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

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

剑桥大学唐宁学院　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李紫娟译

内容提要：在利维斯看来，文化总是被少数人掌握。由机械化带来的大规模生产和标准化，造成了大众生活标准的下降，也使文化陷入危机。利维斯通过电影、广告等一些具体的证据阐述了文化的困境。但作为文化标准化困境的解决方案，拒绝机器是徒劳的；利维斯相信人们负有责任，也坚信现在的文化趋势最终将被抛弃。

关键词：大众文明　文化　标准化

（文化为人类担负着重要的职责）这种职责在我们现代世界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的、外在的，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

对于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来说，指出这一点应当说没有多大困难。这不是因为较之阿诺德时代，今天的文化正处于一种更为绝望的困境，^[1]而是说，阿诺德并非无关紧要地用“上帝的旨意”、“真实的自我”这样的短语来指称自由。关于文化的定义和表述的问题，阿诺德曾经很容易就将之表达清楚，而在今天，我们却必须认真面对。比如，当我说文化总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时，就会有人问：我所谓的“文化”是什么意思。我可以让读者去参考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我确实也这样做了，但是我知道，仅仅如此是不够的。

在任何时期，都只有很小部分的少数人才能对艺术和文学进行品位的鉴赏。除了一些简单通俗的作品，能够对艺术文学做出自主的第一手判断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同样，能够通过个人的真实反应，来认可这些一手判断的，也只是少数人，尽管在数量上这部分人会比上述的少部分人多。这些被接受的评价就像纸币一样，其价值建立在很少量的黄金上面。对于纸币的这种情况（真正的价值微乎其微），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在任何时候都依赖于其与黄金的紧密的联系。没有必要详细说明这个隐喻，瑞恰慈（I．A．Richards）一段经常被引用的经典论述，提示了这一关系的性质：

不过，要说批评是一门奢侈行当就不对了。先锋人物走得较远，社会的后卫大军才得以解脱。善意和才智还是难得罕见的。我们已经说过，批评十分注重精神的健康正如任何医生注重身体的健康一样。以批评家自居就等于以价值的鉴定者自居。……因为文学艺术是对生存的一种评价，这是在所难免的，不管艺术家抱有任何意图。马修·阿诺德说诗歌是对人生一种批评，这时他话中的道理及其明白，结果反而一直为人忽视了。艺术家关心的是，把那些他以为最值得拥有的经验记载下来，并且使之永存不朽。有些原因我们将考虑……艺术家同时是这样一种人，他最可能拥有值得记载的有价值的经验。他是一个契机，精神的成长在此显现出来。^[2]

这里的最后一句话暗示了另一个隐喻。那些少数人不但能欣赏但丁（Dante）、莎士比亚（Shakespeare）、邓恩（Donne）、波德莱尔（Baudelaire）、哈代（Hardy），又能识别这些作家的后继者，他们构成了某一特定时期的人性意识（或其中的一支）。因为这种能力并不仅仅属于一个孤立的审美领域：它必然包含对从理论到艺术、科学、哲学的积极回应，这些回应可能影响对人类现状和生活本质的领悟。人类能够从过去的最好经验中获益，这些少数人凭借这种能力，不断保持着传统中最精华也最易被破坏的部分；他们也依赖于一种标准————这种标准不言自明，却定义着一个时代更好的生活，从而判断哪个更有价值，哪儿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哪里是生活的中心。^[3]在他们的共识中，如果一个隐喻同时也是一种转喻，并能引发许多思考，那么对这种隐喻的使用就是一种语言，一种变换的语言风格。好的生活标准正是依赖于这种语言，如果缺少了它，心灵的卓越就会受到阻碍，并且变得不连贯。我所指的文化就是对这样一种语言的运用。我不认为我已经给出了文化的严谨定义，但是我认为对于任何可能读到这本小册子的人来讲，这样的解释已经足够了。

今天，文化陷入危机已变得显而易见，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一危机更多是被接受了而不是被理解。因为无论如何，能够意识到危机意味着什么样的人并不普遍。

