世，则是采用一种倒叙的手法。此人出现于小说第四回，是一个骑黑驴的人，继而说明是一个“绝色的青年女子”；至第八回，自云“人称她为十三妹”，但仍不知她姓甚名谁；及至第十六回，好容易盼到安老爷知道了她的身世，读者要听个究竟，安老爷偏偏又用什么“笔谈”，读者仍不得而知；直到第十九回安老爷在青云山上十三妹家里，才将她的家世、姓名、幼年情况向读者交待清楚。人们始知十三妹原名叫何玉风，还是宦门之女，安学海原和她家是世交，其祖父是安学海的恩师……这种写法就是所谓倒叙，作者自称这是“西洋法子”（第十六回）。如果说到西洋小说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影响，《儿女英雄传》可算是最早的了。[6]

《儿女英雄传》中作者宣称使用了所谓的“西洋法子”倒叙手法，该小说可以说是最早有意识接受西方叙事手法的作品，这也预示着“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时代即将到来。同时，《儿女英雄传》汇融传统评话形式与新颖“西洋法子”的做法，也不妨看作近代小说新旧杂糅、中西碰撞的提前预演。[7]

以上四段论述，都指出文康在十三妹的描写上采用了“倒叙”这种“西洋法子”，并由此认为文康是学习西方文学叙事手法的第一人。

然而，事或有不然，试看第十六回中文康对“西洋法子”的论述：

列公，趁他取纸的这个当儿，说书的打个岔。你看这十三妹，从第四回书就出了头，无名无姓，直到第八回，他才自己说了句人称他作十三妹，究竟也不知他姓某名谁，甚么来历。这书演到第十六回了，好容易盼到安老爷知道他的根底，这可要听他的姓名了，又出了这等一个西洋法子，要闹甚么笔谈，岂不惹听书的心烦性躁么？

从中可见，文康并没有直接说他写十三妹用了“西洋法子”。所谓“西洋法子”，实际指的是邓九公与安老爷关于十三妹的“笔谈”而言，意谓“笔谈”是一种“西洋法子”。这里的“西洋法子”绝不能解释为“西洋的方法”，而是应引申为“馊主意”一类的意思。弥松颐先生在齐鲁书社版《儿女英雄传》第十六回注释十五中，已经将“西洋法子”的意思解释得清清楚楚：

西洋法子——旧指欧美各国为泰西、西洋；西洋法子，指外国外来的办法，即不是正经的办法，或歪门邪道的意思。也作“洋法子”。“法”上声变调，作阳平fá。[8]

钱锺书先生对弥先生的解释是认同的，他在《管锥编》中分析说：

俗情我慢自大，异族非种，每遭鄙讪（offensive nationality），人地之号变为品藻之目；如清代俗语谓人或事饰伪无实曰：“西洋景一戳就穿”（参观张埙《竹叶庵文集》卷一一《杂咏京师新年诸戏》之七《西洋景》：“意大利亚国，天西大小洋，人心能假托，物理本恢张”），谓灾祸将起曰：“要闹西洋”（见包世臣《齐民四术》卷一一《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剧中打诨谓手拷为“西洋眼镜”、板刷为“东洋牙刷”（《缀白裘》第一二集卷二《四节纪·嫖院》），与先世之贬讽“胡”、“蛮”无异。《儿女英雄传》一六回：“又出了这等一个西洋法子”；［增订四］弥君松颐校释本三二七页：“即不是正经的办法，或歪门邪道的意思。”[9]

这里钱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俗情我慢自大，异族非种”的社会心理，是导致凡称西洋，皆含蔑视之意的原因，观此则亦可见“西洋法子”被弥先生解释为“歪门邪道”是有社会心理基础的，是非常恰当的。

《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中，刚成为安公子侍妾的长姐做活计送给张金凤、何玉凤的描写中，又出现了“西洋法子”一词：

金、玉姊妹接过来一看，只见一盘儿里托着是一双大红缎子平金钉花线儿卍字锦地扣“百蝠流云”三寸半底儿的满帮着旗装双脸儿鞋，合一双鱼白标布袜子，并一个大红毡子堆“瓜瓞绵绵”花样的大底儿烟荷包；那一盘儿里是一双大红缎子掐金拉双线锁子如意锦地加“四季长春”过桥高底儿的汉装小鞋儿，合一副月白缎子镶沿裤腿儿，并一个绛色满填带子“夔龙献寿”花样天盖地起墙儿的槟榔盒儿，只这件话计，大约是他特为东屋里大奶奶不会吃烟，想空了心才憋出来的个西洋法子。

长姐所绣之“槟榔盒”，古已有之，就笔者所见，在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已经对槟榔盒有记载，其言曰：“南人皆喜食槟榔。其法用石灰或蚬灰并抹，留藤同咀，则不涩。土人家至以银锡作小盒，如银铤样。中为三室，一贮灰，一贮藤，一贮槟榔。”[10]将绣槟榔盒称作“西洋法子”，这里用的“西洋法子”，显然也不能解释为“西洋的方法”，而仍然是引申义。弥松颐先生注释为：“西洋法子——即洋法子，特殊的、别出新裁的办法。见十六回注。”[11]这里将“西洋法子”解释为“别出新裁的办法”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

