蹈险余生作壮游

一

受葛振家教授《崔溥〈漂海录〉评注》一书的启迪与鼓动，烟花三月，万里间关，我满怀着“因蜜寻花”的热望，造访了韩国的罗州市洞江面（乡）仁洞里圣旨村。放眼望去，一片冈峦起伏的坡地上，错错落落地点缀着一些高高低低的民居楼舍、青松翠竹，并没有什么特异的景观，不过是一个在半岛南部随处可见、普通至极的村落。只是因为五百五十年前，这里诞生了一位崔溥先生，尔后便地以人传，名闻遐迩，博得了世人刮目相看。但是，时移世异，陵谷变迁，于今，崔氏祖宅的任何遗迹都已荡然无存。这原是在意料之中的。当年陈迹早已随着岁月的飞逝而化作轻烟淡霭，所谓“低回寻检旧巢痕”，其实，无非是体察一番环境，捕捉些许感觉罢了。此间唯一的纪念物，是在村前高地上，由崔氏后裔醵资竖立的“锦南崔先生遗墟碑”。他们以此来寄托哀思，缅怀先祖的遗泽。对于远方慕名而来的游客，这座碑碣无疑起到了标志的作用。

告别了村中的父老，我们又在崔溥的后裔崔相焕先生导引下，驱车前往全罗南道务安郡梦滩面（乡）梨山里，在一座小山前的阳坡上，找到了松林掩映中的崔家的祖茔。这里，前后次第地排列着两座古墓，分别埋葬着崔溥及其夫人郑氏和他的父亲、母亲。崔溥墓前竖着几方用汉文镌刻的碑石，正中那块的文字是：“有明朝鲜国通判大夫司谏院司谏赠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锦南崔先生溥墓”。这些都是当年留下的珍贵遗物。

有感于崔溥其人的特殊经历和出色成就，当时我即兴题写了两首七言绝句：

蹈险余生作壮游，文光千载耀罗州。

世间多少风云客，埋没尘沙死即休。

板荡荒村迹尚留，偶然一曲亦千秋。

不知瀛海烟波上，更有何人可比俦？

从《〈漂海录〉评注》中我们了解到，崔溥，字渊渊，号锦南，朝鲜端宗二年（1454年，明景泰五年），出生于一个儒士家庭，父亲崔泽为李氏王朝进士。崔溥幼承家教，学识渊博，二十四岁进士考试合格，直接进入成均馆研修学问；二十九岁文科及第，从此步入仕途，先后任军资监主簿，成功馆典籍，司宪府监察，弘文馆副修撰、修撰等职；三十三岁这年接受文科重试，高中乙科第一；官级五品，属于朝廷近臣。综观他的整个仕宦生涯，尽管官声、民望甚佳，但未见有突出的建树，更谈不上什么丰功盛烈。他的声名远播，是由于三十五岁那年，有过一次意外的沧波蹈险、壮游天涯的经历，并写出一部日记体裁的富有学术价值的传世名著《漂海录》。

二

朝鲜李氏王朝成宗十八年（1487年，明成化二十三年）九月，时任弘文馆副校理的崔溥，奉国王之命，以推刷敬差（钦差）官身份，赴地处南海中的济州三邑视事。但是，还未等到王事告竣，他就接到父亲崔泽病故的丧讯，于是，率领从吏、护军、奴仆、水手四十二人，仓促登舟，张帆北返。这一天，是旧历闰正月初三。

据《漂海录》记载：航船起碇不久，就迎面遭遇到狂风袭来，连日间，“惊涛畏浪，掀天鼓海，帆席尽破”，“昏雾四塞，咫尺不辨”，漂流大洋，莫知所适。狂风刮到了第五天，又变东而北，暴涛激跃，海水入舱。面对着这不可抗拒的飓风、怒浪，他们自知不免于死，遂以单被缠身，“缚之于舟中横木，盖欲死后尸与舟久不相离也”。后来，形势稍有转机，他们就组织人力，用各种器具淘水，使航船免于覆没。到了第八天，出现了新的危机—饮水断绝，直到口嚼干米，掬其溲溺以饮。“未几，溲溺又竭，胸膈干燥，不出声气，几至死域”。幸而天降霖雨，他们想尽办法聚集雨滴，包括取出藏衣，在雨中淋湿，然后拧干取汁，以勺分饮，“舟人张口，有如燕儿望哺然”。