然后，似乎有必要重申下（文化危机）这种显而易见。要证明人类历史已进入前所未有的现代阶段，只援引下机器就足够了。首先，机器以此前从未有过的速度改变了人们的习惯和生活环境，其后果可以在《米德尔敦》一书中看到。这本著名的人类学著作研究了中西部一个典型的社区（我担心无法充分的介绍此书），从中我们可以详细地看到近年来汽车如何强烈地影响了宗教信仰，^[4]解散了家庭，并彻底改变了社会习俗。这一改变如此之大，以至于代际之间都发现彼此难以适应，父母对于他们的孩子也无可奈何。生活状况的这种改变不可能不伤害生活标准（借用经济学家的概念）：瞬息的改变就不可能代替传统的微妙调适，也不可能代替成熟的、继承下来的习惯和价值准则。

对于这些改变，有些人可能会说《米德尔敦》描述的是美国而不是英国。美国的变化确实比英国快，其影响也因民族的混合而加深。但同样的进程也普遍发生在英国和西方世界，并且正在加速。很明显，我们正在被美国化，但同样明显的是，我们通常并不真正理解美国化的含义。美国化经常被提到，好像美国应该为此负责。但事实上这却是罗德·梅尔切特（Lord Melchett）所提出的，尽管他成功地团结了我们共同面对他所担忧的美国文化，却认为我们的“英语表达”的竞赛无法拯救我们，^[5]“这会使我们失去自治兄弟会的伟大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的广泛存在是安格鲁撒克逊民族延续的根本，也是我们发展现代文明中精华部分的关键。”^[6]那些激烈抵抗美国的人并没有建议扭转机械化进程的结果，我们将拥有更高的效率、更大的销售量、更进一步的规模生产以及标准化。现在，大规模生产和标准化最坏的后果，就像伍尔沃斯（Woolworth）所描述的那样，似乎还没有使我们感到绝望。但是，确有一些影响更为严重地触及到大众生活。例如，当我们考虑到新闻所呈现的那些大规模生产和标准化时，与此过程相应的大众生活标准的下降这个问题就异常重要了。

电影对文化标准下降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它具有更大的影响力。^[7]电影是现代文明社会里主要的娱乐方式，在催眠般的接受中，电影迫使观众臣服于那些最廉价的情感诉求；并因其与现实中生动的假象高度相关而迎合了观众更隐秘的欲求。争论这种后果必然严重地伤害“生活标准”是困难的，但所有这些都如此明显，因此要反对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当然，同时人们可能会认为，电影已在努力成为一种严肃的艺术，正如此前人们在争论广播的社会后果时，有人反驳说，已经在广播中听到了高雅音乐和有智慧的演讲。其实，广播的标准化影响几乎毋庸置疑，只不过因为这里没有完全商业化运作的好莱坞，所以标准的下降并不十分明显。但毫无疑问，正如电影一样，广播在现实中主要是一种被动式的娱乐，它妨碍了积极的娱乐，尤其是思想的自由驰骋。^[8]

现时代我们文明的特征，是对种种廉价反应的蓄意推销。细思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广告是对应用心理学的实践，这种实践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可能被认为是对好莱坞的逢迎，即便如此，当我们考虑到广告，特别是它在近二三十年间的进程时，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吉尔伯特·拉塞尔（Gilbert Russell）在《广告写作》中说：“即便是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广告也应当是清楚明白的。成功的广告稿依赖于对人类心灵的洞察：不是进入个体的心灵，而是对普通人思考和行为方式，以及他们面对各种心理过程表现出的回应方式的洞察。”同时，“广告正变得日益精确。过去，仅仅直觉就足够了，但现在，我们用调查取代了直觉。现在的广告商并不说，‘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动机，观众应该买这个产品’。他们运用市场调查的方法，从消费者的角度去探寻购买动机，而这一切与时间、金钱和机会许可证一样具有同样的精确度。”

因此，另一位权威，雷根特研究所（Regent Institute）的所长哈劳德·海德（Harload Herd）在《广告之大》中指出：“既然广告正雇佣着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最有头脑的人，那么我们可以期待这种巨大的公众力量越来越向科学迈进。”

吉尔伯特·拉塞尔在为一个广告撰稿人开列的书单中，囊括了莎士比亚、《圣经》、《福尔赛世家》、《牛津英国诗选》，C．E．蒙塔古（C．E．Montague）的《摇荡的原子》和阿瑟·奎拉库奇（Arthur Quiller‐Couch）的《写作的艺术》。他告诉我们：

合格的广告文案不应是写给这样一些人：他们或者钟爱阅读，能够领悟语言的浪漫、措辞的生动和戏剧性效果；或者既多才多艺，又有足够的判断，知道如何写得清晰而又一针见血，或者带有某种矫情。简言之，合格的广告词不仅关乎极高水平的文学技巧，也关乎某种专业领域中的技巧。

