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时内政外交的影响

对当时内政外交的影响

经过8年的抗日战争和3年的解放战争，整个国民经济遭受极大破坏。据有关资料统计，1949年与1936年相比，重工业生产下降约70％，轻工业生产下降约30％，农业生产下降约25％。1949年全国农村灾民达4000万人，失业工人1950年达到100万人以上。〔26〕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的，此阶段的石油化工也是一派衰微破败的景象，原油年产量仅12万多吨，与石油天然气相关的化学工业除了玉门、抚顺、锦州等几个规模不大的企业外，几乎是一片空白。

迅速恢复城乡工农业生产，恢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石油化工的生产，是新中国成立后摆在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由于石油化学工业是典型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刻，在几乎一片废墟的厂房，要恢复和发展石油化学工业，完全闭门造车是不可行的。特别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国际环境恶化，国防安全问题更加突出，而我国当时的工业基础与此显然极不适应。

紧张的国际形势、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国内关系到国防及国民经济的石油化工产业的落后状况，迫使党和人民政府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在原有工业基础极端薄弱的条件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建立巩固的国防，首先必须依靠新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基本建设。因此，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果断决策，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重点建设重工业中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1952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编制“一五”计划中若干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以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首先保证重点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的主要工程的完成。一些次要的、可以推迟的建设必须推迟，一切对国家不起重要作用的工程投资必须削减，盲目铺摊子的现象必须克服。

“一五”计划期间，五年累计实际完成的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212.79亿元，占同期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47亿元的36.1％，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50.26亿元的85％。重工业中，冶金、机械、国防工业以及相应的能源工业等部门实际完成的投资占重工业投资的90％多。

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对新中国友好的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也就决定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对外政策的核心是与苏联结盟，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内政策是学习苏联模式，展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www.guayunfan.com)这样的对内对外政策对当时的国内外环境而言无疑是最符合中华民族最大利益的。从国际环境上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封锁、禁运的政策。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就为新中国外交政策奠定了基本和核心的原则。中国人民在100多年的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永远结束过去受人奴役任人宰割的悲惨遭遇。因此，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维护自己领土的完整，成为新中国外交的神圣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还面临着发展经济、把新中国逐步建设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迫切任务。为此，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同各国人民开展友好合作；而不论是保障独立还是争取和平，都不能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共同纲领》不但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些具体政策，包括把“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决策法律化。《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此外，《共同纲领》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等等。这些具体政策，是为贯彻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服务的。

1949年12月，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访问苏联，同苏联领导人就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重大问题进行会谈。中苏建交后，两国关系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处理旧中国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在变化了的情况下，重新确立中苏关系的指导原则和法律基础。众所周知，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达成的有损于中国权益的密约。毛泽东主席1949年冬到苏联访问时，向斯大林建议：中苏应签订一项新的条约，以代替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方面表示同意。周恩来总理随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参加谈判。双方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两国外长并互换三个照会，声明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各项协定失效，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独立的现实，决定苏联经济机关在中国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北京原苏联兵营的房产均无偿地移交给中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的缔结对保障双方的安全、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加强中苏人民的友谊和促进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有重大意义。〔27〕〔28〕毛泽东主席在新条约签订一周年时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不但对新中国的建设有极大的帮助，而且在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人民日报》，1951 年2月14日)周恩来总理也指出：“这些条约和协定将使中国人民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日报》，1950年2月14日)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之所以没敢放手地把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因素之一，是考虑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存在。中苏之间一度相当密切的经济合作，对新中国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1952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莫斯科时，苏联表示将对中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给予支持。1953年5月，以李富春副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苏联方面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和议定书，苏联承诺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一大批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其中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企业、煤矿、炼油厂、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电力站等。后来，苏联还陆续同意增加相当数量的援建工程项目。苏联总计承诺援建工程项目304个，但由于它1960年单方面废弃协议，到1960年底，实际完成或基本完成的只有154个工程项目。在援建这些工程项目的过程中，苏联派遣了许多专家前来中国工作。同时，接受大量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到苏联学习。两国在1954年10月还签订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苏联免费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技术资料。