到了第十天，破船漂至中国宁波海域，遇到当地的两艘小船，船民以两桶淡水相赠。但是，当他们刚刚找到避风处泊船，又突然遭遇海盗，“尽搜衣装、粮物，并捆绑舟人手脚，倒悬旋缚，以刀加颈臂，逼令交出金银”。最后，见所得无多，赌气将破船的碇橹诸椽投置海中，并将船重新牵引到大洋里，遁去。这样，在大洋中重又漂泊了三天，随风东西，逐潮出入，“舟为暴涛所击，为日已久，百孔千疮，旋塞旋缺”；人则腹无粮水，外罩湿衣，冻馁交加，或病卧，或倦怠，皆无意于生。到了第十四天，船受风浪重新漂回中国地界，到了台州临海的牛头外洋，遇有六只民船列泊，经过一番查讯后，船工告以山上的泉水所在，并赠以水桶，让他们汲取作饭。次日，于当时属于浙江宁海的狮子寨舍舟登岸。至里中，老少男女，观者如堵。崔溥率从者趋前作揖，“里人皆合袖鞠躬以答之”。这一天是闰正月十七日。

说起宁海来，人们当会记起中国明代晚些时候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他为了考察祖国的山河大地，“尽绘天下山水名胜”，从二十二岁开始出游，三十多年间，足迹遍于全国十五个省区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他的始发站，就在浙江宁海。其时为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上距崔溥一行在宁海登陆，相隔一百二十五年。一进一出，同在明代，同在宁海，可说是历史的巧合。更大的巧合，是徐霞客也像当年的崔溥那样，以日记体裁写成了一部地理、文学名著，这就是中外闻名的《徐霞客游记》。

当日，崔溥一行脱离了狂涛怒浪的颠簸，心中觉得安稳了许多。但，惊魂甫定，很快又遭遇到一场新的生命考验。原来，此间地处海防前哨，加之宁海人具有一种特有的硬气，素以疾恶如仇、爱憎分明著称。开始接触时，他们从崔溥等人的长相、穿着判断，以为是犯边打劫的倭寇；后经层层审查，仔细盘问，特别是听了崔溥有理有据、从容不迫的申辩，才得以辨识真相，弄清原委。于是，任侠重义、慷慨好客的宁海军民，以“军卒二十人担轿来迎”，从而化干戈为玉帛。途经宁海的健跳，当地举人张辅将远方来客请到家中款待交谈，并作《送朝鲜崔校理序》。此文后来载入了清代的《宁海县志》。

此后，崔溥一行在沿途的明朝官员护送下，经陆路于二月初六日到达杭州，再乘船沿南北大运河，于三月二十八日到达北京，受到了明朝皇帝的亲切接见。经过一段休整、观光，四月二十四日从北京启程，驱马驰车，经山海关，入辽东，于六月初四，在九连城渡鸭绿江回国，十天后，顺利到达了汉城。在中国大陆，他们前后逗留了一百三十五天，加上海上漂流十五昼夜，正好是五个月。可以借用大文豪苏东坡海南流放归来抒发感想的一句诗：“兹游奇绝冠平生”，来概括崔溥等人蹈险、壮游的一番奇特经历。

崔溥回国后，奉朝鲜国王李康靖之命，以日记形式，用标准而典雅的汉文，作为内部报告，撰呈了记述全部行程的《漂海录》。全书分三卷，共五万四千余言，逐日载录了他们海上漂流、浙江登陆、晋京陛见、辗转回国的全部历程，全方位、多层面地记述了中国明代中叶社会、经济、海防、交通、水利、官风、时政，以及民俗、礼仪、宗教等各类文化的实况，提供了许多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漂海录》中，崔溥曾谈道：“我国人为公为私往来济州，或遭风无去处者，不可枚悉。终能生还者十百仅一二。是岂尽沉于海波乎？其漂入岛夷，若暹罗、占城之国者，无复望还；虽或漂至中国之界，亦为边人所误，诬以倭贼，折馘受赏，则谁能辨其情乎？”而他们一行四十三人，虽然遭遇重重险境，历尽艰辛曲折，常常是生死在俄顷间，却无一伤亡，全部得以生还，不能不说是一桩历史上的奇迹。当然，这场意外的中国之行，也是古代中朝两国人民深厚情谊的有力见证。—这在崔溥的日记中，作了详尽记载。因此，当崔溥一行回国不久，朝鲜国王即派出特使，专程赴北京诣阙道谢。

