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的视野

对自然的视野

自然界也如整个现实一样，亦是多面的，可以从不同的视野来进行观察。在这些视野中，圣经描述和科学描述可以看作是两个截然不同且部分的观点。例如，想象有四个人——爱因斯坦、高更、贝多芬和大卫王——立于小山之巅，俯瞰沐浴在落日余晖中的峡谷美景。面对这幅金红云彩为框的田园风景，他们不禁赞不绝口。四人目之所见无疑是同一景物，但他们看出的东西却各不相同。他们商定回去整理自己的印象，以各人惯用的媒介表述，以便下次见面时彼此分享。六个月后他们又如期再会。科学家爱因斯坦捧出论文一篇，数页稿纸写满了数学公式，他从科学上解释了地球与太阳的相对运动，光的颜色及云的组成。高更不愧是画家，当即展开一卷画布，落日的美在对比强烈的油彩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乐圣贝多芬请大家传阅了他的新乐章《田园交响曲》(当然都是五线谱)，然后又请各位闭目欣赏乐曲的曲调。最后轮到大卫王，这位《诗篇》的作者吟唱道:“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十九章1节)。

试问，谁的描写最为出色?答案则要依问者的目的而定。假如他是想到月球去或欲发射一艘航天飞机，爱因斯坦的公式将是最有帮助的;如果他新居的壁炉上方少一件装饰，自然是在高更的油画中选;一日忙碌之后，我们就会想要闭目聆听贝多芬的音乐;为表达对创造主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必然选择大卫的诗篇。其实，不仅自然有各种观察面，人也有不同的经验空间。唯全人与一个复杂的环境会遇，方可避免割裂生活，亦能防止以窄小单一的视野来解释自然。^[13]

在所谓部分观点的模式中，圣经解释和科学解释恰是两个互为补充的视野，这好比以多种地图来反映同一地形(见第九章)。它们各自的局限并非领地问题(如两界模式所示)，而是目的与方法问题。所谓局限并非边界——筑起围墙，标之以“严禁越界”字样以保护各自地盘。然而，各自天生的局限却是为不同的描述方法与使用的语言所需。(见图12，该图不表示要透过内在经验或自然神学来认识上帝)

麦凯举了一个霓虹灯广告的例子来说明问题。^[14]一幅五光十色的广告牌当街高悬，上千盏灯泡明明灭灭闪现着几个大字:“斑果走旺”(Things go better with Bongo)。请教一位电学家以技术性语言告诉我们广告牌上是什么。他便从伏特、安培、电阻、开关开始，把灯泡如何能在指定的时间内相继明灭的道理详解一番。他对广告牌上每个项目和事件的详尽陈述，可谓相当完全——虽然，并未提及字句及其意义。而要了解这些，我们必须再去请教登广告的人，他会将广告视为一个整体，解答有关“是谁”和“为何”的问题。

图12　科学与神学的联结

麦凯警告要防止盛极一时的还原简化主义(reductionism)。还原简化主义是力图以单一组成成分为基础，来解释整个现象。这种“以一代万”式的解释，对那些非存于组成分子表面的事物一概不提。例如，他们说人无非是原子的集合体(物理)，或化合物的组合(化学)，或动物中之一种(生物学)，若以此来解释麦凯的那个广告牌，则可一言以蔽之，曰:“一圈电路而已”。

现在，我们再回到那田园风光和四位观察者。贝多芬切不可向爱因斯坦说:“你不能分析我的交响曲。”事实上，一个物理学家可对任何乐器，乃至全交响乐团发出的音响，作详尽的分析，说明其波长、频率、分贝。然而，这种科学性的解释，在对于传递那首音乐的意义上，并不比电学家对广告标语的讲述来得更多。这种情况下，局限性便不是领域问题，而是方法论问题。对自然的部分观点只适于某种特定的目的，对该观点的评价则视其对我们的生活所作的特殊贡献而定。圣经与科学对自然的视野，可以结盟而成为相辅的途径，并经由交互作用而互蒙其利。^[15]

两种视野是经常有所重叠的，并且相互影响;这种相互激荡可使一个科学家的生活极为充实，研究大有成效。在这方面，19世纪的杰出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就是个绝佳的例子。他把一个基督徒虔诚的信仰和严格的科学活动结合得十分完美。^[16]对他来说，个人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圣经启示的信服，与他对科学的理解是高度一致的。他发现了电、磁与光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以部分微分方程表述了这个关系;他确立了电磁场的概念——这几项伟大成就对当时的科学来说，是极为重大的突破。麦克斯韦有“关联思维”(relational thinking)的创见;这个神学和哲学的概念大大激发了他的科学想象力，致使他为爱因斯坦的贡献预备了道路。关于麦克斯韦的方程式，爱因斯坦有言:“这个方程式的建立是自牛顿时代以来，物理学上最重大的事件，这不仅是因为其内容之丰富，也是因为这些方程式为一个新型的定律建立了范型。”^[17]

麦克斯韦的基督信仰，支持着他崎岖而独立的思维过程，终于使他突破了牛顿科学的机械结构，开辟了认识宇宙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