苏联给我国进行了大规模、全面的经济技术援助，特别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基本是苏联当时的先进技术，这些项目基本奠定了我国现代工业的骨架。苏联援建项目在“一五”期间投入施工的有146项，其中石油项目为2项。一是新建兰州炼油厂，炼油能力达到年产100万吨；二是改建抚顺第二制油厂，1956年施工，1959年完成，年生产能力达到页岩原油70万吨。另外，化工项目为7项，在具体安排上，为了支援农业和配合国防军事工业的需要，有限的投资主要集中用于化肥和基本化学工业的建设。先后动工新建了吉林以煤、焦和煤焦油副产品为原料的，由化肥厂、染料厂、电石厂和热电厂组成的化工基地；太原以煤和炼焦副产品为原料的，由化工厂、肥料厂、制药厂和热电站组成的化工基地；兰州以粮食酒精为原料逐步过渡到以石油化工副产品为原料的，由肥料厂、合成橡胶厂和热电站组成的化工基地。此外，还新建和改建、扩建了一批生产化肥和基本化工原料的项目。重点是将吉林化工区建设成为我国第一个化工生产基地，因此，3大项新建项目都放在吉林化工实施。5年内，化学工业施工的大中型项目38个，同期建成投产10个。1957年底，吉林化工区全部建成投产，兰州和太原化工区先后开工建设。“一五”计划期间，化学工业新增生产能力包括硫酸29.2万吨、纯碱19.2万吨、烧碱8.1万吨、合成氨13.7万吨、化肥9.2万吨、农药2.1万吨。兰州炼油厂和吉林化工区等项目都是共和国石油炼化和石油化工的长子，为国内的石油化工工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技术和人才。

当然，援助不是无偿的。当时中苏的经济合作基本上是互惠互利的。为了向苏联购买建设物资，并偿还苏联贷款的本息，中国除用黄金和硬外汇来支付外，还向苏联出口了它十分需要的多种矿产品和农产品。在1950年2月签订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协定时，中国按照苏联的要求，答应在14年内每年向苏联提供大量的钨、锡和锑矿砂。后来中国还同意向苏联出口其他一些重要矿产品，包括锂砂、铍砂、钽铌砂、钼砂等。这些战略原料中有不少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所必不可少的。1952年周恩来总理访苏时，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中苏协议由苏联贷款给中国开办橡胶园，产品的70％以优惠价格卖给苏联。斯大林为此向周恩来总理亲自表示感谢。

但考察世界发展的历史，一个国家帮助另外一个国家建立一整套近现代化工业体系还是非常罕见的。参照我们的邻居，另外一个亚洲人口和面积大国印度，其外交可谓左右逢源，无论是前苏联及现在的俄罗斯，还是美、英、法、德、日等西方强国，许多对中国封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都可以卖给它，根本不害怕被仿制，就因为印度缺乏一个像中国这样相对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

因此，回顾此段历史，无论以后中苏(中俄)之间出现多少风波，我们还是应该铭记和感谢苏联当年的援助和支持。对当时内政外交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实行“一边倒”，中苏建立了同盟关系，尤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对我国进行了大规模、全面的经济技术援助，特别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基本是苏联当时的先进技术，这些项目基本奠定了我国现代工业的骨架。苏联援建项目在“一五”期间投入施工的有146项，其中石油项目2项，化工项目7项，这些项目的建设成功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石油化学工业的基础和体系。

但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两国关系逐步恶化，苏联领导人加强推行大国主义政策，把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从而使两国的友好关系遭到了破坏。

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要把苏联专家和顾问从中国召回，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7月25日就通知说，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离境。同时，苏联还片面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

7月31日，中方复照苏方，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期在中国工作。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一个月的短时期内，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00多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00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苏联政府完全知道，苏联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文教、科研等部门的200多家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的任务。苏联领导人把苏联专家一下子全部撤回，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滞，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www.guayunfan.com)苏联专家的撤走，给新中国的石油化工业造成了一定打击。但自力更生的中国人民不会就此一蹶不振，反而更加发愤图强。196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石油部组织大庆石油勘探开发会战，这是中国石油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从这一年起，中国原油产量急剧增长，到1965年达到1131.5万吨，相当于1959年的3.3倍，平均每年递增100多万吨。原油产量的大幅度增长，要求石油炼制工业同步发展。与此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对大力发展石油炼制工业提出了特别紧迫的要求。5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对中国实行禁运，国内需要的大部分石油产品从苏联进口，1959年的进口量仍占国内消费量的60％。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政府大大削减供应中国石油产品的数量，造成全国性的用油紧张状况，尤其是国防用油更为困难。客观形势迫切要求尽快把石油炼制工业的产品品种和油品数量搞上去，迅速改变依赖进口的落后状况。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为加快石油炼制工业的发展，石油部提出了“石油产品三年过关，五年立足于国内”的奋斗目标，并在国家财力、物力的支持下，充分发挥广大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采取科研、设计、设备制造、施工建设、生产单位“联合作战”的方法，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结合中国石油资源和产品需求的实际情况，学习、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自力更生地研究、开发国内自己的石油炼制新工艺、新技术。二是根据国内消费的紧迫需要，集中力量开发石油新产品，解决国防建设和国计民生急需的石油产品的生产供应问题，逐步实现石油产品的自给。三是随着大庆原油的增加，组织大庆原油加工会战，解决炼制大庆原油的技术问题；同时把一些人造石油厂改造为天然原油加工厂，并积极扩建老厂和建设新厂，以适应原油产量不断增长的需要。经过六年的艰苦奋斗，到1965年底，全国原油产量达到1131.5万吨，石油炼制加工能力则达到1423万吨，为当年原油产量的125.7％，相当于1959年原油加工能力的2.5倍；实际加工原油1083.1万吨，相当于1959年的2.7倍；生产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等四大类产品617万吨，相当于1959年的2.7倍；在炼油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石油产品品种达到494种，比1959年增加了185种；石油产品的自给率由1959年的40.6％提高到100％，不仅结束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而且开始有少量出口。