表面上看，崔溥的成功似乎存在一定的偶然性。设想，他这次跨海行程，如果一帆风顺，如期回到目的地，未曾遭遇那场意外的风涛奇险；设想，即使他有了那番存亡系于一发的经历，并且得以侥幸全生，而他却像一般人那样，淡然处之，不作任何记述，“事如春梦了无痕”，那么，他的身后也仍然是一片空白；或者虽然作了流水账般的简单记述，却不具备崔溥那样丰赡的学养、高超的识见和娴熟的文笔，那么，这份日录也仍然不会广泛流传，引起世人注目。其实，一切偶然的东西往往都以必然为基础，单就上述那些所谓“偶然性”来说，其中就已经蕴涵着一定的必然性。—正是崔溥的学识、智慧、品格、才能，及其爱国情操、奋斗精神、社会担当意识，为他获取看似偶然的杰出成就，提供了坚实的必然基础。

三

《漂海录》被誉为“摹写中原之巨笔”，是一部无可争议的价值很高的学术著作。作者通过沿途亲见、亲闻，以切身的经历，用事实来说话，生动地记述了明朝成化、弘治年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况。其荦荦大端，如备倭防盗、海禁与法度，内地航运、重要商埠、关津，以及太监擅权、下官舞弊等诸多关系国脉民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作了翔实的记述。这些，对于密切关注着中国朝野的李氏王朝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直接镜鉴。而从中国的角度看，价值同样不可低估。作为载记明代中叶的历史、地理、政制与风物、民情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它不仅富有说服力地向域外传播了中土文明，并在诸多方面补充了我国典籍中付诸阙如或者失之过简的宝贵资料，同时也为国人对于长期习焉不察的事物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具有显著的参证作用。

书中对于当时中国的海禁、海防状况以及法度、审理程序，作了直观的记录：

一是，沿海官民警备倭寇侵掠的自觉性和同仇敌忾、常备不懈的海防意识很强，一经发现可疑人入境，海防部门和有关人员立即盘查追问，如同《漂海录》中所记：“群聚如云，叫号隳突”；“或带杖剑，或击铮鼓”；“夹左右、拥前后而驱，次次递送”；

二是，建立了严格的关禁条例，包括对于私越冒渡关津者、私出境外者、违禁下海者，对于勾结奸细、隐匿敌情、通风报信者的处罚，都有明确的规定；

三是，设有逐级盘查审问、层层递解的诉讼程序。我们从书中看到，崔溥等人首先是由海门卫千户、把总松门等处备倭指挥审问；然后送到绍兴府，进行三司会审；然后，再递送到上一级，由专程赶到杭州的钦差太监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调查、审讯；最后，接受浙江都指挥佥事、左布政使、按察司副使三司会同复审，拍板定案；

原来，明朝立国伊始（1368年），沿海地区就面临着倭寇的侵扰。日本从1336年起，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内部分崩离析，争战不已，长达六十年之久。一些大封建领主手下拥有许多武士、浪人，他们生活无着，就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侵扰。这些倭寇，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直到江、浙、闽、粤，到处烧杀劫掠，成为沿海居民的一大祸患，其中尤以浙江宁波一带受害最为严重。他们除了劫掠财物，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施暴。《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记载，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倭寇侵犯浙东，在桃渚所大肆劫掠官府与居民，驱掳少壮之人发掘墓葬；还将婴儿绑缚竿上，以沸水浇烫，任凭婴儿啼哭号叫，他们在一旁拍手取乐；还捕捉孕妇，猜其腹中胎儿是男是女，然后剖开验证，以决胜负。一时骸骨山积，人心震恐。此事距崔溥一行过此，不足五十年，彰彰犹在人耳目。

面对倭寇的屡屡进犯，明洪武、永乐两朝，曾于1369、1374、1384、1387、1394、1411、1416、1419年，先后多次派兵抵抗，修建工事，筑城列寨，防倭御倭。到了1467年（明成化三年），日本进入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国内征战频繁，祸乱不断，举凡兼并战争中的残兵溃将，失掉军职的武士，都纷纷沦为海盗；加上一些贪财嗜利的商人，与中国沿海地区的不法豪商巨贾相互勾结，形成海上走私集团，海边侵扰更是变本加厉。而这个时期恰值明代中叶。当我们掌握了上述背景之后，对于崔溥《漂海录》中所述见闻，就能够加深理解了。

