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牧公司的土地经营与社会性质

三、垦牧公司的土地经营与社会性质

垦牧公司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农、林、牧、渔四业俱全，但具体到每个公司的经营范围、经营方式和状况，各不相同。一些规模较小的公司，特别是以林、牧、渔业为主的小公司，土地几乎全部集中统一经营，而一些大公司和以农业为主的公司，并不统一经营，而是将土地分散出租，甚至进行垄断投机。

在农业老垦区，尤其是一些人口稠密的丘陵山区，垦牧公司购买或领垦的土地多是荒山秃岭，既不宜于耕作，也不可能分散出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公司大多以振兴树艺畜牧为宗旨，利用荒山野坡，雇工进行林牧业生产，或开辟果园，或营造经济林和普通林，或放牧牛羊。有的还取得了一定成效。如成立于1906年（一说1908年）的江苏宜兴阳羡垦牧树艺公司，集股5万元，购买民山8000余亩，山田100余亩，“雇工垦牧，以安无业游民”为宗旨，招募客民，高山种植松柏和其他杂树；平地栽培稻谷、茶、桑、毛竹、芝麻、山芋等。历数年经营，初见成效。到1920年时，成活8年以上的松柏、杂树超过140万株。据说面积6万余亩的荒山，“遍地生财。高岭幽谷，既非濯濯童山；荒径险途，悉作采樵熟地。宜邑森林，斯推第一” 。茶粮种植和猪羊牛牧养亦有收获。所产茶叶在巴拿马赛会上，还获金色奖牌。^[372]金坛的坛溧，句容的种植、浮麓，丹阳的通益、厚生、大盛，丹徒的森牲园等公司，也都成效显著。坛溧公司占地3000余亩，植有松树50余万株，并广植杂树，到1919年，整个林场“已无余地” 。^[373]相继成立于1907年的种植、浮麓两公司，均因句容县境荒芜不治，人民贫苦，振兴树艺，“纯系提倡” 。两公司各有地数千亩，植树七八十万株。据说“费省而效著，为近来办公司者所仅见” 。^[374]通益、厚生、大盛3公司，都以栽桑为主，“虽资本无多，而积极进行，实事求是，尚非徒具空名者可比” 。^[375]森牲园兼营农林牧三业，办有农场、林场和畜牧场。不仅公司各业都有成效，而且带动了丹徒全县蚕桑业的兴起。民国以前，镇江的丝织业的蚕丝均赖他处供给。本地桑树既少，育蚕亦欠讲求。自森牲园成立，从事蚕桑，丹徒旱田，始渐种桑。到1920年，全县已有桑地2500余亩，年产桑叶1．8万余担，蚕桑业有了初步发展。^[376]

苏北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垦殖公司，也有不少集中统一经营。成立于1920年的大茂垦殖公司，将所垦2000余亩土地，全种棉花，使原无棉产的淮安，衣棉所需始得有所供给。^[377]淮安、宝应交界的长湖垦殖公司，垦荒2000多亩，“经营多年，成效卓著” 。^[378]在高邮，成立于1913年的九里荒垦殖公司，集股契买荒田2万余亩，“筑圩开沟，验土性之所宜，以施种植” 。^[379]江浦的江华垦荒公司，据说专收江滩荒地，随收随垦，由公司统一经营，只是效益不佳，“经营数年，颇有折耗” 。^[380]官督民办的灌云树艺公司，开始也是直接经营，栽培茶树和其他杂树，所产云雾茶，在1917年巴拿马赛会上曾获金奖。^[381]

