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对自然的规定

第三节　感性活动的异化表现:技术对自然的规定

当我们已经确认技术的本质是人类的感性活动的现实表现形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能够满足于停留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谈论技术了。技术不仅仅是我们的手段，也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而采取的实际行动；技术本身已经通过工业化的进程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技术本身早已经成为了存在的技术。尽管技术本身就是人们的感性活动方式，但却是异化的感性活动；尽管技术是人们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的产物，在当代却表现为一种在社会之外的、独立地作用于社会的力量；尽管人们目前竭力控制技术的滥用，但这种努力本身就表明，如今技术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了。因此，马克思在谈到技术在生产中的大规模应用，即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的时候，既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正是人类感性活动的成果，正是感性活动的一种当代表现形式，同时也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工业也是感性活动的异化的表现形式:“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看成是上述普遍运动的一部分，正像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看成是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15]。这种异化了的本质力量不仅成了人的对立面，而且重新改变了人的关系，因为它已经直接完成了人的关系的非人化。

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科学技术正是因为被纳入资本、纳入了劳动过程和资本自身的增殖过程才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从此，科学技术开始发挥其推动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同时也通过工业直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并且和资本一道，造成了当代的普遍异化的状况。现在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下技术、科学与资本之共同的内在本质，亦即使这三者能够结合起来，共同改变整个世界的东西。

我们已经知道，近代科学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刚刚起步的初期发展起来的，而且就是发生在商业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意大利。起初，科学与人文主义运动的其他方面诸如文学、艺术、历史学和政治学等一样，都是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来反对封建势力，尤其是反对宗教势力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阻挠而采取的与之斗争的形式。科学研究所针对的目标正是宗教的教义，是基督教的自然观和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科学研究起初借鉴了古典文化的成果，主要是柏拉图的学说和古希腊的原子论思想，而且从东方文明吸收了一些有益的东西。然而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对抗是极为不彻底的，这种对抗不是与旧的东西彻底决裂，在很大的程度上它只是妥协的结果。因此，它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与旧的宗教形而上学统治分享着相同的前提和基础:只是宗教神学将人的本质规定为神学的本质，人首先是宗教意义上的人，因此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是人的感性活动的神学异化；与此相对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被当成是理性的动物，人的存在论根据在于人是理性和自然的。人不再需要通过教会来获得真理了，人的真理也不再是被教会所解释的启示真理；人是有理性的，这种理性是由上帝所赋予人类的天生的禀赋，因此人凭借理性就可以获取真理，并能理解上帝的意志。而上帝的意志就体现在大自然中，因此通过对自然的研究就可以直接领会上帝。人是理性的，所以他是自然的；人是自然的，所以他又是理性的。在这里，人的存在被规定为理性的存在，在这里，人从宗教异化再次转变为理性异化。原因就是，人们已经遗忘了正是通过现实的感性活动才摆脱了封建的、神学的统治，正是通过现实的物质生产领域内所发生的变革，人们才获得了摆脱封建桎梏的能力和基础，也正是通过现实的活动，人们才重新发现自己原来是有理性的。因此，人们不是将理性原则的发现和肯定当作社会本身变化的结果，反而当作是社会变化的原因。而理性异化则是现实生活本身异化的观念形态的表现。

其次，宗教神学的影响也必然以某种方式保留在新的科学之中。在这里只谈谈其中的极为明显的一点。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自然作为上帝的造物，是不具有神性的。唯一具有神性的只有上帝本身。而在古代，自然分有了神性，而且往往本身就是神，但经过基督教的教化，这种自然神论的思想已不再是主流。基督教对自然的非神化或者说是非灵化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坚持这一点。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中世纪已经隐然有了这样的观念，即除了上帝之外，唯一具有灵性的便是人，人是唯灵论的存在物。这一点在近代的对人的理性规定中完全被保留了下来，并且更加得到了强化。因此，从近代以来，对人的最根本的规定就是人的理性规定。更为重要的是，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自然是上帝许给人类支配的，自然的这种地位甚至在人被驱逐出伊甸园之后仍然得到承认。自然几乎是人从上帝那里所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东西。