作者身为朝廷近臣，对于宫廷政治具有足够的敏感，而且善于透过表象认识实质。可以其途中所记的太监擅权为例。

阉宦擅权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的必然产物，是封建统治黑暗、腐朽的集中展现。如果把它比作一个恶性膨胀的毒瘤，那么，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一具滋生着各种病菌与毒瘤的腐尸。封建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必然要找一些在他看来较之文武百官更为可靠的忠实奴才，放在自己的周围，并委之以重任。阉宦者流当然是他的首选。在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次宦官横行的时代，其中第三次就发生在明朝，始于15世纪30年代英宗朝宦官王振当权，终于17世纪中叶明王朝覆亡。明代宦官之盛，历时最久，为害至钜，前后垂二百余年，可说是空前绝后了。在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年间，虽说尚未达到巅峰，但已经在步步加剧。

崔溥一行既非朝廷派出的定期赴明朝贡、奏请的使臣，又不同于马可·波罗等其他外国人，可以优游遐豫地长期逗留在中国，更不可能充分接触宫廷、遍访朝野，他们的活动天地和观察视野十分有限。就是说，他并不具备发现、研索这类问题的方便条件。可是，由于他身为朝廷近臣，具有足够的政治敏感性，能够通过在山东鲁桥闸所见，真实地记录下宦官骄横跋扈的恶行：

有太监姓刘者，封王赴京。其旌旗、甲胄、钟鼓、管弦之盛，震荡江河。及是闸，刘以弹丸乱射舟人，其狂悖如此。

同时，他还记下了中方陪同人员的话：“太上皇帝信任宦官，故若此刑余人持重权，为近侍，文武官皆趋附之。”既形象生动地记录了宦官狂悖的行为，又准确、深刻地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封建最高统治者是宦官的后台，从而揭示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四

《漂海录》中关于南北大运河航运、水利的记述，关于运河沿岸和北京通往中朝边界的东北干线沿途商埠、关津、重要城镇的载录，关于南北风情名物、民性民俗的比较研究，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料。其重要价值和独到之处，葛振家先生在《崔溥〈漂海录〉评注》一书中已有详尽、透辟的分析，本文不再复述。这里想从一个特殊角度—关于保护地名文化遗产问题谈些想法。我以为，崔溥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很突出的。

一个城市、一个村镇的历史地名，表面看来，不过是一个文化识别符号，其实，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地名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产物，因此，有人说它是“反映一定地域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苏联地名学家A.M.谢利谢夫指出：“地名是了解历史人文学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史最珍贵的资料之一。它可以阐明很久以前各人种的关系史，各族人民和各居民群的迁徙情况，经济和社会关系。”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地名的文化内涵尤为丰富。比如，先秦时期华北平原许多地方往往以丘、陵、原命名，无疑是当时地理环境的反映；而两汉时期的以乡、亭命名村、镇，则是当地的基层行政建制的见证；唐宋以降，一些交通便利的省区，某镇、某集、某市等地名大量出现，说明商业经济正在陆续地崛起。报载，最近湖北长阳发现一尊高达二百七十八米的国内最大天然石佛，有关部门正在筹划申报“世界自然遗产”。这样一尊巨佛，由于隐藏在幽深峡谷之中，过去长期不为世人所知。但“罗汉峰”的名字却早有记载。如果人们能够根据这个地名来按图索骥，恐怕它也早就被发现了。所以说，研究与保护地名文化遗产，这是一个关系到延续地理历史文脉、发展人类文明成果、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中国从先秦起，就有研究地名的传统。《诗经》、《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公羊传》以及《山海经》、古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吕氏春秋》、《越绝书》等，或注重地名的地理位置研究，或着眼于地名沿革变迁的考据，或侧重于地名渊源的解释，为后代的地名研究奠定了基础、开辟了路径，使后世学者对于地名学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产生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两汉时期的《史记》、《汉书》、《说文解字》、《尔雅》等著作，更为我们积累了古代地名学研究的大量成果。比如，从《汉书·地理志》修撰以来，中国历史上各州、郡、国、府、县、邑，便都依据它的成例，按照辖属关系确定其地理位置。再如，我们今天通用的以山川的相关位置作为与之紧邻的城邑的命名，就是根据《梁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所载的“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定义来确定的，至今已经延续了两千六七百年。

