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良心做人，讲道德作事

解放初期，凡是有人从县城、专署开会回来，地处浙闽边界的矾山镇就会有三五成群的人问他有啥好消息。程崇式先生参加浙江省首次人民代表会回来，更是引人注目。他一到矾山溪滨寓所，就有一屋子的人听他介绍大会盛况和国家建设前景。他说，我们矾山明矾运出去十分艰苦，过去王广源一班人曾设想用骆驼运矾，几年后，我们这里到鳌江、温州通了公路，不仅可以运明矾，我们出入也不必爬山岭了。说时博得一屋子笑声。随即他拉我到后间房子谈话。程崇式先生是当时除了郑宗瑾外最有实力的矾业资本家，也是我父亲过往甚密的老友。他自豪地说，这次我与专员黄先河同志一起在杭州开会，大会结束后，他叫我到矾山后找到你，安排一个国民党军官到矾山中心小学当教师，还给我一封信。信的内容极简要，无非就是给卓鸣銮先生予以安排照顾。卓鸣銮是矾山人。我满口答应，请他明天就到学校找我。

第二天清晨，我较早到了办公室。刚坐定，门外来了一位身穿陈旧中山装的长者，肩背微驼，满脸饱经忧患皱纹。我深情地让他进来，请他坐，他一味俯首低眉。我说：“卓先生，你是长辈，现在是同事了。”他才露出笑容，说自己从外边回到家里已经一年多了，靠右邻左舍的帮助，卖点小零食，有时也去挑矾。书，也多年没有教了。今后有什么上下公文，来往函件，我可以多做一些。我说，黄先河专员已经给我来信了，你可以安心在这里教书，有什么事，你可以找我。明天你就可以来上课，我会给教导主任商量好的。

商量结果，让卓先生当中年级班主任，教语文课，鉴于他年事较高，晚上就不安排他到山村辅导夜校了。原打算给他安排一个小房间，他说，家离这里不太远，不用了。卓先生上班后，教学相当认真，批改语文作业往往加上简短评语，仿佛也是给家长看。如遇风雨交加，溪流湍急时，放学时他经常扶持小学生过矴徒，一直送到学生家里，家长反映很好。他没有请过假，按时上下班。一有空隙，就在办公室里看报纸，对人和霭可亲，很少与同事对话。有一次，学生已经放学，一班教师在校门口闲聊，有一位名叫李熙光的美术教师，讲到麻步鳌峰小学当年教师砸佛像的“异常”现象，有的说对，有的说不对，争不出一个结论，也就散了。我偕卓先生一起走出校门，我说：“卓先生，听说当时你和师母一起在鳌峰小学教书，你的看法怎么样?”“当时大家都一心一意把学校办好，学校只供膳食住宿，等于是义务任教。砸佛像，看来是过头行动……”卓先生慎重地回话。黄先河同志生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叙述：“鳌峰小学办在庙宇内，每逢初一、十五日，来庙烧香拜佛的人很多，影响教学活动。我们认为应该破除迷信，便把作为校舍的庙宇内泥塑木雕菩萨用纸封掉，不让群众来庙烧香。当时，恰有一个学生患脑膜炎病死了，地方上有人煽动说菩萨发怒，把这个学生捉去了。有位教师叫池化龙，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把木雕菩萨的头锯下来挂在校门口的大树上‘示众’，借此来表示我们破除迷信的革命行动。”

区文教辅导会和区中心小学的收发文皆由卓先生分别登记入册。此时，学校正在高岚山建设新校舍。校舍兼建委员会拟出一张通告，凡在高岚山有坟墓的限期予以登记拆迁，逾期未来登记者，作无主处理。我草拟这一通告，请卓先生修改定稿。他认真地看了通告初稿，还问了校舍筹建情况，然后郑重地说，矾山是个古老的工矿区，从来没有建过规模这么大的校舍，任务落在你这一代人肩上，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是教育部门，通告的语言尽量温和些。处理无主坟墓，更要慎之又慎。关于通告的格式，他也谈了一些，至于署名，他说：“本来署主任委员一个就可以了，但是你是区文教辅导会辅导员兼区中心小学校长，毕竟是教育部门的领导，没有行政权利。那就应该把副主任委员王景象与程崇式两位一起署上，王景象同志是副区长，程崇式先生是有声望的省人民代表。”最后由卓先生用毛笔楷书抄录数份通告盖上公章与签名章张贴在街头巷尾。在这件事中，卓先生以中国固有的道德处事，慎重的态度行文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一个天寒地冻的黎明，学校工友急急忙忙地赶到我的家里，说卓师母已在夜里谢世了。我即刻与总务主任李起銮君一起到了卓先生的家。师母的遗体已移到大厅，几块旧床板，上面盖着单薄破碎的被单，一张小方橇上一个饭碗插着一枝香，大厅前后通风，一对白腊烛点了半截熄灭了。朔风凛烈，沙沙作响，为卓先生先去患难与共的妻子而哭泣，一对小鸟掠过薝头，凄凄切切，似为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而哀鸣。沉寂，沉寂，真是死的沉寂。我与李君对卓先生说：“不必担优，大家会帮你处理后事的。”