再次，古代的自然哲学思想也在近代的科学中得到了体现。尽管近代的科学由于自身所处的时代不同与以往，因此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接受古代的自然哲学，然而，科学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和时代的选择，从古代的学说中继承下那些对它自身有利的部分，并且可以赋予它以全然不同的解释。比如古代的原子论派的思想，柏拉图思想中的形式和质料之区分的思想，以及对数学的崇信等思想，都在新的自然科学中得到了体现，并且获得了全新的意义。

结合以上种种因素，新的自然科学伴随着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起来了。在哥白尼那里，适用于地球的规律同样也适用于天体，这又说明天体的构造和地球是相同的，同时也说明，整个宇宙都没有什么质的差异，质在整个宇宙都是相同一的，差异只是量的差异。整个宇宙都是由质上相同的物质所构成的，都是由原子和虚空所构成的。既然自然界本身只是物质的集合，那么数学的应用就是可能的，因为数学(几何学)本来就是纯粹形式的东西，是自然物质的本质。这样，到了伽利略的时代，自然数学化也就成为可能的了^[16]。伽利略曾经明确地宣布:“哲学被写在那部永远在我们眼前打开着的大书上，我指的是宇宙。但只有学会并熟悉了它的书写语言和符号以后，我们才能读懂它。它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字母是三角形、圆以及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人类将一个字也读不懂。”^[17]这些话我们至今看起来仍然会觉得那么熟悉和自然。

当自然物被看作那种在质上完全相同，而在量上有差异的物质以后，自然的矛盾就体现在质和量的矛盾上。人们开始认为，物质所具有的种种性质，都是由于结构差异所造成的(比如原子的排列不同，就会造成物质属性的不同)，而结构的差异归根结底是量的差异。量的差异服从于数学的处理方式。而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微小的微粒所组成，它们的运动是由于其内部的被称作“力”的东西的作用。从开普勒开始，人们主张用物体内部的“力”(Vis)来代替原先的“灵魂”，用力所产生的量变来说明物质的运动，以取代原先以“活力”引起质变的解释。这样，近代物理学，即机械论的物理学就产生了(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精确自然科学的表象方式把自然当作一个可计算的力之关联体来加以追逐”)。之所以产生机械论的自然观，有着深刻的现实的基础。人们的注意力开始从自然物的质的区别转向关心它们的结构的差异，而与此同时，机械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人们有了很好的表达自然结构的方式，人们开始将上帝成为机械师，因为上帝所创造的整个自然界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精妙和完美。在这里不妨参考休谟借克里安提斯之口说出的话:

看一看周围的世界:审视一下世界的全体与每一个部分:你就会发现世界只是一架巨大机器，分成无数较小的机器，这些较小的机器又可再分，一直分到人类的感觉与能力所不能追究与说明的程度。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机器，甚至它们的最细微的部分，都彼此精确地配合着，凡是对于这些机器及其各部分审究过的人们，都会被这种准确程度引起赞叹。这种通贯于全自然之中的手段对于目的的奇妙的适应，虽然远超于人类的机巧、人类的设计、思维、智慧及知识等等的产物，却与它们精确地相似。^[18]

在这里机械钟表尤其表现出其重要的意义，这一点马克思也十分敏锐地看到了，他说:“钟表是由手工艺生产和标志资产阶级社会萌芽时期的学术知识所产生的。钟表提供了生产中采用自动机和自动运动的原理。与钟表的历史齐头并进的是匀速运动理论的历史。”^[19]在这里，钟表对机械的改进和机械力学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的意义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而机器的应用更是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可能:“机器在十七世纪的间或应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为当时的大数学家创立现代力学提供了实际的支点和刺激。”^[20]

