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植物保护与环境法制

四、动植物保护与环境法制

动植物保护不仅有赖于道德文化约束，强调个人自觉自律的行为，也依赖于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中国古代动植物保护法令，在很多方面有效规范了动植物保护行为，它以封建国家的皇权作为坚强后盾。

湖北云梦秦简上的《田律》，把西周以来动植物保护的规定法典化。具体内容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鷇，毋……置井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伐绾（棺）享（槨）者，是不用时。邑之近皂（牛马圈）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之田（猎）。百姓犬入禁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捕兽者杀之。河（呵，即呵责）禁所（呵禁所指警戒的地区）杀犬，皆入完公；其他禁苑杀者，食其肉而入皮。”^［26］这段话的意思是：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河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只有因死亡而需要伐木制造棺槨的，不受季节限制。居邑靠近养牛马的皂和其他禁苑的，幼兽繁殖时不准带养狗去狩猎。百姓的狗进入禁苑而没有追兽捕兽的，不准打死；如追兽捕兽的要打杀。在专门设置警戒的地区打死的狗，都要完整地上交官府；其他禁苑打死的，可以吃掉狗肉而上缴狗皮。在这段话中，动植物保护的具体对象，涉及飞禽走兽、鱼类等所有动物，也包括所有植物，内容非常广泛。

汉代以后，动植物保护法的种类更多、范围更广。《汉书·宣帝纪》中记载：西汗元康三年（公元63年）夏六月汉宣帝“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掷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虽然，皇帝下这道诏书，并使之成为法令，是由于他认为数以万计的五色鸟飞来是吉祥之兆，但在客观上规范了人们的行为，确实起到了保护鸟类的作用。

唐代也十分重视保护动植物，“太宗方锐意于治……异物、滋味、口马、鹰犬，非有诏不献。”^［27］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诏：“禁进犬马鹰鹘”。^［28］

南宋时期，我国还有禁止捕杀犀牛、青蛙的法令。史料记载：宋太宗“雍熙四年正月十日，帝以万州所或犀皮及蹄脚示近臣。先是有犀自黔南入忠万之境，郡人因捕杀之。诏自今有犀勿杀”。^［29］孝宗淳熙三年五月八日诏：“民间采捕田鸡杀害生命，虽累有约束，货卖愈多，访问多是缉补使臣火下买贩及纵容百姓出卖。令榜晓喻，差不干碍人收捉，如火下货卖捉获，其所管使臣一例坐罪。”^［30］在保护林木方面，宋孝宗淳熙元年春正月乙未“禁淮西诸关伐林木”^［31］。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诏：“泰山七里内禁樵采”^［32］；三年十二月诏：“禁扈从人燔道路草木。”^［33］；六年八月“禁太清宫五里内樵采”^［34］。

明代“隆庆元年夏四月丙午，禁属国毋献珍禽异兽”。^［35］“宪宗成化三年，朝鲜献海青、白鹊，谕毋献”。^［36］据《明史》记载：洪熙朝光禄卿井泉奏请依岁例遣正官往南京采办玉面狸（果子狸），仁宗严加斥责，指出这类满足口福之欲的小事属于诏罢的“不急之务”。后来景泰帝曾“从于谦言，罢真定、河间采野味……弘治十五年，放去乾明门虎、南海子猫、西华门鹰……”。^［37］

清代“‘雍正十二年夏四月，庚午，谕大学士等……从前广东曾进象牙席，朕甚不取，以为不过偶然之进献，未降谕旨切戒，今献者日多，大非朕意。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具体尚小。今制为坐席，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靡之端矣。等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若从海洋而来，从此屏弃勿买，则制造之风，自然止息矣’。这道谕旨可说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象牙制品的禁令。”^［38］

考察我国古代的动植物保护法令，可以为当今环境法制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①从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看，皇帝的诏令也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我国各朝各代均有以动植物保护为内容的环境法制。我们现在进行环境法制建设，很大程度上吸取了从西方国家移植过来的法律，同时也应看到其自身的历史基础。②中国古代史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历史，而且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一旦纳入了国家法律的范畴，便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其依存的自然关系进行考察。当代环境法制建设，必须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深刻认识到保护好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将有利于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而且是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③古代环境法制的发展，对当时社会风俗、文化、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今天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环境法制，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促使人们严格遵守环境法律法规，为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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