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德太子兴起的日本佛教风潮

第一节　圣德太子兴起的日本佛教风潮

最初佛教传入日本的时候，东海灵岛的民众深刻领悟到了佛陀大悲的圆音，佛法终于冲破无明长夜的黑暗，呈现明月般的光辉。在公元552年，也就是史载钦明天皇即位的第13年的10月，百济的明王首次进献金铜释迦佛像一尊与经论、幡盖等物品，并且上表赞颂弘布佛教大法的功德。文中说道：“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辨无上菩提。譬如人怀如意法宝，所求无不如愿。此妙法宝亦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洎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陪臣怒喇斯致契，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说，我法东流。”这就是佛教传到日本的起源，至今约有1400多年的历史。

日本的历史上，在苏我、物部二氏相争的时期，佛教三宝从百济、高丽东传到了日本。到了苏我氏专权以后，佛教更加兴盛，百济的炉盘工、瓦工、寺工、画工等随着一些僧人来到我国学习。苏我马子向这些僧侣请教戒律，派善信尼等人去百济受戒，后来受戒出家的人也逐渐增多了。随后马子又督使来日的工人修建寺塔佛像。因为内外的支持，佛教三宝非常兴隆。

当时，在圣德太子的大力提倡下，佛教在日本迅速传播并成为国教。在圣德太子生活的时代，日本朝廷围绕着信不信佛教的问题，分为两派并且争议不断。到了552年，百济国圣明王为了改善同日本的关系，派使节到日本，把佛教经典和佛像送给钦明天皇，他在信中大力推荐信佛教的多种好处。因为日本神道是没偶像的信仰，所以日本朝廷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佛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时日本正处于豪族联合政权体制时期，天皇一是苦于权力受制，二是苦于信仰不统一，所以，正想借助对佛像的崇拜来提高民众对天皇的崇拜，同时还希望靠佛教来统一信仰。同时，钦明天皇又怕信佛教会冲击日本人的神道信仰，从而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再三考虑，最终把信不信佛教问题提出来征求朝臣们的意见，朝臣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中苏我氏站在天皇一方表示赞同，他认为“西蕃诸国皆崇而敬之，吾等不宜背之”。而以物部氏为首的一派则以“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为理由表示出了坚决的反对，这让这场信仰上的争论和权力之争结合起来。这场争论从钦明天皇时期延续到用明天皇时期，历时40年之久。

587年，就在用明天皇死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苏我马子利用自己是皇亲国戚的有利条件，扶其外甥上台，称之为崇峻天皇，他接着假借皇命派兵消灭了物部氏一族，控制了朝政。圣德太子正是苏我马子的女婿，也是苏我马子的外孙，在信仰之争的这个问题上，他站在苏我马子一方，并参加了消灭物部氏一族的军事行动。新上台的崇峻天皇看不惯苏我马子的飞扬跋扈，不想受其摆布而被杀。苏我马子接受这次教训，不想再立皇子为天皇，而是改立容易操纵的女子为天皇。因此敏达天皇的皇后，也就是已故用明天皇的皇妹被选作为天皇，号称推古天皇。与此同时，苏我马子扶植其女婿圣德太子为摄政。

当时在日本的朝廷中盛行儒学，而日本社会又在宇宙观等领域受道教的影响极深，所以，当时一般的皇家子弟都程度不同地受儒学、道教的影响。圣德太子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19岁任摄政后，胸怀大志，一心想做一番大事，旨在加强王权。前8年，因初掌权，还不敢太放手行事，基本上执行苏我马子推行的兴佛教、学儒学的政策。圣德太子先以推古天皇的名义发诏书鼓励朝臣“兴隆三宝”（佛教）。他盖了法隆寺、四天王寺等7座寺庙。在他的带动下，飞鸟之地出现了佛教文化兴旺的局面，从而开创了飞鸟文化时代。

在圣德太子的改革措施中，有很多的地方运用了道教的思想。例如道教的主神是天皇，圣德太子为了树立国君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把过去的大君改称为天皇。同时把镜、玉、剑作为皇家的传家宝，将“镜”象征为天皇的权威，“玉”就表示天皇地位高贵，而“剑”表示天皇的武威，接着他把皇宫内殿改称紫宸殿。此外还借道教辛酉年之说，编排了“皇纪”。推古9年正好是辛酉年，辛酉年每60年出现一次，亦称一轮。按道教的说法，每一轮辛酉年是发生变革之年，而第21轮的辛酉年就是发生彻底的大变革之年，这正是圣德太子在斑鸠宫推行改革的年份。601年，圣德太子以推古9年为起点，往上再推第21轮的辛酉年为日本建国之年。规定该年阴历的1月1日为神武天皇登极之日（阳历为2月21日）。由于按照这种推算法，1990年是皇纪2649年，这样的结果整整把皇统向前多推算了大约1000年。而在这一千年的空白中，人们人为地安插了10位虚构的天皇。圣德太子也按照这种逻辑编修了日本史，后人沿用至今。实际上公元前7世纪的日本社会尚处于原始社会前期，当时日本尚处于采集经济阶段，没有阶级，没有部落，更没有政权。

