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的壮游

三、秦汉时代的壮游

秦朝的交通在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值得大书一笔。但秦朝的旅游却不值得称道，唯一可说的是秦始皇的巡游天下，排场非常壮观。这一切都是受政治因素影响的。

秦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空前庞大的帝国，保证皇权能及时触及到每一个角落，秦始皇先自己西北试游了一次，发现交通阻塞，原六国道路各不相接，大小不一，关隘重重。于是他一方面要求天下“车同轨”，一方面拆除各处的关隘险阻，修筑道路，不惜倾全国之力，先后以咸阳为中心，修“驰道”两条，一条向东直达黄海边，一条向东南直达东海边。路的质量标准极高（路宽70米，中间为御道，两边为人行道，道边植树，每5公里设一亭，食宿邮传设施皆配套建成）。后又从咸阳向西北到九原（今包头市西南）修“直道”，全程约1400公里。在通往西南的方向上修有“五尺道”，穿过崇山峻岭，抵达云南曲靖。向南则于岭南披荆斩棘修“新道”四条。

除了陆路交通外，秦始皇也重视水路交通的建设，最著名的有灵渠的开凿（今广西兴安县境内），从而使长江水系和漓江水系沟通，粮草也就可以从湘江输送到漓江，保障了对岭南的军政统治和经济开发。因此，灵渠的战略意义非同一般，明代著名学者解缙一语中的：“石渠南北引湘漓，分水塘深下作堤。若是秦人多二纪，锦帆直是到天涯。”

秦朝交通虽然畅通，但除了军旅和民夫运送粮草外，一般老百姓是不敢上路的，只有孤家寡人的秦始皇在道上威风凛凛地游玩，其目的是“以示强，威服海内”。秦始皇为后世帝王巡游作出了典范，其巡游最大的特点：一是到处勒石记功，二是到处破坏他认为不顺眼的或有损他皇权气数的景观，三是奠定了封禅制度。此外，他还开辟了海上巡游，甚至听信方士谎言，派徐福出海寻求仙丹。仙药没有找到，倒是开辟了中国到日本之航路，对中国后世海上旅行影响颇大。秦始皇不知疲劳的巡游，开启了旅游壮阔豪放的时代风格，而他自己最终也是死在旅途上，与一车臭鱼一起拉回咸阳，葬于临潼骊山。

汉代旅游的壮阔豪放之风可谓承上启下。由于汉代的交通进一步发展，不但修了通往北方的“回中道”，通往蜀中的“褒斜道”，过贵州进云南的“夜郎道”，还修了越秦岭到汉中的“子午道”。四通八达的交通，条条大道通长安。加上疆域进一步拓展，走出国门已经成为时代的特点。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相继开通。由于道路交通便利，国富民强，所以除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巡游能与秦始皇媲美之外，其他旅行者的长途之旅也一样壮阔豪放。其中彪炳史册的有张骞“凿空”西域，有甘英的创记录游，还有司马迁的周游考察等。

张骞，陕西汉中成固人，曾于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历时12年（其中被匈奴人擒获羁留10年），吃尽苦头，终于到达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后来虽无功而返，但他“凿空”了千年古道，是中原人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直达西域之旅。第二次旅途就顺畅多了，是带着庞大的使团浩浩荡荡地出使西域，顺利到达乌孙国之后，又分别派出副使去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从此将中国的影响波及中亚一带。张骞作为汉代最杰出的旅行家之一，其“凿空”西域之游，对历史影响极大。首先，他将西域所见所闻说给汉武帝听，让汉武帝动了心，认为黄河的源头就在于阗（今新疆和田附近），于阗必有昆仑山，于是不断派使者到西域各国，结果“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史记·大宛列传》），这使汉武帝更深信不疑，并一锤定音，认定于阗之南山就是“昆仑山”。在昆仑探宝的同时，汉武帝也采纳了张骞打通西域的建议，促进了与西域的沟通，从此中外使者“相望于道”。其次，丝绸之路也因张骞的壮游，逐渐形成并繁荣起来，商人不绝于道。此外，印度佛教也经西域循张骞足迹流沙千里进入中原，宗教僧侣之游也开始兴起于大漠。

张骞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整个汉代的中国人。到东汉之初，又涌现出诸多出使西域的勇士，其中最著名的是投笔从戎的班超和他的副使甘英。公元73年，班超曾率领36名随从出使西域，在鄯善国以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英勇果断，袭击匈奴使者100多人，挫败匈奴对南道各国的控制，使之尽归于汉。此后班超在西域坐镇30余年，保证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公元97年，班固遣甘英出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一直西行到条支海（波斯湾）。波斯人害怕中国人直接与东罗马帝国沟通，欺骗甘英说此海不可渡，使当时世界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失之交臂，是为历史的遗憾。但甘英这次西行，行程15000多公里，虽“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后汉书·西域传》），刷新了中国人西行的记录。

汉代文人旅游也甚为壮阔，甚至还有点悲壮色彩。其中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为求出路的宦游。从汉武帝开始，“削藩”成功，为加强中央集权，皇帝招募天下贤才，兴太学，立五经，察举策问并举，鼓励平民上书言事，贡献诗赋。知识分子似乎突然看到了一条奔向仕途的金光大道，惊喜异常，一时间纷纷离乡去国，奔赴京城，甚至有枚乘老先生跑死在道上，其子枚皋前赴后继，由吴地老家再奔长安，终于如愿以偿，被汉武帝“拜为郎”（《汉书·枚皋传》）。这悲喜交加的结局，激励起一场旷日持久的文人功利性的大旅行潮，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离其父兄，去其邑里”，纵身于潮流之中，但更多的是“或身殁于他邦，或长游而不归”（徐干《中论·遣交》）。另一种则是以增长知识、促进学问为目的的。这样的人不多，其中以司马迁最为突出。

司马迁，陕西韩城人，出身于史学世家。10岁时随父亲进京，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老师都是当时国家顶尖级的大师，如孔安国、董仲舒等。但他不满足于书本知识，20岁那年，他开始了壮游天下的考察之旅。从长安出发，出武关，经南阳，南渡长江，越洞庭，到汨罗吊屈原，溯湘江，入潇水，窥九嶷瞻仰舜陵，而后东向“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接着进入江苏南部，上姑苏山，眺望五湖，观察水乡泽国，然后渡江北上淮阴侯故乡，再渡淮水，到达曲阜拜谒孔陵孔庙，之后取道当年孟尝君的封邑薛县，往楚汉之争的古战场彭越（今徐州市），再折向大梁（今开封），然后又漫游到安徽大泽乡一带，最后西出大梁返回长安。此次旅游费时10年，行程万里，走遍了中国的南部和东部。回长安后，被任命为郎中官，虽无什么职权，却作为皇帝侍从，跟着好旅游的皇帝于公元前116～公元前112年之间又作了两次长途的西北游。先是到今甘肃的清水县、平凉市等地，回京没多久，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从西南回来正赶上汉武帝去泰山封禅，立即追随而去。封禅之后，又随汉武帝巡游北上到碣石，过辽西，转向北边，至九原，然后沿“直道”南归长安。司马迁一生周游近20年，采风万里，足迹遍历祖国的名山大川（涉及今13省），这是名副其实的考察学习之游，不仅欣赏了神州山河的壮丽景色，更重要的是收集了古代许多文物史料和历史故事，考察了社会风俗和经济情况，丰富了知识，扩大了眼界，同时也多少体会了民间的一些实际生活，这一切都为他的鸿篇巨著《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