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巴山区的土地垦辟

一、秦巴山区的土地垦辟

清代地方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不少地区的流移落居都以该地的招民垦荒举措为契机，四川自不必言，陕南山区亦复如此。“此地经前明闯、献二贼蹂躏后，人民稀少。国初官此者设招来馆以招集百姓，垦种山田。迨承平日久，川楚之民生齿日繁，入山开垦者日益众。”⁽¹⁾汉阴有关招垦的记载更为明确：

（平定“三藩之乱”后）疮痍未复，凶荒继之。戊寅以来，土满人稀，较昔之盛时尚不及十之二三也。至雍正四年（1726年），邑令进士大树王公招抚湖（广）民耕垦，田地日渐开辟，自乾隆丙辰（元年，1736年）至今，称有起色矣。⁽²⁾

即使到乾隆年间，清初的主动招垦措施似乎未再明确推行，但对于自发流移进山的垦殖者，地方官府至少是要安插、容留的。大巴山区东部、兴安西南境的砖坪、镇坪一带就是清代前期新开发的一个地区。史称：

通巴蜀，界郧襄，弥望皆崇山峻岭，民居落落如晨星。自弇山毕公（沅）巡抚陕西，廉得南山中多隙地，谋于方伯，观察暨郡太守，招集开垦，俾无旷土。数年间，四方之民襁负而来者，不绝如缕。由是启之辟之，昔之黄茅白苇，今则绿壤青畴矣。⁽³⁾

鄂西北山区之招垦亦见于记载。雍正十年（1732年），鄂抚王士俊多次就郧阳、归州一带垦荒事宜上奏朝廷，其中讲到“府州各属以地处偏僻，悉皆因陋就简，并不加意招徕，实心劝垦”以及“民间欺隐包占者亦复不少”等问题，请求以给事中、湖广巡察归宣光专理荆襄郧归四府州开垦事务。⁽⁴⁾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清廷曾专门讨论湖北巡抚程焘的报告，决定“清理郧阳山地，并咨照陕西、河南二省，转饬界连郧阳之各州县，查明所辖山地界址，设立保甲，稽查奸匪。其开垦地亩照例升科”⁽⁵⁾。

官府招垦，民间亦招。“土著之人招外省客民，纳课数金，指地一块，立约给其垦种。客民亦不能尽种，转招客佃。”⁽⁶⁾嘉庆白莲教起义之后，山中部分州县又有招垦之举。

在中国古代，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往往是与土地垦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明清时期也是如此。伴随着数百万流移在秦巴山区落居，其结果必然是山区土地资源得到大规模的开发，或者说是，耕地面积的扩张，是庞大数量流移迁居秦巴山区最直接、最显著的成效。由于历史资料中留下的耕地面积数据不允许我们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这里不得不仍然要通过一些文字记述来说明问题。

关于当时的土地面积数据，不妨以陕南山阳县为例，略加解析。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山阳县共有册载耕地18279亩零，知县王好察奉文清丈，合计得95935亩零，比原额多77556亩零，仍照原行赋税额均摊，负担轻减。⁽⁷⁾雍正七年（1729年）豁除无主荒地，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实应免地69017亩。这样，实在成熟田地仅有25918亩零。同期山阳县的人口变化情况是：乾隆七年（1742年）1851户，男女11794口；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7619户，男女61201口；乾隆六十年（1795年）7806户，男女大小63301口。即使不考虑未登籍的户口，以63000余人口耕种25000余亩土地，在当时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其中曲折奥妙，以下所录乾隆知县林聪（乾隆五十二年任）的解释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林氏云：

考今日赋役之数，较之前明大为减少，而隐匿开垦例议綦严，闻汉、兴二府日报升科，有司不求有功而求免过者有之，甚则胥吏藉以为奸，更有不可问者矣。善乎！前州守罗公文思之言曰：山坡地土，原系瘠薄，种植之后，必须歇力，间年耕种，方能有收。陕西省山乡地亩，有三亩五亩折征一亩之例，如延安等处比比皆然。今州境山坡瘠地，虽俱开熟，照例起科，但其中保无额外浮开一亩而占数亩者，是熟地之内，已有包荒，未便一量滋扰。又查定例：零星不成丘段在五亩以下者，永免升科。其零星不成丘段，即从前之荒地，今民间已将零星丘段节次开荒，是熟额虽不能加增，而荒额实已渐减。上二项俱应除去抛荒之数，此难以垦复原额之大概也。⁽⁸⁾