但是自然科学在它的发展之初就接受了它自身所无法察觉的形而上学基础，即它不是将人和自然看作统一的东西，而是看作两种不同的东西；它不是将自身看作是人类的物质活动的结果，不是将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性的统一当作自身的基础，反而将自身看作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前提和出发点；它始终将自然看作是某种质料(无论是具有某种性质的还是无性质的，无论是原子论的还是量子论的，都不外于此)，而人则始终被当作自然的对立面，当作精神性的存在物，仅仅只是自然的认识者和利用者。由于人始终被当作是理性的存在物，因此，必须同样将自然理性化才可能为人所认识。自然科学所完成的正是自然的理性化。在自然科学里，自然界里的一切变化、一切感性的东西都被抽象掉了，科学所寻求的只是规律，是不变的、永恒的东西。而这些不变的东西只有理性才能发现，因此它们都是理性的东西，理性成了自然界的本质(这一点在后来的黑格尔自然哲学里同样得到了体现)。因此，自然界在科学的眼里变成了逻各斯加质料。自然科学还有另一个特性，即还原论。一般的自然科学都将物质看成是由更基本的部分所组成，而物质的性质就取决于这些更加微小的部分的结构，因此，将物质分解并还原成更为基本的组成部分，并研究这些基本微粒的性质和结构就成了科学的重要工作。正是这一点使得科学能够被技术与资本所利用。然而，还原的办法所得到的只是对象的一种展现方式，而且是一种抽象的展现方式，它不仅抽象掉了作为整体的物，而且抽象掉了人与物之间的原初的关系。经过这样的抽象，物成为单纯的物质。

科学在起初和直接的生产并没有太多的联系，科学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科学的资本化是借助于技术的应用来完成的。一般认为现代技术是应用科学，是理论科学的实践化；但事情的真相却是，只有当生产的发展需要应用到理论科学的时候，才会有现代技术的产生。并不是自然科学的理论本身导致了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相反，是生产的需要导致了理论的应用。现代技术从其产生来说晚于理论科学，也晚于资本的发展。科学和资本一开始都是各自独立的东西，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商业资本阶段，还没有产生对科学的直接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在工业资本发展起来之后才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则是科学在一开始的时候还很不发达，也不精确，并且受到学院风气的影响不太重视实际的应用，而且也缺乏实验的工具和材料。然而，由于科学、技术和资本都具有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本质，即这三者在事实上都建立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都将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性的关系抽象成为纯粹认识的和纯粹利用的关系，因此，三者之间的结合在其存在论前提上就有其根据，它们共同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形而上学。而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本身就是建立在资本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资本所建立起来的发达的物质条件和广泛的联系，没有工业上的大规模的需要，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科学的需要是由分工所引起的。当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的生产确立之后，当发达的分工体系建立起来之后，资本家立刻感到了对科学的需要。因为分工是将加工对象分解为越来越抽象的局部，而且对这些局部的加工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原有的简单粗糙的知识已经满足不了日益迫切的要求了。当机器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甚至当机器生产机器成为必要之后，对机器的各个部分——工作机、动力机和传送装置的研究首先促使了对力学的研究。因此，马克思对于分工与科学的关系有精辟的判断:“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当然，在这里也像以前一样，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21]作为大工业的科学基础的力学首先发展起来，并且在18世纪已经确立。这是因为机器工业最先发展起来，并且还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上。而农业领域的生产变革即采取资本主义的大农业的时间较晚，因此，适用于农业的那些科学也相应地发展较晚，“那些更直接地(与工业相比)成为农业的专门基础的科学——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只是在十九世纪，特别是十九世纪的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22]。但是当这些科学一旦发展起来之后，它们的应用范围立刻就不再局限在原来的领域了。资本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科学对于自身增殖所具有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立刻感觉到这些科学在存在论原则上与自身的协调一致。比如化学就是研究和分析物质的组成成分及其结构的科学，它对不同的物质所具有的特性都进行了分类整理。分工的加剧不仅需要将生产的各个环节分解开来，同样也需要将加工的对象的性质和结构做更深的了解，分工越细，对对象的各方面的知识就越专门，化学的应用范围也就越广泛。因此，马克思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23]