推古9年，即601年，圣德太子为了能摆脱苏我马子的控制，搬迁到飞鸟宫西北之地，盖了斑鸠宫（位于今法隆寺东院传云堂处），开始对旧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运用自己儒、道家学说上的造诣，参照儒学经典中的某些观点与词句，还用道教的宇宙观并结合佛教经典，再参照大陆皇帝的体制，制定了枟宪法十七条枠，设“冠位十二阶”等；对外圣德太子则改变过去的强硬外交路线，制定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他是想通过以上的内外改革，提高天皇在法权、人事权、政治权、外交权等方面的地位，用这种方法来逼苏我氏退让，改豪族联合政权制为天皇专政制。

在圣德太子制定的枟宪法十七条枠中广泛地引用了中国的儒学、法家、道家的典故或成语。“冠位十二阶”同样也是引用了儒学的五德来区分官阶。十二阶分别为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冠服则以紫、淡紫、青、淡青、红、淡红、黄、淡黄、白、淡白、黑、灰等不同颜色及其浓淡来区分。那为何圣德太子要把宪法限定为十七条呢？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按照阴阳五行学说的说法，阴的极数为八，阳的极数为九，十七乃阴阳之和、天地之道。“冠位十二阶”表示的是干支十二属性，乃天地之循序。由此可见，圣德太子的政治思想是想借用儒学的道德观念、阴阳五行学说的自然规律理论阐明王权、君主制度的合法性。

尽管圣德太子做了多种努力，但还是未能摆脱苏我马子的控制。当然苏我马子对圣德太子的改革也十分不放心，生怕他走得太远而失去控制。于是，苏我马子利用改葬皇太后（马子之大妹，圣德太子之祖母）的机会向圣德太子敲警钟，提醒他不要做得太过火，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圣德太子因改革受阻而心灰意冷，最终于622年的推古37年去世，他临死前给妻子留下遗书说，“世间虚假，唯佛是真”，以此表达了他大志未成的凄凉心情。圣德太子未完成的事业，说明了苏我家族的存在是日本社会发展的拦路虎，不除掉这个拦路虎，日本社会就将停滞不前。圣德太子死后，皇族与苏我氏之间展开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越演越烈，这导致了飞鸟宫廷政变的爆发。结局是苏我一族灭亡，日本政局转入“大化改新”的新的历史历程。圣德太子毕生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在701年以律令制的法律形式实现。

圣德太子的一生从慧慈学佛，随博士觉哿学儒，并且都十分精通，一生的功绩显赫。推古6年4月，他奉敕讲枟法华经枠、枟胜鬟经枠，此后又多次开讲，上自天皇、诸王、士女，下至百姓大众，都是他每次讲经的听众。他花费十二年制定枟宪法十七条枠，其第二条就是“应崇敬三宝”，他又劝天皇对贫民施行医药救济。圣德太子还到处修建大量的寺塔，救济贫穷。推古15年7月，他派大礼小野妹子为使到中国隋朝联系邦交，求取经论；推古16年4月，小野妹子一度回国。同年9月他再次派小野妹子为日本的大使赶往中国，率有留学生和学问僧多人，一行中有舒明天皇末年在宫中讲枟无量寿经枠的慧隐。可以说日本与中国的交通就是由皇太子为求取经论而开辟的。圣德太子去世时仅49岁，当消息传到各地，百姓们都如丧慈爱父母，哭泣之声充塞大街小巷。高丽僧慧慈听说太子去世，为之举办追悼法会，说要随太子而去。圣德太子还有山背大兄以下的王子、王女十余人，都同太子一样信仰佛教三宝。用历史眼光看圣德太子，他在发展佛教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点上：其一，确立了佛教在日本的地位；其二，大力兴建佛寺、像塔，翻译佛经、广度僧尼；其三，广招中朝僧尼到日本授法，派遣隋使到中国吸纳以佛教为主的先进文化，为日本古代文明的前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圣德太子死后的25年里，日本发生了“大化改新”，就是模仿中国唐代文物制度，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完成日本的统一。由于促进这个革新运动的中心人物，都是入唐留学的僧人，其中有被任命为国博士的高向玄理、僧曼等，所以这一时期，佛教在日本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大化元年（645年）天皇在百济大寺召集僧尼，颁布了兴隆佛教的诏书，政府也首次任命十师，并设置法头检查全国各寺僧尼，对于僧尼脱籍的寺院，都施给了土地，天皇也资助建造寺院。因为得到了天皇的支持，这让日本的佛教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