这些技巧可以在当代小说中看到。《爸爸，你在大战中做了些什么》的作者托马斯·拉塞尔（Thomas Russell）告诉我们，英语是世界上最好的广告语言。如确是如此，那么广告也为英语作出了很多贡献。这种贡献始于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他特别留心词汇中的一些重要部分的使用，使那些过分挑剔的人也难于质疑。因为与过去不同，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单单影响着文化环境，也不能在表面上突然停止。这本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即便对于很多认可上述我讨论的问题普遍存在的人来讲，事情也并非如此。即便是那些也认同标准已经被推翻、权威已消失、货币也贬值的人，他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灾难预示着什么。我的目的就是通过一些具体的证据，使人们认识到灾难的预兆，如果这是可能的话。至少，我希望可以转变对这种过度消极态度的指控。

似乎任何理由都可以让人相信，比起现在受过同等教育程度的人来，一个世纪前大多数有教养的人都更有阅读能力。现代人耗费了很多时间阅读各种各样的东西，但要获得鉴赏力却变得更为困难了。打个比方，一个成长在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时代的读者移居到一个讯息有限的环境，那里没有压倒性的多样性。那么，当他继续深入阅读时，就能获得鉴赏力。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各种不同种类且数量众多的讯息高度聚集，一个人除非极有天赋，或有极大的兴趣偏好，否则他几乎不能加以辨别并鉴赏。总体而言，这是我们文化的困境。界标已经或改变或增加，并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差别和分界线已经变得模糊，边界也已消失，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艺术和文学已经汇流到一处。所以，如果我们为了文化而转向“语言”的隐喻，我们可以用T．S．艾略特（T．S．Eliot）在描写知识分子状况时的一句话，来描述文化：“当有很多东西需要知道，当同样的词语在如此多的知识领域被使用却拥有不同的意思，当每一个人对大量的知识（事情）只是了解一点时，那么对任何人来说，是否知道他正在谈论的是什么这一点，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因此，我们对于这样一个现实就不必感到惊讶：当我们需要一个前所未有的批判潮流时，在英国，几乎找不到一个足够大的知识群体，来支撑起一个严肃的批评机构。

因此，文化的前景是异常暗淡的。当标准化的文化迅速地席卷整个世界时，未来没有什么希望。我们有时被邀请去俄国以便发现舒适生活，但对简单地看一下俄国，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任何看过爱森斯坦（Eisenstein）电影《总路线》的人，都会认同《新共和国》的作者对于它与美国电影的比较评论：

考虑到这些事情，便会产生一个怪想法，即美国可能会把电影《沉默的敌人》输入俄国并称，“这就是同过多机器长时间生活的后果。在义无反顾走同样道路之前，请三思。”

但是，拒绝机器的胜利是徒劳的。同样，用一个全新的大众文化前景来安慰我们也是无用的。毋庸置疑，争论这种大众文化比我们正在失去的文化更好，这是可能的，但却没有结果：因为即便是全新的大众文化，也抛弃了能引发我们兴趣的一切。^[9]

那么，有什么希望可以留下来给我们？是尽管所有这些失望，文化复苏也势必会以某种方式到来的模糊希望？I．A．瑞恰慈的观点比大多数人的观点都更有价值，他似乎确认了这种希望。他讲到了一些理由，说明这个世纪文化处于低谷而非顶峰，并提到了在情况好转之前似乎会先变得更糟。^[10]但他暗示了，文化一旦降低到基本的水平，一个缓慢的回升就变得可能。这至少是一个可以理性地持有的希望。^[11]但是面对上述描述的文化衰落的加速过程，这个希望又显得如此绝望。他也没有指出任何可以依赖的、用以扭转这个衰落进程的办法。

那么，我们再听听斯彭宾格勒（Spengler）^[12]（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13]的忠告，不要为不可避免的未来烦恼？这是不可能的。正像它可能是荒谬、自负、自以为是的，如果我们从根本上关心那些不久之后我们不得不相信的事情，那么无论如何，我们就负有责任。我们不得不坚信理查德提供的希望，也不得不坚信（尽管没有确实根据，只是可能的），现在的文化趋势最终将被抛弃，而我们所最为珍视的文化对之则意义深远，也相信机器还没有成为一种工具。

