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政策的可行性

研究过程中，为达到应有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成效，本书主要有针对性地应用了如下几种研究方法:

一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因为新农村建设和区域扶贫开发视野下的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的系统工程，所以在分析过程中采用基于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域的广阔性以及各地发展乡村旅游业条件的千差万别，在研究中我们就还需把相关的个案实证方法融入其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中国各地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策略。

二是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分析方法有机结合。一般来说，对任何社会问题的研究，从方法论意义上讲，要么是遵循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要么是遵循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要么则是对这两种方法进行调和的折中主义。基于本书的选题与研究目标，我们的方法论途径与研究的框架是以个体主义为基本取向的。这一点也意味着，对新农村建设和区域扶贫开发视野下的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我们主要是从主流制度学派研究的视角，并紧紧围绕“个体”(相关政府和企业)是理性的、追求最大化利益的假设来展开的:不但在资源开发和竞争过程中，各地方政府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原则来进行选择和行动的，而且各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是在不确定与不完善的环境下进行的。同时，基于理性有限性的思考与认识，地方政府的行为还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此外，地方政府之间的行动与政策也还是在相互依赖的背景下展开的。相比较而言，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一般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所遵循的基本分析逻辑^[40]，因为像米斯和哈耶克的经济与社会理论，就是从严格的个体行为假定中推导出来的。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十分推崇这种个体主义的分析路径，并认为其是理解社会现象的最好方法。由于个体主义关注到个体主义利益诉求及其基于此基础上的理性选择行为，因而对许多社会问题的理解与分析才有可能进行得下去。同样，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也只有充分肯定了其作为个体在相关行动中的理性选择，才能真正了解许多看似有违常理的竞争行为。事实上，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尽管也有着自己的目标函数，但它本身却并不会完全泯灭组成它的个人的价值观、利益动机与目标。这也就是说在相当程度上它仍要受到组成它的个人行为动机的影响。当然，注重个体分析，也不可忽视与否认整体分析的有效性。其原因在于:一是个人决策的有效性既不会完全损害整体利益目标，又能在相当程度上更好地体现与反映整体利益的变化;二是当相关决策可能会影响政府其他人或地区内部一些集团的利益时，政府主要决策人的作用会明显下降，无形中集体决策的力量又会发挥出主导作用。总之，方法论集体主义的优点在于把个体行为放在整体的范围内，并进而通过外在于个体之外的社会力量来解释个体行动的变化;不过其缺陷却表现在不能充分解释个体行动选择的微观动机与宏观结果。方法论集体主义能告诉我们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区际间合作、协调与实现一体化运作的重要性和积极影响，却解释不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协调与一体化的行动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过程，也解释不了各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在明显有利于整体发展的情况下而走不协调、不合作的道路。由于个体的“选择”问题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而方法论集体主义在分析“选择”问题上的这些缺陷又恰恰是个体主义的优点所在，所以在本书的分析中，我们虽然以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为主，但并不否认集体主义方式的重要性。

三是理性选择与制度分析的方法。由于在研究相关社会问题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与影响力，制度分析方法不但得到了广泛运用，而且制度学派本身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经济学领域中的制度学派有早期的以约翰·康芒斯、克拉兰斯·艾耶尔和脱尔斯滕·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也有近年来以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斯和奥利弗·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就政治学领域而言，还有被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所概括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的新制度学派兴起于微观经济学领域，着重研究在资源稀缺与交易费用高昂的条件下，制度以及制度安排是如何对人类的行为产生诸种不同影响的。^[41]在政治学领域，正如保罗·迪马吉奥与瓦尔特·鲍威尔所概括的，新制度主义除关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些合作关系外，还特别重视研究国内政治中的政治决策问题，尤其是政治结构、制度的运行方式怎样影响政治后果这一课题。由于“新农村建设和区域扶贫开发视野下的乡村旅游”横跨了经济、政治等几大学科领域，因而采用制度分析方法无疑是很具针对性与适用性的。不仅如此，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是，由于在制度分析的框架下，资源、需求等都不再被视为既定的，而且即使是对地方政府供给的区域性公共物品也不再是静态地进行观察，而是认为它们都会随制度供给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也就更为突出地显示了制度变迁等制度创新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作用。制度分析的主流研究方法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选择理论^[42]。该理论的“硬核”是关于个体行为和态度的假定:它把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个体都看作是追求最大化利益的功利主义的实体，是趋利避害的“经济人”;不仅如此，这个“经济人”的理性还是有限的。由于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对分析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问题具有很强的透析力，所以在研究“新农村建设和区域扶贫开发视野下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一主题时，我们的视角便被定位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当然，理性选择分析虽有许多优点，但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由于人类行为明显要比“经济人”假定所包含的内容复杂得多，因而对许多非理性^[43]行为的形成及其发挥的作用，理性选择并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尽管如此，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仍不会涉及观念或意识形态在制度调整及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尽管理性选择的分析方法并不试图(当然也不会)去垄断人类行为及其后果的所有解释，但我们仍认为它在演绎基于利益考察为中心的个体行为及后果上，还是最具逻辑力量的方法之一。有鉴于此，在研究“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时，我们仍要始终坚持理性选择的分析框架与途径。

进行制度分析的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即是博弈论。采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不仅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上成了共识，而且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区别于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显著标志。传统经济学在论及个人决策时，往往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个人自身的效用。由于个人效用函数只依赖于其自身的选择而不依赖于他人的选择，结果不仅忽视了决策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的因素，而且也很难保证相关结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与此相比较，恰恰是由于博弈论不存在传统经济理论与研究方法中由于上述不足而造成的经济模型脱离实际的缺陷，因而在多数情况下，它得出的结论更符合实际、更能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也更能有效地指导参与经济活动主体的决策活动。因此，近些年来博弈论在许多研究领域中受到重视与广泛运用也就不难理解了。无论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广，还是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各组织之间的竞争过程，由于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在决策上相互适应、相互观察与相互比较的过程，因此，在分析“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问题”时，充分利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也就既具针对性，又有利于研究成果的取得。

除了上述几种主要的研究方法之外，本书还分别借助和采用了静态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分析相结合、抽象与具体分析相结合以及理论与政策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