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我与自我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三部分组成——本我（id）、超我（superego）与自我（ego）。本我是人先天就有的本能，力求满足自身的自然需要，追求快乐的原则。自我是本我的特定的一部分，“即通过前意识知觉——意识的媒介已被外部世界的直接影响所改变的那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表面——分化的一种扩展。再者，自我有一种把外界的影响施加给本我的倾向，并努力用现实原则代替在本我中占主导地位的快乐原则。在自我中，知觉起的作用就是在本我中转移给本能的作用。自我代表我们所谓的理性和常识的东西，它和含有热情的本我形成对照”。弗洛伊德把自我和本我的关系形容成骑手与马的关系：骑手控制马需要较大的力量，自我控制本我也是如此；骑手常常被迫随他的马引导到它想去的地方，同样自我经常把本我的希望付诸实施，好像是它自己的希望那样。这二者所不同的是，骑手是寻求用自己的力量来控制马，而自我则借助他力。

超我又称作自我理想，是生活和行为规范的内在标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良心。超我形成的根源有二：一是源于童年时期的依赖和软弱无力；二是源于俄狄浦斯情结。如一个男孩，把父亲看作实现俄狄浦斯愿望的障碍；由此，儿童的自我得到了强化，在自身之内建立同样的障碍以对本我进行压抑。超我是自我的一种理想，在人的内心对自我进行监控，就像人体内部有一个更高级性质的人那样。可以这样说：“千真万确，在这个自我理想或超我中，我们确有那种更高级性质，它是我们和父母关系的代表，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这些更高级性质了。我们既羡慕这些高级性质又害怕它们；后来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自身中来了。”在自我和超我之间，自我主要是外部世界的代表，是现实的代表，而超我则和它形成对照，是内部世界的代表，是本我的代表。自我和超我反映了真实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之间、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的对立。

自我在超我与本我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就本我而言，它是潜意识的，它的要求是非理性的，所引起的行为是盲目的。如果不予以指导，便可能走上错误的道路。就超我而言，如果过多地以道德自律否定现实的需要和自己本能的需要，常常会导致以理杀人。自我提醒二者要服从于“现实检验”，“就像君主立宪的地位一样，没有他的批准，什么法律也无法通过；但是，他对国会提出的任何议案行使否决权以前很久就犹豫不决”。但是另一方面，自我又是一个奴仆：“自我被看作是受三个主人的支使，因此便受到三种不同危险威胁的一个可怜的家伙：这三种危险分别来自外界，来自本我的里比多和来自超我的严厉性……自我在本我和现实之间的地位使它经常变成献媚的，机会主义和假惺惺的，就像一个政客，虽然看见了真理，却又想保持他的受大众欢迎的地位。”^[16]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的学术历程：由释梦开始，提出了他的性本能论，然后由他的性本能论推衍出了俄狄浦斯情结。但俄狄浦斯情结只是里比多，是一种能量的聚集，作为一种本我被压抑在潜意识的领域，要想到达意识的层面，需要经过前意识，这就需要自我和超我的检验，即要顾及现实和现有的伦理道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