福建、广东和其他地区的一些中小型垦牧公司，都有不少是雇工直接经营。福建福州的启新、南光两家畜牧公司，均由公司择地开辟牧畜场所，饲养猪牛羊和鸡鸭等禽兽。^[382]上杭裕源公司，垦山造林，于栽种竹木外，又注重桐、茶。据说“经营数年，竹木颇有成绩，桐实亦渐有收获” 。^[383]广东澄海的强原垦殖公司，筹股10万元，承垦该县桑浦、莲花、笔加3座荒山，植树造林，并定有计划，将每山分作6段，每年种植一段，立下保证，6年种完，“届时如有未垦之地，听凭由官收回” 。^[384]潮阳茂毓公司，占地千余亩，栽种山松、台湾相思树甚多，并经营果树。^[385]香山大星畜植有限公司集中经营蚕桑业，还试种蘑菇。据说该公司在沙土上种植蘑菇的实验，非常成功。^[386]地处崇山峻岭的粤北始兴，20世纪初相继成立的一些森林股份有限公司，如罗坝象山、兴仁里陈氏、流田水群兴、成城乡联兴、杨公岭茂兴等公司，都致力于垦山和植树造林，或种杉，或种松，均“颇著成效” 。^[387]集中分布在广州郊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植果公司、牛奶公司和畜牧公司等，自然也都是全部统一经营。福建闽东东山农林公司，除由公司直接经营果林场，种植桃、李、柿、橘和地下兰、黄梨、葡萄外，还开办种子公司，与乡民联合经营林场，由公司出苗木、肥料，乡民出林场、劳力。成林后，余利对半分配。^[388]

广西、江西、浙江、山东等省的农林公司，也有不少致力于荒山造林，并取得了相当成效。据统计，广西前述72家垦牧公司，共领有山坡荒地7000方里，几乎全部用于造林。林种除松杉等普通林木外，还包括油桐、茴香、肉桂等经济林。有的已取得初步成效。如南宁的正气、企永、崇本等3家种植公司，分别种有茴香、肉桂和其他杂树数十万株至百余万株不等，所产八角子和茴香油相继大量上市。^[389]1915年成立于江西修水的一家种茶公司，集资20万元，购地经营茶场，改良茶叶，到1917年已开始播种。据说因入股者众多，公司决定将资本增加到50万元，扩大茶场面积。^[390]在浙江，全省有12家民间森林公司，都坚持垦山植树。据30年代初的统计，12家公司所占有的58～306亩山地，已全部植树造林。^[391]山东也有若干家森林公司从事植树造林工作。其中胶州崂山森林公司最有成效，到20年代后期，经营的林地面积达4．5万亩。所植树木，除松树外，还有楸柳、核桃、杏、桃、栗等。^[392]

贵州境内的垦殖公司不多，但在集中经营油桐方面，却取得了相当成效。台拱的兴利公司，种植油桐2万余株，可年收桐籽500石，邛水的协兴油桐公司，集股5万元，植桐百万株；另一家公司植桐、杉各8万株。1916年成立的镇远兴利垦殖公司，集中栽植桐杉的成绩也不错。^[393]

从事粮食或其他作物种植的垦殖公司中，也有进行集中统一经营的。

成立于1919年的广东香山农业公司，有资本16万元，雇用100名工人、役使70头水牛从事大规模的水稻生产。^[394]在雷州半岛的徐闻县，有复畴、务本两家公司，集资开垦荒地，集中种植蔗麻麦豆和其他杂粮等。^[395]在福建，不少垦殖公司采用集中经营的方式，生产棉、麻、蔗等经济作物和豆栗杂粮等粮食作物。1916年调查统计的16家垦殖公司中，即有7家公司专种美棉，另有4家公司兼种美棉和粮食水果等。^[396]

在北方，河南遂平的大利永公司占有的5000亩地，全部集中经营，除千余亩作为农场，种植普通作物外，另有2000多亩分别辟作桃园和种植用材林。^[397]山东高密的一家种棉公司，“专募无业贫民，佣为工役” ，利用不宜五谷的砂地集中栽种棉花，并取得良好成绩，据说其产量较寻常所种高10%。^[398]位于直隶天津与大沽之间的“模范农场” ，也准备将开垦的2万亩土地，集中栽培稻米和棉花。^[399]绥远陶林的大有丰、永大两家垦牧公司，所领土地都是由公司雇人开垦和直接经营，种植菜籽、莜麦、胡麻、小麦、大麦、小米、豆类、马铃薯等农作物。大有丰用机器垦地，5台机具可日垦地4顷，已垦出的200顷地全部统一经营。永大有地2．4万亩，1924年垦出的3200亩，雇用27名工人统一耕作。据说“成绩非常令人满意” ，每年每亩纯收益可达4元。^[400]黑龙江呼玛的三大公司，有土地3600晌，其中垦熟的600晌，全部采用“大农式经营” ，雇用45名工人，并备有拖拉机、割禾机、打谷机、播种机等全套农机具，作物主要是小麦和燕麦。公司还建有制粉厂，进行农产品加工。小麦和燕麦收获后，即在公司制粉厂中磨成面粉，行销县内外。^[401]