《漂海录》的一项特殊贡献，是作者在实地踏查的基础上，不仅翔实地记录了沿途经过的一切重要地址，而且载述了各地的名胜古迹、沿革变迁、历史掌故、山川风貌以及方位、里程、地形、地势等。比如，他在二月十二日这一天，记述了在杭州的见闻：

浙江布政司东南至海，南至福建界，管十一府、州，统七十六县。内有杭州为第一，即五代时吴越国，宋高宗南渡迁都之地，所谓临安府也。……城中又有吴山，其景最好，上有十庙—伍子胥庙、三茅观、四圣庙等也。又有九井三潭，吴山大井为上，郭婆上八眼、下八眼、中八眼、西寺等井居次。又以小沟浚西湖之井导入城中，府之镇乃武林山也。西湖在城西二里，南北长，东西径十里，山川秀发，歌管骈阗之地。竹阁在广化院，白乐天所建。乐天诗“宵眠竹阁间”者此也。岳鄂王墓在栖霞岭口。冷泉亭在灵隐寺前、飞来峰下。古志“许由尝饮于灵隐涧”者此也。表忠观在龙山南，有东坡所撰碑。风篁岭在放牧马场西，即东坡访辨才之处。南屏山在兴教寺后，崖壁剥落之余，唯存司马温公隶书“家人卦”及米元章书“琴台”二字，坡诗“我识南屏金鲫鱼”者此也。苏公堤与兴教寺相对，东坡守杭州时所筑，长十余里，中有六桥。旌德观在苏公堤第一桥下。袁韶奏请建祠，取钱塘名人—自许由至张九成及节妇五人等三十九人—摘传立祠。丰乐楼在城西涌金门外西湖岸，其北有环碧园。玉莲堂在涌金门城北，门内又有涌金池。玉壶园在钱塘门外，东坡咏南漪堂杜鹃花即此也。

在四百多字的记述中，不仅涉及到杭州治所及其沿革，道路里程，还描绘出风景名胜，历史故实，名人遗迹，诗文书法，提到了许由、伍子胥、白居易、司马光、苏东坡、宋高宗、岳飞、米芾等许多历史人物，甚至连做过《钱塘先贤传赞》的南宋时的临安府尹、当时并没有多大名声的袁韶，也不忘缀上一笔，真是渊博得很。

崔溥在《漂海录》中保留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3月26日记载：自天津卫以北，白沙平铺，一望无际，旷野无草，五谷不生，人烟鲜少。是日大风，沙尘涨天，目不能开。次日，船向通州进发，“至和合驿，又过郭县，县治在河之东岸，码头巡检司、崔氏园亭在其中。至此，沙堆高大如丘陵然。又过火烧屯、公鸡店、李二寺、长店儿、大通关、浑河口、土桥巡检司，至张家湾，即诸路贡赋、朝贡、商贾之船之所集处也”。笔者近日曾亲临其地考察，发现文中提到的绝大部分地名至今仍在运用，只是“高大如丘”的沙古堆已经夷为平地；而郭（读音为“火”）县确实为古县名，辽代设置，元代升为郭州，明初降州为县，治所在今北京市通州区东南郭县镇。所记十分准确。

五

从《漂海录》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儒学对于当时的朝鲜半岛的影响，至为深广。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即已悄然兴起慕华之风，主要表现为对中国礼乐文化、礼仪文明的学习与吸收，开始向儒家化迈进；到了后来的朝鲜王朝，就已经完全儒家化了，并波及到日本等国，其最大特征是汉字的推广和使用。崔溥的《漂海录》就是以标准的汉文书写的。朝鲜半岛地处“中国儒学文化圈”的中心，儒家文化在其民族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正如《漂海录》中所记述的：在那里，“生子先教以小学、家礼，治丧、居家一皆遵之”；“家家皆以入孝出恭、忠君信友为职分事”；“士子皆以经学穷理为业”；“精研四书五经，其专治一经者不得齿儒者之列”。

出身于儒士家庭的崔溥，自幼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并接受了正统的儒学教育。他精研“四书五经”，“以格致诚正为学”。从《漂海录》中看到，崔溥不仅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精研深治，烂熟于心，在记述和对答中，举凡典章文物、经史诗文、掌故传说，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而且，奉儒学经典为行动准则，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即使处于九死一生的危难关头，仍然恪守不渝，绝不稍有差池。尤其是在躬行孝道、忠君爱国、维护国家尊严方面，崔溥堪称当时读书士子的楷模。