山阳县为一种类型，旧设县，田地几经丈量、豁除，变化较为复杂。

宁陕厅则为另一种类型，乾隆四十八年（1785年）新设行政区，设厅之时，接收长安、銩稨、洋县、石泉、镇安等五县分拨土地9947亩，以此为原额，此后直至道光九年（1829年）的45年间，册载土地面积再未有任何变动，而此时的宁陕厅境已有册载人口115391口，其中男大口50119人，女大口31583人。如果将9947亩信以为真，人地比例已无从说起。道光《宁陕厅志》给我们的启发是：“宁陕地皆峰崖，屴硗确，不可以顷亩计。今遵《赋役全书》，载顷亩者册籍相承，不敢异也。”⁽⁹⁾

上述现象，肯定不是山阳一县、宁陕一厅、陕南一地所独有，册载土地面积与实际垦辟、耕作的土地面积之间有较大的差额，在主要由流移开垦、山地畸零、丈量不易的秦巴山区，应该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与具体田地面积数据不同，在有关文献的文字表述中，可以较容易、较多地看到土地垦辟扩张的内容。在鄂西北山区，同治《竹山县志·风俗》载：

竹邑幅员宽广，昔时土浮于人，又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地十之九。后因五方聚处，渐至人浮于土，木拔道通，虽高岩峻岭，皆成禾稼。

同治《房县志·赋役》载：

房居万山中，林木阴森，刚卤交错。自国初以来，日渐开垦，小民择高陵大阜，凡可树艺处，几至无地不毛。今则刀耕火种，丛箐尽成町畦。

道光《竹溪县志·艺文·竹溪竹枝词》云：

黄鯢溪通石板河，老朳开尽豆盈坡。　

　行行直到鸡心岭，一路人家漆树多。⁽¹⁰⁾

同治《竹溪县志·田赋》载：

邑僻处险远，山田各半。自流民占籍，户口日繁，垦荒成田，诛茅为业。

在川东北山区，深山老林集中在巴州、广元、南江、东乡、大宁、太平厅、城口厅等地，也是清代垦殖扩张的重点区域。地方志中记述当时垦殖程度的内容颇多，如大宁县之野鹿窖距县七十里，红岩山距县九十里，均是“重峦叠嶂”，居民“倚山为田，大不盈丈，重叠而下，俗名梯子田”⁽¹¹⁾。又如太平厅境内：

岗阜相属，绝少平原……穷山砏岩，昔为老林，今虽多半开垦，然地气高寒，只宜洋芋、包谷。

耕者自下而上，以次开垦，远望如梯，然多乏水源，全望天雨。⁽¹²⁾

从太平厅分置的城口厅，“农勤耕作，山多田少，高坡陡岭，皆为开垦”⁽¹³⁾。东乡县与太平厅相邻，嘉庆《东乡县志》载：

群山高峻，重峦叠岭，为田者十不及一，且山多积石，可耕之地亦属无几，然其民咸勤于力作，倚山开田，层累而上，或至百余顷。惜其不知蓄水而时忧旱也。

农勤耕作，高山峻岩，皆为开辟播植。⁽¹⁴⁾

陈明申《夔行纪程》记有大昌县、大宁县、巫山县一带的垦辟状况，其记云：“层层皆山……田随山势，高下如梯级。过水塘坪则山高地瘠，仅种杂粮。”附近的万县，“凡深林幽莽，但有微土者，悉皆树艺”⁽¹⁵⁾。川北之巴州境内亦是：

自教匪平定以来，荒山老林，尽已开垦，地无旷土，梯田层矗，弥望青葱。所虑雨不时，易于旱涸。⁽¹⁶⁾

今教匪平定几三十年，生齿日繁，荒山老林尽行开垦，地无旷土，赋不加增，乡民凿井耕田，含哺鼓腹。⁽¹⁷⁾

鄂豫陕三省交边处的商州，境内万山深邃，武关东塞，篑西据，南面有绵亘千里的刘岭，北面有高距千寻的黄沙山。早在乾隆中期，经过招垦，州属东乡之长冈岭、谷山，南乡之流岭、黑山，西北两乡之边家山、泥峪山、上庄高岭等五十余处，皆已逐渐垦辟。

“虽山间地角，开垦无遗。”⁽¹⁸⁾其余连“穷谷深山，丛林密箐，虎狼盘踞，木石纵横”之地，亦已“议明年限，招垦取租，并外来人民包工开荒”⁽¹⁹⁾。到了嘉庆末道光初年，商州之“山地为川楚客民开垦殆尽，年岁丰收可以足食”⁽²⁰⁾。

