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纽曼指出的政治异化发生的诸环节中,个体均缺乏自主,而自主这种思想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自主对于行动和判断乃是一体两翼。关于自主这个概念在近代思想史的重要性,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那里认识得更加明显,他主张只有个人自主意义上的自由才对现代社会的机制性秩序发生了持续的影响：
只有个人自主的思想,才把一种个人的自我决定同时带进两个重要的参照系中: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对个人是善的,同时也可以指导一个合法社会秩序机制。人的主体价值,就是存在于他自我决定的能力之中,随着这种思想的潜移默化,也就同时改变了社会共同生活规则的前景;共同生活规则的规范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它对个人自我决定的意义,也就是取决于,是以它的总和来表现个人的自我决定,还是能够在它的前提中使个人的自我决定得以恰当实现。从那以后,考虑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才能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和需要变得公正的社会正义思想,就再也不能和个人自主思想分离……[6]
虽然一直强调自主,但与只是对自主这个概念进行辨析的大多数思想家不同,纽曼研究的特色在于厘清是什么实际上造成了个人不能开展自我决定。(这一点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后辈”的分析均不如他更加明确,这可能与他在一段时间内从事对策和应用研究有关)。按照纽曼一贯的倾向,理想造现实,自由规制权力,如果不从思想上清除错误的认知,必将造成现实领域真正的政治性浩劫。关于自我决定,纽曼强调了自由之法律向度的重要性。的确,法律降低了我们行为的不确定性。但是,纽曼一以贯之地强调,“我们想用自由做什么?我们自由的实质被设想为什么?”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探究。而且人欲决定其自身,必须要了解自身。纽曼坚信掌握“外部自然的知识、人类本性的知识、历史进程的知识”乃是能够决定自身的前提。但如此说来,是否只有掌握了人掌握了全部知识才能开展行动呢?笛卡尔传统或许认为人必须掌握全部知识,方能实践。而孟德斯鸠或许认为不必等待掌握全部知识即可实践。但纽曼似乎并没有刻意建立知识与行动的必然联系,因为他始终强调,认知虽然重要,但只是自由的一个向度,还必须配合法律和意志要素,方近为圆满。
由此可知,如要保障自由,人的决定必须参考法律、认知、意志三要素。但是,毕竟认知要素对于拨开宣传迷雾是最为关键的,因此,纽曼强调：自然科学家、人文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都拥有同等地位和同等重要性。[7]
纽曼并未专门强调对道德知识的认知,但这不等于其不看重道德,他一方面肯定上述领域知识分子“提供知识”的作用,一方面提出知识分子要坚守道德,教化大众。他确立了一个观点,即科学探究的目的超越国家层面的功利性,有利于构建人类自由才是其不断前进的动力。纽曼拿自然科学与人文研究的不同来说明：
我考虑一种尝试——如其被常规地作出——去展示国家和社会从科学探究得到何其巨大之利益颇如双刃剑。例如,如果某人要证明文学或希腊哲学研究对国家和社会有用,那么此人为了让人信服实际上不得不生编硬造——并且,此人几乎不可能成功。而如果某人尝试为自然或社会科学中的探究这么做,那么他却面临一种风险,即国家将把其所认为有用的东西说成是有用的。[8]
那么,究竟科学家的探究如何才能称作是正当呢?纽曼指出,只有学者的良心,而不是其他判定者能决定这点。而正当的探究才会真让人理解外部自然、人的本性以及历史进程,并且因而成为确定人之自由的那个关键标杆。[9]
但事实上,知识分子往往逃避。晚于纽曼的爱德华·W·萨义德曾指出知识分子的问题所在：“在我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来具有争议性的问题;需要老板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请教、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一员,以留在负责可靠的主流之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颁荣誉学位、大奖、甚至担任驻外大使。”[10]而当逃避成为一种习惯时,邪恶的意识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步步为营,逐渐侵蚀人心。
而纽曼也先前判定,在世界已经变得更容易被“倒退的大众运动”影响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更为重大,因为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国家来改良人性。知识分子的努力是阻止焦虑(如果不能根除)避免成为毁灭性精神的可依靠力量。但是,纽曼也提出了问题：如果知识分子所处社会环境已经被野蛮浸染,那么他们又如何出污泥而不染?如何保持独立人格并且教化大众呢?[11]
究竟就是教育为先还是政治为先的老问题又摆在了人们面前,似乎进入了老套的循环,无法解决。纽曼不信任仁爱一类的概念能够担当,他承认仁爱是偶然的,甚至可能只是工具性的。[12]他号召公民,为了不丧失自由,就要对焦虑保持双重攻势,即教育的攻势和政治的攻势：
政治再一次应对我们来说是双重事务:我们关于政治问题学科题材的洞察力——自然不是日常的政治——并且是关于政治问题立场的采取。如果他们要严肃关切政治人性化,如果我们希望阻止用焦虑和冷漠来煽动,那么我们作为教师和学生——必须不沉默。我们必须克制我们的傲慢、惰性和对所谓日常政治肮脏的讨厌,我们必须说必须写。理想主义,由于其在席勒的信里如此高贵,不能对我们来说只是美丽的假象,其必须不能成为那种臭名昭著的理想主义的形式,他们在过去伪装了最大反动的和反自由主义的目标。[13]
纽曼相信,只有通过知识分子凭良心的教育和政治行动,理想主义的说辞才可能变成历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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