他流寓中国，达四个半月之久。一路上，不管是乘船骑马，雨日风晨，他始终是穿着孝服、戴着孝帽，不饮酒，不茹荤，以示孝亲之悃诚。即使在风涛险恶，横海漂流、生死未卜之际，他也仍然如此，绝无半点儿马虎。一次，从吏们向崔溥秉报说：前番遭劫，大人没有示之以官人服仪，以致受到贼人的百般凌辱、迫害，几至于死；今日应该从权达变，脱去孝服，换上官服，以应对海盗，使其知所戒惧。崔溥听了以后，正色反问：“尔何以害义之事导我欤？”从吏申辩说：“当此之时，与死为邻，何暇治义哉！姑当权便取生道，然后以礼治丧，不害于义。”崔溥峻拒之，曰：“释丧即吉，非孝也；以诈欺人，非信也。宁至于死，不忍处非孝非信之地。吾当顺受以正。”

崔溥一行到了北京以后，接受官府赏赐，按礼仪须着官服，这使他左右为难，不知如何处置：“当丧即吉，恐不合于礼；且以丧服入朝，义有不可。”怎么办呢？后来幸亏接受这种赏赐，并无严格要求，临时遣其从吏代领，才算了事。但是，入朝谢恩时，崔溥必须亲自拜见皇帝，而他又不能穿着孝服面君。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在入阙（长安门）时换上朝服，拜见皇帝的仪式结束后，他再在长安门外穿上孝服。这种一切行止完全按照《仪礼》、《孝经》来办的执着与虔诚，即使在当日中国的朝士中，恐怕也不多见。

在践行儒学的整个过程中，崔溥把“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移孝为忠，为国效力，看作至高无上的伦理道德。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认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未有不尽孝于亲而忠于君者。”崔溥在接受大明皇帝的赏赐后，即向下属特别强调：“帝之抚我赏我，都是我王畏天事大之德，非汝等所自致。汝其勿忘我王之德！”他一路上谨言慎行，有人以“越界无妨”，劝他消除顾虑，尽可从容。崔溥回答说：“为人臣者，其可以越界而负其国，异其行，变其主乎？”当他们历尽艰危，最后漂流到中国海岸时，崔溥还念兹在兹地提醒下属：“我国本礼义之国，虽漂奔窘遽之间，亦当示以威仪，使此地人知我国礼节如是。”

按照儒家的观念，“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崔溥始终坚持人格的修养与官德的恪守，处处身先士卒，严于律己，刚正廉直，一丝不苟。他在处理生与死、公与私、诚与伪、经与权、徇情与守义、利人与克己、人格与国格等人生重大问题上，以其高尚的品格、坚定的原则性和凛然无畏的奋斗精神、忍苦耐劳的超常毅力，为一行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赢得了国人的尊敬。

六

崔溥归国后，除了完成《漂海录》的写作，史料中其他记载不多。我们只知道，他在守孝期满之后，曾受到朝鲜国王成宗的召见；而后，又曾两次随同朝廷的谢恩使、圣节使重返北京，觐见明朝皇帝。朝鲜王朝燕山君四年（1498年），崔溥因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仗义执言，亟言峻谏，触怒了国王，遭到搜家、拷打，最后发配流徙到咸镜道端川；六年后，拿致诏狱而卒，年仅五十一岁。两年后，朝廷追赠其为“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崔溥殁后，有后人编辑的《锦南集》传世。

由于《漂海录》是奉王命写作的，当时除宫廷中少数人传阅，外间“愿见者众而流布未广”。直到崔溥去世七十年后，经过他的外孙柳希春校正题跋，镌版刊行，这部珍贵的文献才得以传世。1896年前，先后印行过五个版次。日本于1769年（清乾隆三十四年）译成日文，美国于1965年亦将其翻译过去；到了1979年，崔溥的后裔又将这部汉文典籍译成本国文字。而我国，直到1992年才出版面世。北京大学的葛振家先生对全书细加点校、注释，先后整理、出版了崔溥《漂海录》点评本和《崔溥〈漂海录〉评注》，并进行深入研究，撰写了多篇富有创见、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题论文，“为我们现在研讨国外汉字文化古籍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范本”（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评语）。其创辟、疏凿之功，猗欤大矣。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