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我即道德良心

（一）超我即道德良心

超我，也可译成超自我，也称为“自我典范”。弗洛伊德指出：“在我们的自我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能力，它可能使自己同自我的其余部分脱离开来，并与之产生冲突。我们称它为‘自我典范’，并把自我观察、道德良心、梦的潜意识压抑力、压抑的主要影响等归于它的作用。”⁽⁴⁰⁾美国心理学家赫根汉是这样总结弗洛伊德的超我的：“超我是人格道德的维护者。……充分发展的超我有良知和自我理想两个部分。良知是儿童受惩罚而内化了的经验。……超我的第二部分是自我理想，它是儿童获得奖赏而内化了的经验。”⁽⁴¹⁾从上述两段话我们看到超我的内容并不限于道德良心，但通常心理学家认为，超我“与一般人所谓良心相似”⁽⁴²⁾。弗洛伊德在阐明超我的作用时说过：“我们把这个精神媒介称作‘超我’，并由于其法官般的明断功能而把它看作我们的良心（Conscience）。”⁽⁴³⁾因此，我把超我改成能被人们普遍理解的道德良心，并认为它是人格中固有的一个系统。

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由于社会道德文明的作用，特别是通过父母的奖励和惩罚为中介，在儿童人格的自我中派生和内化成超我。弗洛伊德认为超我代表了人性中高级的、道德的方面，他指出：“精神分析学曾多次被指责忽视了人性高级的、道德的、超个人方面。这种指责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是不公正的。……我们可以说，‘正是在这个自我典范或超我中，我们具有那个高级本性，它是我们与父母关系的代表。……’。”⁽⁴⁴⁾可见弗洛伊德认为，道德良心（超我）是在社会关系（主要是父母）中形成的，是个体社会化的结果，是对社会道德文明的内化，它代表了人性中高级的方面；弗洛伊德又把超我比喻成人格中具有明断功能的“法官”，认为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上述思想都是深刻而正确的，基本上指出了道德良心的本质和功能。但是，弗洛伊德对超我的看法又具有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认为超我代表了人性高级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由于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它对自我和本我进行无情的限制和监督，压抑了个体的欲望（特别是性欲），从而导致了人生的不幸。虽然说，弗洛伊德深刻地洞察到理性和道德具有抑制、束缚人的欲望，冲动、激情的一面，特别是当它们发展到中国宋朝理学家朱熹所说的“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程度时，那必然是人性的扭曲与人生的悲剧了。但是，弗洛伊德过分夸大了理性、道德与人性相敌对、相冲突的一面，他把超我看作是人的神经症的致病原因。我则更愿意把道德良心看作是引导人生走向幸福的根源。我赞成卢梭对良心的态度。他早已看到了良心与欲望的冲突：“良心是灵魂的声音，欲念是肉体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往往是互相矛盾的。”⁽⁴⁵⁾然而，他赞美良心为人生带来幸福：“良心呀！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的声音。是你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是聪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错地判断善恶，使人形同上帝！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为合乎道德。没有你，我就感觉不到我身上有优于禽兽的地方；没有你，我就只能按我没有条理的见解和没有准绳的理智可悲地做一桩错事又做一桩错事。”⁽⁴⁶⁾我们在这段充满激情的良心赞中至少应当肯定这样两点：第一，良心的存在，使人不同于禽兽；第二，良心引导人走向正确和幸福。这对于我们改造罪犯是一个何等重要的启迪，足以使我们高度重视对罪犯进行道德良心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