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的不小的军官，在部队里那么多年，如今身无分文，落到这么一种境地，实在难以理解。于是，我两人便写着募款缘由的手册子，先到一座是朋友当账房的矾厂，让他开了好头，我俩多少也赞助一些。就这样，每座矾厂，每个店铺，都向他们展现手册，说明缘由，大家深表同情，纷纷解囊资助，只一个上午，就募集了四十多元，交给卓先生的邻居亲眷。让他们去买棺材，还请正一派道士为师母开了“火光”，愿她在黄泉路上不再饥寒交迫，能得到光明。师母名维湘（一说维香，是天津市长的女儿，孙氏，曾在鳌峰小学教过书，原平阳县委党史办公室主任游寿澄编著《红色平阳》一书提及）。事后，卓先生激动地对李起銮君说：“内人这次处理后事，花了二十多元钱，剩下二十多元用作孩子的医药费……乡亲与同事们帮助我度过难失，使我永世难忘!”

1951年秋天的一个中午，卓先生见我一人在操场散步，就快步走过来对我说：“我们这个学校使我太留恋了，看来，我难以在这里呆下去。”我感到突然：“卓先生，我们学校虽然清苦，但比起其他学校来，还算不错。除了每人县里给了一百二十斤大米补贴外，矾厂还给一些资助，用于学校开支和教师福利。”“这些情况，我都了解，但……”他没有说完就准备上课去了。

当时，学校在高岚山建设新校舍正在紧张进行，要办好中心小学，又要兼办附设初中班，还得辅导全区数十个学校，实在忙得不可开交，但卓先生对我讲的话，我一直在思考。这位军官出身的教师，在教学上是胜任的，家长反映亦好，又是专员黄先河同志介绍来的，该不会有其他什么问题。他从来不炫耀自己昔日的履历，也不后悔自己的浮沉。一切平平淡淡，若无其事，但我总感到他或许隐藏着一些忧虑。对这样的一位教师，我应该与他谈谈心，在一个下雨的夜晚我去了他家，拉了多家常话，最后他噙着泪水低下头了，还是那句老话：“看来，我难以在这里呆下去了?”从报纸和社会各方面迹象看来，对出身于旧军官的人是非常不利的，但我还是安慰他：“矾山是山区，师资很缺，你安心在这里干下去，家里有什么困难、情况，及时告诉我。”我怕他心理上有压力，伤了他的心，不便说有什么外来的困难，特地加了“家里”二字，其实他是明白的。平时我与同事之间从不握手告别的，此刻，不知怎的，伸出手与他紧紧握住：“保重，保重!”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学校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卓先生就被公安部门抓去，批批斗斗，被抓去坐牢，后来又交给群众管判了。

1952年，学校新校舍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建成，附设的初中班也走上轨道，我也奉命调离了矾山。

后来听说卓鸣鸾先生一家的生活更加困难。父子只得去挑矾，挣钱糊口。矾山到藻溪有四十多公里，都是崎岖山岭，不要说挑着一百多斤的明矾到出口栈，就是空手走路也够辛苦。卓先生挑着明矾，踉踉跄跄，驼背歪肩，万分艰难，有时只得躺在路边呼救。有个儿子身患痔疮脱肛的疾病，肩头重担一压，肛门就整个脱出来，红通通的，痛不堪言。挑矾赚不来钱，三餐更是难保，有时只得吃野菜，苦度时日。据卓寿谦主编《平苍卓氏史志》中《卓鸣鸾小传》记述：“是年土改，传说有陈阜同志寄来一张字条，很简单写了‘给予照顾’几个字，因而定为贫农成份。”说实在的，卓先生原住矾山山凹里的打石湾，住的是一间破漏的平屋，贫苦激励他上进，历经艰难困苦，上了黄埔军校，黄浦军校出来后，与共产党人一起干了一番抗日大事，后来仍住过这个屋子，当了国民党军官后，《平苍卓氏史志》里说他“有说当了天津市长秘书，有说在杭州某军司令部任职，当时还有‘捷报’传到矾山，由卓氏族众予以张贴”，1948年解甲回归乡里，还是住进这间平屋。群众说卓先生没有田地，只有这间破屋，本来就是贫农，假如没有陈阜同志那张“给予照顾”的字条，说不定会定为官僚地主呢。

