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西方列强迫使中国接受的通商口岸制度主要实施于沿海、沿江及西北边疆地带。甲午战后，除上述地带的开放范围进一步扩大外，西方列强还迫使中国将一些内陆城镇及东北、西南沿边市镇辟为通商口岸，使通商口岸制度的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化。至辛亥革命前夕新增条约口岸达44处，加上清政府自开的商埠，共有48处通商口岸(见表2-2)。这一时期的通商口岸多数与列强分割的势力范围密切相关，如东北、山东、福建、两广、云南、西藏等地所开商埠，大都是某国在其势力范围内为了拓展市场而开辟。
表2-2 甲午战争后开辟的通商口岸(1895—1911年)
续表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44～47页。
说明:根据的约章不止一种者，以直接导致开埠或最重要者列入。
从表2-2可见，根据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这样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浙两省及长江流域便完全对外人开放。
根据1895年5月中法《商务专条》，中国被迫开放云南河口、思茅，由此西南沿边被迫开放。之后，1897年英国迫使中国订立《中缅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西梧州、广东三水。1906年中英续订《印藏续约》，迫使中国开放西藏的江孜，西南沿边开放范围不断扩大。
1905年日俄战争后，中日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迫使中国开放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瑗珲、满洲里等15处口岸，东北沿边被迫开放。
此外，这一时期清廷为“以夷制夷”也自行开放了一些口岸。
到1911年中国已开通商口岸多达82个。中国广袤的领土从沿海到沿江、从内陆到边疆，全部对外人敞开。西方列强控制中国对外贸易的基地进一步扩大，中国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自主决定通商地域的权力再度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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