如果可以，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以便保持与未来的交流沟通。

（译自Frank Raymond Leavis，Mass Civilis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Cambridge：Minority Press，1930．）

Mass Civilis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Frank Raymond Leavis

Abstract：For F．R．Leavis，culture has always been in minority keeping．Mass‐production and standardization，which in some extent stem from the machine，cause the process of leveling‐down，combining with the culture at a crisis．Leavis clarifies the crisis by means of some concrete evidence，like the motion picture and advertisement．But seeking for the solution to the standardization crisis of culture，it is vain to resist machine．Leavisbelieves we hav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present cultural trends will be abandoned．

Key words：mass civilization；culture，mass‐produc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注释】

[1] 译自Frank Raymond Leavis，Mass Civilis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Cambridge：Minority Press，1930）．p p ．33—34。

[2]“还有，我们上帝的子孙发言了，那说到了大家心窝里去的声音，那份在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啊，不，在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就是《每日电讯报》呀！”————Culture and Anarchy今天拥有最大的发行量的是《世界新闻报》。

[3]I．A．Richards．Th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p．61．

[4]“……但广大的读者却压根想不到报纸的价值其实是相对的，要看它们接近还是远离代表正确的信息、趣味和理性的理想中心。”————Culture and Anarchy

[5]“我们会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如果少谈一些35年前的事，宗教作为所有教育的基础会更被当作理所当然。那时，中学的‘礼拜仪式’通过《赞美诗》被当作宗教灵感的来源，而不是今天古板的‘精神训话’。”Middletown，by R．S．and H．M．Lynd，p．204．当然，这种变化并不单由汽车引起。

[6]“那是对以英语为语言的人们的最大灾难，也是人类的最大灾难之一。”————Lord Melhett，Industry and Politics，p．278．

[7]同上，p．281。

[8]“电影，按其本质的特征，是一种有趣的并富含信息的世界语言，或者，至少，是所有艺术中的一种世界艺术语言。如果它可能并归类为世界语言的一种，那么其中电影拥有的多样性资源可能甚于其他艺术。电影讲故事直接、简洁、快速并且深刻，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图像中的动作。看不仅仅是相信，也是理解的一种方法。在戏剧中，看与听紧密相连，转而听需要心力。在电影中，看就是全部，或者至少是全部的十分之九。”————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4th edn————“电影：世界性语言”。
不列颠百科全书14卷本身就是记录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证据，如它的编辑所称的“人性化，现代化，图像化”。

[9]在电影《人猿泰山》的作者埃德加·赖斯·巴勒斯（Mr．Edgar Rice Burroughs）授权公开的一封信中，他写道：“重复试验已经发现，那些欣赏时还需要思考的电影已经不同程度地成为票房上的是失败者。普通大众不希望思考。这个事实可能比其他因素更能解释我的故事的成功。因为虽然我没有明确的这个想法，然而我却努力地使我的描述足以清晰，以便让任何读者能准确、形象、容易地看到每个场景，并如我所设想的一样。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基于对大众理解能力的低估，而是因为在虚构的场景中，这些场景充满了我工作，最大的痛苦是使这些虚构的故事看似真实。因此，我发展出一种虚构小说的形式，阅读它们可能只需要最少的心力。”这点的重要性对于我的论证无需赘言。巴勒斯补充说他的书一年卖出100多万本。这里没有必要再对诸如life of James Lackington（1979）这些书中所暗示的进行对比了。

[10]“……这位先生敢摸老虎屁股，斗胆提出，为了未来的缘故，我们何不称工业为文化，称工业家为文化人，那自然就不会有人误解他们的真正行之了；如此，他们不但可享受赋予和舒适之愉悦，还会得到美好与光明的使者这一实在的名分。”————Culture and Anarchy

[11]I．A．Richards，Practical Criticism，Orlando，FL：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1920，p．320．

[12]同上，p．249。

[13]直到目前为止，对于未来，每个人都还在自由自在地凭自己的喜好去希望。哪里没有事实，哪里就由感情支配。但是，从今往后，每个人都必须让自己知道，什么是能够发生的，并由此知道，由于命运的不可改变的必然性，不论个人的理想、希望或欲望是什么，什么是必将发生的。————Spengler，O．The decline of the West，vol．I，London：Alfred Knopf，Inc．1918，p．2s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