同中小垦牧公司的情况相反，大型的垦牧公司，尤其是苏北盐垦公司，虽然资本数额庞大，但主要用于争购土地，真正用于垦辟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的资本很少，公司往往只雇工经营小部分土地，而将大部分土地分散出租；有的甚至不事垦种，仅以土地垄断投机为业。荒地拍卖完毕，公司即行解散。在苏北盐垦区，不少小的垦殖公司，也专门从事土地投机，低价购得土地后，期待地价上涨时，再以高价转售予大公司。20世纪20年代中，此类小公司竟多达40余家。^[402]

苏北盐垦区是滨海冲积盐渍土区，土地开垦利用之前，必须修建堤闸和沟渠，抵挡海潮侵袭，并排出土壤中多余的水分和盐碱。盐碱太重的地区还必须蓄淡养青，经过若干年后，待盐碱逐渐减退，方能开垦种植。整个盐垦区的水利排灌设施，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一规划和各公司相互协调，非单独某一公司所能为。因此，一些公司的普遍作法是，在统一修筑简单的排水设施后，即划区分奥（每奥面积20～60亩，以25亩为常），并以奥为单位出租给农民。由于各公司普遍资金短缺，统一修筑排灌设施和开垦的土地面积很少。据1924年对苏北10多家垦殖公司的调查，除通海、大赉、合德等3家公司的已垦地达到或超过公司地亩总数的一半以外，其他垦殖公司垦辟的土地很少。还有的公司，或因地价未清，或缴完地价后已无余款，或因各种地权纠纷等种种原因，成立数年，排灌工程未修，土地一亩未垦。东兴、泰源、中孚、通兴、遂济、通遂等公司都属于这种情形。^[403]如表32所示，这些公司地亩总数达195万亩，但没有一亩地开垦。通海等23家垦殖公司合计，共占有土地601万余亩，开垦的不到80万亩，只占土地总面积的13．2%。

表32　苏北垦殖公司土地开垦情况表

资料来源：据李积新：《江苏盐垦事业概况》，《东方杂志》，21卷11号，1924年6月，第72～79页；《通泰各盐垦公司之调查》，《江苏实业月志》，69期，1924年12月，第24～29页；同刊71期，选录，1925年2月，第70～71页；江苏省垦殖设计委员会：《苏北滨海垦殖区各盐垦公司概况》有关各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348～349页，综合编制。

这些开垦的土地，有一小部分由公司雇工直接经营。通海、大有晋、大赉、大豫、大丰、大、合德等公司都直接经营一部分土地。但数量不多，大多只有几百亩或一两千亩。主要生产棉花和小麦、豆类，每年收棉四五千担至一二万担不等。

公司自营小部分土地种植棉花，主要带有“示范”推广性质。苏北大部分地区原无植棉习惯，农民不懂植棉技术，不通过公司示范，无以在苏北广大地区推广棉花种植。事实上，一些公司的植棉活动也确实起到某种示范推广作用。如盐城一带，本不产棉。大纲、泰和、大等公司从海门、崇明招募雇工，到盐城植棉，经多次试验，“成效大著，连获丰稔” 。崇、海人来者益众，同时“灶民仿效，棉区日广” 。^[404]公司利用部分土地自种棉花，据说还起着一种收益“均衡”作用。棉花是一种紧俏的商品作物，但受天时的影响很大。如风调雨顺，棉价高昂，自营获利大；反之则出租获利。因出租不论年成丰歉，照例收租。但困难在于无法预测年成，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一部分自营，一部分出租。这是一些公司自营部分土地的重要原因。^[405]这种雇工经营，相对于公司的占地和垦地面积而言，多数仍然是小规模的，其运转主要凭借垦区极低廉的土地和垦区外由于土地饥饿而大量存在廉价劳力。只要工价上涨，或棉价下跌，自营就会转为出租。事实上，一些曾划出若干土地自营的公司，不久即因自营不利，都宣告停止自营，仍将成片耕地分割租与佃农耕种。^[406]因此，苏北各垦牧公司土地经营的基本方式无一不是招佃收租。