据矾山镇九十多岁的离休干部朱善余说：“1956年，矾山公安派出所召集受管制人员会议，主持会议人员叫卓鸣鸾作检查发言，他最后的两句话是‘凭良心做人，讲道德作事’。听众很受感动。”

卓氏宗谱载：“鸣鸾生子二，一个流落福鼎，被看作坏人疯子，殴伤后致死，一个患脱肛病，经久无钱医治病逝。另生一女，幼殇。鸣鸾终于在1960年古历八月初八日谢世。”

卓鸣鸾先生已经走完了一生征程，但却留给后人不少谜团，他是一位国民党军官，为什么能得到黄先河、陈阜等共产党高层干部的器重与爱护?在矾山，凡了解他身世的“老年人”无不赞叹他“其官真大，其人真善，其情真苦，真是一个世上罕见的老实官‘清官’”，原因何在?

最近读了黄传会、黄海贝合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传记文学《将才铁军——朱程》，才解了数十年来凝结在心中的谜团，同时才知道朱程将军与卓鸣鸾先生鲜为人知的亲密关系。这册传记文学共288页，图文并茂，写得真实又生动。为了忠实于原作，从40页开始，照抄原文为下：

朱程回到家乡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县，革命运动落入低潮。

过了春节是元宵。

转眼回家快一个月了，朱程每天陪陪父母说话，逗逗小儿子为松，日子过得很快。渐渐地，朱程心中又不踏实起来，他这次回家，绝不是回来休息的，他要寻找一条革命之路，实现自己的理想。

巧得是，这天朱程在镇里竟遇到黄埔军校的同学卓鸣鸾。卓鸣鸾告诉他，从军校回来后，自己一直在麻步鳌峰小学教书。

“怎么样?朱兄，有兴趣么，一起到鳌峰小学当一名教书先生?”卓鸣鸾含笑询问。

“恐怕不仅仅是当教书先生吧?”朱程意味深长地反问鸣鸾，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经卓鸣鸾介绍，朱程来到鳌峰小学。当卓鸣鸾带他去见校长时，朱程愕住了。他没有想到校长竟是温州读书时的好友陈阜。陈阜受党组织的委托，出任鳌峰小学校长。随后，陈阜又介绍朱程认识了平阳早期的共产党人叶廷鹏。

原来，攻打平阳县城不久，县委书记吴信直被捕牺牲。平阳县农民运动创始人之一叶廷鹏等转入地下，以梅康主办的务垟小学为基地，进行秘密活动。但务垟与平阳县城近在咫尺，很不安全。同年秋，叶廷鹏委托陈阜接手鳌峰小学，遂将据点移至此地。进步青年梅康、吴毓、黄先河以及黄浦军校学生卓鸣鸾、池化龙都在学校任教。叶廷鹏自己则化名老金，以学校伙夫的身份做掩护，开展党的活动。

（黄先河的回忆，略）

一边组织青年农民学习文化，一边宣传革命道理。每当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几位青年便向叶廷鹏请教，他总能给他们满意的回答。

朱程仿佛又回到了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日子，每天都有新收获，新感触，生活过得丰富而又充实。应该说，朱程是在鳌峰小学真正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

鳌峰小学的“异常”现象，还是被国民党地方当局察觉了。过了些日子，经常有便衣在学校门口游荡。学生家长还收到传单，劝告不要送孩子到学校上学。1931年快放暑假时，地方当局策动一帮地痞流氓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房族，以学校捣毁佛像为由，闯入学校，殴打教师，捣毁设备。一个歹徒用木棍将吴毓的头部击伤，血流如注。附近的农协会员闻讯赶来，全校师生在他们的掩护下才撤离学校。经过这次事件，鳌峰小学随即停办。

紧接着，“九·一八”事变爆发。

鳌峰小学停办了，教师们分道扬镳了。

卓鸣鸾不忘黄埔军校的校训，牢记鳌峰小学地下革命活动的收获与友谊，怀着满腔抗日热情，与内人维湘一起又踏上了征途。先后在河北、天津和浙江、杭州担任军务工作。

风风雨雨17年后的1948年，鉴于当时的政治局势，卓鸣鸾又毅然回到故乡。这次回到矾山打石湾老家，仍然是一肩行李，两袖清风，黑发变白，多了两小孩。亲朋戚友邻居来看他，还是以伯叔兄弟相称，没有一人称他的“官职”，根本不知道他在国民党政府与军队里当过什么官。

凭良心做人，讲道德作事的卓鸣鸾一家，如此悲惨的结局，谁也难以理解。或许缘由于“时也，运也，命也”。

（此文原刊于《卷南历史文化》和地方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