汉中府属西乡县是秦巴山中清代较早招徕开垦的地方，康熙晚期曾专门设立招徕馆以徕民垦荒。到道光初年，就连西乡县境内最高深的山区也部分地得到垦辟。史称：

西南巴山老林，高出重霄，流民迁徙其中，诛茅架屋，垦荒播种，开辟大半。惟老林之旁地气高寒，只宜燕麦苦荞，即包谷亦不能种。⁽²¹⁾

嘉庆七年（1802年）于大巴山中部设定远一厅，即主要割西乡县山地而成。

同府的凤县、留坝厅一线为著名的连云栈道区，乾隆以前还是重峦叠嶂、古林丛篁、遮蔽天日的山林区，到嘉庆、道光年间，已垦辟殆尽。栈道北端的宝鸡县境内亦“山内多系川楚贫民佃种山地糊口。缘山内砂石多而土少，各就有土之处垦种，即于其处结茅栖止，零星散处，迁徙无常”⁽²²⁾。其上的凤县，与甘肃之两当、徽县接境，“境内跬步皆山，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²³⁾。嘉道年间的王志沂有《栈道山田》诗，描述客民垦山状况道：

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

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

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

我闻故老言，思之令人羡。　　　　　

在昔山田未辟时，处处烟峦皆奇幻。　

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使失真面。　

山灵笑我来何迟，我笑山灵较我痴。　

神力不如人力好，对景徘徊空叹息。⁽²⁴⁾

诗人的记述可谓生动形象。

秦岭南麓之西安府属与汉中府、兴安府、商州三属交边的地区，是秦巴山区较为深广的老林山区，清初尚多“古木丛篁，草密蒙蔽，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穹岩邃谷，老林深箐，多人迹所不至”⁽²⁵⁾之地，本为土著居民樵采猎野的场所。约自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四川、湖广等省之人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俱成村落”⁽²⁶⁾。山内宁陕、孝义两厅之开设，即在乾隆晚期。

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后，兴安府属已是“深山邃谷，到处有人，寸地皆耕”⁽²⁷⁾。嘉庆初年，秦岭甚至“其山脊亦间有民人耕种”⁽²⁸⁾。附近銩稨县境的垦辟更为典型，卢坤《秦疆治略》称：

向来皆是老林，林木丛杂，人迹罕到。自招川楚客民开山种地，近年各省之人俱有。虽深山密箐，有土之处皆开垦无余。

宁陕厅、孝义厅及佛坪厅之设置，多分割原本属于銩稨县的地方。宁陕厅设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初名五郎厅，嘉庆白莲教战争后改名宁陕厅。境内“层峦叠，密箐深林，历四百八十里”，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时，层峦叠、密箐深林中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屈指建治方三十二年，昔之鹿豕与游、上巢下窟者，今则市廛鳞接，百堵皆兴矣。昔之林木阴翳、荆榛塞路者，今则木拔道通，阡陌纵横矣。⁽²⁹⁾

时人有诗云：“田无阡陌皆新垦，客聚湖湘本旧招。”⁽³⁰⁾佛坪厅设于道光四年（1824年），“未设厅治以前，概称为銩稨山内，地方辽阔，山谷阻深，与宁陕、岐、、诸山皆相毗连，林深箐密，人迹罕到之区，开辟亦最晚”⁽³¹⁾。至此，秦岭山区之垦辟基本遍及。

陕、甘、川三省交边之黑河栈坝老林，地处陕南之略阳县、凤县、沔县、留坝厅、宁羌州及甘肃之两当县、徽县之间，有安徽、两湖、四川诸省无业贫民转徙其间，垦荒种地，“依亲傍友，日聚日多，砏岩邃谷，皆为民居。略阳所管辽阔，河林内外至一万数千户，凤（县）三四千，沔（县）五六千，留坝二千余，两当、徽县两邑亦盈千。嘉庆十五六（1810～1811年）两年，包谷青空，搬去者十之二三，然通计尚三万余户”⁽³²⁾。集聚流移之众、开垦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紫阳县位于大巴山中部，与四川之太平、城口二厅接壤，县境有“无尺寸土地非山”之称，约至乾隆末年，境内山林“尽已开垦”，“路角涧滨，无跬步之地不垦”。⁽³³⁾前引紫阳县令张志超《紫阳县赋》有“跻臹筜以为扉，缘砏崖而结屋；峡无路而舟通，涧有桥而木独。若夫野烧平阳气复；人锄巅，牛耕轕，菜油油而黄，麦渐渐而熟”等语，亦可见其垦辟之广、耕种之难。邻近之平利县情况约略相似。乾隆后期在两县间新设有砖坪一厅。到道光初年，砖坪厅的情况是：“境内皆山，开垦无遗，即山坳石隙，无不遍及。”⁽³⁴⁾

道光二年（1822年），清廷调整、提升秦巴山区各行政区划，即以“川陕楚老林地方辽阔，近年开垦日广，客户增多，山深路险，稽查难周”为主要理由。⁽³⁵⁾

如前所述，秦巴山区实际上垦辟的土地面积比册载升科的土地面积要大得多。山头地角等畸零田地免科因素，地方官为施惠地方而垦而不报，甚或力争免科因素等，皆是导致山区土地已垦而未登籍的原因，尤其是前者，对山地的免科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