科学和资本通过工业技术的结合，更加加剧了异化劳动的进程。科学一方面将自身与劳动分离开来，日益脱离劳动而成为与劳动对立的、资本的东西，另一方面科学与资本结合，更加加深了形而上学原则对日常生活的贯彻和统治。科学在发展之初还是有其世俗的积极的内容的，是人们的新的感性活动在意识中的体现；然而，当科学自身所固有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原则开始日益显露出来之后，尤其是当科学与资本日益结合之后，科学就开始与自身的基础脱离开来；科学本来是人通过自身的感性活动所发展起来的、属人的力量，现在却成为人以外的、统治人的力量。在异化劳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必然也是人的感性活动自身的异化的表现。因此，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24]。科学在生产过程之中被贯彻得越彻底，工人与他的劳动产品之间以及工人与劳动过程之间的关系就越疏远，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就越显得是与工人无关的独立的东西。那些原本属于工人的东西现在都作为工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的产物，作为统治的力量与工人相对立。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必然的后果是知识的日益专门化。随着分工的日益加剧，各种原先不曾有的学科应运而生。而资本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需要也是与日俱增，它把这些专家都变成它的雇佣劳动者，只不过是脑力的雇佣劳动者。想想如今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科学，只有资本的需要才能像召唤各种精灵那样将它们都带到人世间。如今人们的知识的确是越来越多了，但人们同时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更有知识或懂得更多了，而是相反:人们所一般掌握的知识越多，他们所不懂的东西就更多。如今没有一个人敢于号称自己是全才，人们只能充当专家，并且也乐于充当专家，因为知识的分化和积累已经使人类所掌握的知识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无边无际的汪洋，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通晓(从这一点来说，现代人倒是变得越来越谦虚了)。与此相适应的状况是，每个人都安于学习和了解自己所处的那一个专门的领域，而对别的领域，哪怕只是邻近的领域也不敢或不愿涉足，以至于出现了某个数学家根本不懂他的同事在研究些什么的情况。人们戏称所谓专家是对自己的所研究的东西充满偏见而对这之外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就像工人过去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并且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一样，专家如今是终身专门研究一门学问，并且变成这种局部的学问的一部分。而在日常生活领域，情况也是如此。人们面对着五花八门的家用器械，根本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人们只是满足于使用它们，即满足于阅读使用说明书。因此，随着科学的增长，人的智慧，人的感性的能力和生命究竟是更加得到了发扬还是更加被禁锢了呢？对于我们的时代，马克思早就发表过自己的极其深刻的见解:“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劳累。……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是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钝化为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25]在这里，我们不必争辩说，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增长，我们现代人的知识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现代人所掌握的一般知识比一个古代的圣人也要高明百倍。现代教育的普及和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的确是现代社会的进步之一。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只不过是现代化发展所附带获得的成果，而且是资本为了自身的进一步扩张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是再生产社会必要的脑力劳动者甚至体力劳动者的必要手段。教育最初的职能并不比工资有什么差异，只不过工资是由资本家给付的，而教育的费用却得由劳动者自己来支付。而且教育如今越来越像职业培训，教育的费用也越来越成为人们为了获得一个较好的职位，保证自己能成为一个能生活得较好的雇佣劳动者而预先支付的费用。

当人们发现自己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也同时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却懂得越来越少，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也变得越来越陌生了。与此相矛盾的(或者说是相补充的)情况却是，各门科学都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关于世界的真理，都要求用自身的原则来规定存在者。由于对资本的增殖和扩张所起到的巨大的推动作用，科学日益受到重视和推崇，因此科学的地位也在如今达到了高峰。科学方法的有效性导致了对科学方法的无节制的运用，而在所有的领域中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即变得也越来越适合科学方法的应用。到如今，如果哪一门科学还没有应用数学方法的话，简直就没有资格被认为是一门真正的科学。科学主义在今天已经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科学和技术本身并不直接就是资本，就像货币本身并不直接就是资本一样；但在资本尽一切努力来扩张自己的时代，科学技术却成了统治阶级的特权，成了资本表达自己愿望的工具。在科学发表它的正确看法的背后，往往都有利益的驱动。迄今为止，科学和技术都是凭借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发展来发展自身，科学本身就处于资本的支配和统治之下。从事科学和技术的人在今天成了新的异化劳动者(尽管他们可能拥有很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因为他们的活动还受到资本的限制:一方面他们的劳动与他们本人相异化，即他们的劳动和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为了丰富其自身，并不是为了体现其对象性活动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相反，活动和活动的结果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丰富性，只是增强了它的主人的力量，使他们能够更加牢固地从属于资本这个主人。另一方面，从事科学技术工作这种异化劳动的结果又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普遍加剧了劳动的异化状况。但同时，科学和技术也在为自身的解放创造条件，它不断地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也不断地积累着对资本的对立的力量。自我异化和自我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因此，科学的解放同样也必须依赖条件的成熟，而这种条件是它为自身所创造出来的。只有建立在非资本的、扬弃了私有财产的社会基础上，才可能谈得上科学的解放，才能够“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成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和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工作者！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