再者，胡全章指出：“倒述（flashback）是时序变形的重要手法之一，在西方文学中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便是以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的争吵开始叙述，然后倒述争吵的原因。这种‘从中间开始，继之以解释性回顾’的叙事策略，被视为西方文学叙述的传统手法。”[12]然而，从文康所处的时代背景看，文康没有可能学习借鉴西方的叙事方法。目前公认第一部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是《昕夕闲谈》。《昕夕闲谈》自1873年1月起在我国最早的文学刊物《瀛寰琐记》第3卷上开始连载，到1875年1月第28卷为止。1875年已经是光绪元年，何况《昕夕闲谈》影响有限，真正对中国士人产生影响的外国小说，却是二十多年后林纾翻译的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13]。《巴黎茶花女遗事》“目前能找到最早的刊本是己亥（1899年）正月在林琴南家乡福州出版的木刻大巾箱本”[14]，文康自然更无缘见到。实际上，“研究者一般把吴趼人的《九命奇冤》作为第一部学习西方小说倒装叙述手法的作品。其实，在《九命奇冤》刊出之前一年，梁启超已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尝试使用倒装叙述，并在此前后不止一次地谈论如何使小说开局突兀”[15]。无论如何，说文康学习西方叙事手法在时间条件上都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西洋法子”一词，在《儿女英雄传》中出现两次，均不作“西洋的办法”解。文康本人也不可能读到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因此说文康采用西洋的方法描写十三妹，实际上应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解。文康对十三妹的描写所采用的倒叙手法，应是文康的自创，文康在第十六回还交代了他对十三妹倒叙描写的理由：

列公，且耐性安心，少烦勿躁。这也不是我说书的定要如此。这稗官野史虽说是个顽意儿，其为法则，则与文章家一也，必先分出个正传、附传，主位、宾位，伏笔、应笔，虚写、实写，然后才得有个间架结构。即如这段书是十三妹的正传，十三妹为主位，安老爷为宾位，如邓、褚诸人，并宾位也占不着，只算个“愿为小相焉”。但这十三妹的正传都在后文，此时若纵笔大书，就占了后文地步，到了正传写来，便没些些气势，味同嚼蜡。若竟不先伏一笔，直待后文无端的写来，这又叫作“没来由”，又叫作“无端半空伸一脚”，为文章家最忌。然则此地断不能不虚写一番，虚写一番，又断非照那稗官家的“附耳过来，如此如此”八个大字的故套可以了事，所以才把这文章的筋脉放在后面去，魂魄提向前头来。作者也煞费一番笔墨！然虽如此，列公却又切莫认作不过一番空谈，后面自有实事，把他轻轻放过去。要听他这段虚文合后面的实事，却是逐句逐字针锋相对。列公乐得破分许精神，寻些须趣味也！

从中可见，对作品的谋篇布局，文康是有通盘考虑的。对十三妹的倒叙描写，是为塑造人物而特别设计的，文康将其概括为：“文章的筋脉放在后面去，魂魄提向前头来。”

胡适在《〈三侠五义〉序》中指出：

这书中写白玉堂最用力气的地方是三十二回至三十四回里他和颜查散的订交。这里突然写一个金生，“头戴一顶开花儒巾，身上穿一件零碎蓝衫，足下穿一双无根底破皂靴头儿，满脸尘土”。直到三十七回里方才表出他就是白玉堂。这种突兀的文章，是向来旧小说中没有的，只有同时出世的《儿女英雄传》写十三妹的出场用这种笔法。[16]

《三侠五义》的最早版本是光绪五年的北京聚珍堂刊本，与光绪四年聚珍堂首刊的《儿女英雄传》可以说是“同时出世”。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共同体现了“嘉道时期的部分文人小说家怀着‘花样全翻旧稗官’的自觉意识，刻意求新，设意出奇，体现出一种力图反抗文学传统的强烈要求和企望超越前代经验的创新精神”[17]。与《三侠五义》对白玉堂的描写相比，文康对十三妹的描写无论从篇幅上、构思上、艺术效果上都更见匠心，更为巧妙。

倒叙手法在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中运用较广。陈平原指出：“在文言小说中，倒装叙述并不十分稀奇。唐代李复言《续玄怪录》中的《薛伟》，先写薛病愈，再由薛倒叙梦中化鱼事；《原化记》中的《义侠》，先写仕人骂贼负心，床下跳出侠客，再由侠客倒叙贼求他来取仕人头；明代宋懋澄《九籥集》中的《珍珠衫记》，叙完主要故事，最后一段才补写新安人死，其妇为楚人后室。至于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中的《女侠》、浩歌子《萤窗异草》中的《辽东客》、和邦额《夜谭随录》中的《梨花》，不管艺术上成功与否，小说采用的都是倒装叙事手法。”[18]《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又指出明代文言小说《痴婆子传》“全书采用倒叙手法，以阿娜回忆成篇，独自表白，自我解剖，故而颇有真实之感。学界常以本书作为否定小说倒叙手法源于西方的有力证据”[19]。王平则认为：“《聊斋志异》中的《诗谳》可以说是一篇典型的用倒叙方式写成的小说。……因此可以说，文言小说发展到《聊斋志异》，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倒叙。”[20]在白话短篇小说中，也有《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喻世明言》第二十四卷）那样部分采用倒装叙述的，而在中国古代的长篇白话小说中一向缺乏倒叙手法的运用，直至文康对十三妹的描写，可以说才填补了这一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