1961年，国家科委组织有关部、委制定各行业的技术政策。石油部针对上述形势，对石油炼制工业提出了“深度加工、吃光榨尽，采用先进技术，使石油产品立足于国内”的政策。同年冬天，石油部在北京香山召开炼油科研工作会议，集中有关的科技人员研究制定石油炼制工业的科技发展长远规划。会议分析讨论了当时国内炼油技术的现状、大庆原油的特性和国内各方面对石油产品的需求，以及世界先进炼油技术的发展趋势，认为要迅速改变中国炼油技术落后的局面，应以增加二次加工深度、提高轻质油品收率、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品种为主，依靠国内自己的力量，尽快掌握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和有关的催化剂、添加剂等五个方面的工艺技术，并迅速设计、建设工业生产装置。当时有部国产电影叫《五朵金花》，石油部副部长刘放就形象地将这五项新工艺比作石油炼制工业的“五朵金花”。开发新工艺的建议，很快经石油部党组批准为科技发展的重点攻关项目，并列入国家科技发展规划。

1962年1月，为促进新工艺的开发应用，石油部决定成立炼油新技术核心领导小组，在主管基本建设的孙敬文副部长的直接领导下，由孙晓风任组长，张定一任副组长，侯祥麟、杨达、任向文、顾敬心为成员，统一进行组织领导。全国各有关科研、设计、机械设备制造、基建施工和炼油生产等方面的专业力量，都迅速动员起来，投入了紧张的攻关工作。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终于攻克了这些项目的技术关，并在1966年以前陆续建成工业装置，实现了工业化生产。这些重大的成就，对中国炼油技术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成为石油炼制科技发展的一大转折。继“五朵金花”开发成功后，又开发应用了烷基化、加氢裂化等工艺技术，并对已经工业化的新工艺、新技术继续进行改进、提高，从而使石油炼制工业在催化裂化、催化重整、焦化、脱蜡、润滑油生产工艺和催化剂、添加剂制造，以及大型炼油联合装置的设计、建设，炼厂气体的利用技术等许多方面，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对推动石油产品立足于国内，对改变炼油技术落后面貌，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此阶段是石油化工工业的迅猛发展时期，对于打破苏联和美国对我国的敌视与封锁，在外交上赢得主权的独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在美苏从两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中国除了更致力于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友谊外，也期望进一步开展同西欧国家的交往。当时，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欧洲共同体的逐步形成，西欧国家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倾向日益抬头。1964年，国务院根据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发展石油化工的有利条件及其生产发展的需要，在砂子炉装置建设的同时，决定从英国引进的5套石油化工、化纤装置也建在兰州化学工业公司，以便配套成龙，加速石油化工的发展，也有利于改善中英两国的对立关系。总之，中国在60年代是愿意同西欧国家大力发展关系的，但它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既不接受“两个中国”的做法，也不拿被压迫民族的根本利益去做交易。

进入70年代，1973年8月，从日本引进的年产30万吨乙烯工程在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正式开工，与乙烯工程同时破土动工的还有年产18万吨规模的高压聚乙烯、年产8万吨规模的聚丙烯、年产4.5万吨规模的丁二烯抽提等3套装置，统称为“四烯”工程。为了改变国内长期以来化肥供应紧张和农业生产落后的局面，国务院于70年代初决定从国外引进13套以油、气为原料，年产30万吨合成氨的生产成套设备。这13套装置中，从美国引进8套(合成氨为美国装置，尿素为荷兰装置)、法国引进3套、日本引进2套。结合国内油气资源的分布和农业生产地区的需要，这13套装置分别建在大庆、辽宁、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四川(2套)、广州等地，生产规模都是年产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52万吨。

这些大型石油化工装置的引进，大大提高了我国石油化学工业水平，同时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改善了我国与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的外交关系，为中美、中日以及中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发挥了良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