租佃形式和手续方面，垦牧公司仍沿用传统办法，和封建地主毫无二致。公司土地大都以奥为单位出租，一奥一户，每奥面积20～25亩。如通海公司的办法是，每100亩分为5奥，每奥容1户，计地20亩。亦有2户合租1奥，或一佃兼领2奥者，但每佃不得超过2奥以上，以示限制。^[407]其他公司的办法大致相同。但大有晋公司有1户领至七八奥者。各公司拥有的佃农数目，因放垦和出租地亩多寡而异，少者二三百户，多者超过4000户（详见表33）。佃户承租公司地亩，除须由殷实商人担保外，还必须缴纳押租和写礼规费。如表33所示，每亩押租（顶首）高达3～8元。如不欠租，退佃时押租可发还，但写礼费被没收。各公司所定租佃期限长短不一，但公司一般都有权随时收回土地，^[408]佃农并不因缴纳押租而获得较稳定的土地使用权。不仅如此，佃农在居处、作物种植方面也受到公司的严格限制。如裕华垦殖公司的承租田亩规则规定：佃户住屋自行建造，其地点由公司指定；承佃之地须种苜蓿，俾作肥料，违者议罚；作物由公司指定，不得种植公司所指定以外的作物；春熟作物须遵公司限制，不得任意种植，等等。^[409]地租征收则往往采用货币租与实物租、分成租与定额租并行的方法。如表33所示，小熟（春熟）和沟草一般分别为货币租和定额租，而大熟（秋熟）为分成租。分成比例则或主佃对半，或主四佃六。这在新垦的苏北盐碱区，租额和租率都不轻。

表33　苏北垦牧公司租佃情形示例

资料来源：据《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2册，第266～269页；《上海总商会月报》，6卷8号，调查，第10～11、25页，同刊6卷9号，调查，第12、15、37页综合编制。

苏北垦殖公司的土地经营方式表明，这些垦殖机构虽然采用了股份公司的近代企业形式，但其职能不过代表股东管理佃农，征收地租，实际上是一个集团地主。当时论者认为，苏北垦牧公司同苏南流行的地主租栈相似，与广东的“包农制”亦无大轩轾。^[410]有的公司干脆将土地分给股东。如通海垦牧公司，开垦的土地，开始时由公司招佃耕种，若干年后，即按股本分配给股东。^[411]东兴盐垦公司的章程更明确规定，公司垦地成熟至每股足敷分派一奥时，即行分地一次。到最后一次分地时，公司即将全股份应得之地，连同地契、佃户全部交给股东。^[412]土地分派完毕，公司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宣布解散，集团地主又回复到了传统的个体家族或家庭地主。

其他地区的一些大型垦牧公司的土地，也大都采用招佃收租的经营方式。如广东宝山的裕民垦牧公司，1924年以年租2000元的代价租得5000余亩滩涂。公司统一修筑防水堤后，即分散租给大约50户佃农，栽种稻米。^[413]广西不少垦牧公司的土地都是出租。投资12万元的邕宁济福有限公司，就是采用“借资出租”办法，公司的经营资本变成了借贷资本，公司变成了地主债主的结合组织。^[414]1906年成立于奉天图什业图王旗的华兴垦务公司和1911年成立于吉林长岭的天利公司，对所领荒地采取的同样是招佃分散承垦的传统作法，公司所做的基本工作就是规划村屯、贷给佃农若干生产生活资金。^[415]这同封建政权的屯垦在方法上没有任何区别。

在内地和内蒙古、东北地区，还有一些大的垦牧或垦务“公司” ，更是直接包揽和高价倒卖荒地。江苏青浦县，当地豪绅勾结县长，于1926年组织一公司，以每亩3元的价格领得荒地，随即以每亩12元卖给农民。^[416]又如1921年由地方豪绅组建的热河建平富润公司，从热河垦务总局低价领得敖汉旗王子庙荒地一段，随即转手高价零卖。据资料记载，该公司以75895．1元的价格领得荒地3102．5顷，每顷单价24．5元。而该公司倒卖的价格为上则62．2元，中则43．6元，下则24．9元，沙荒12．4元。如售价平均以中则计算，价格提高了78%。到1927年，所揽荒地全部倒卖完毕，该公司即宣告解散。^[417]显然，这类所谓垦殖公司，不过是地主豪绅垄断和倒卖土地的机构和手段而已。

总之，垦殖公司的经营方式和社会性质，因公司规模、经营范围和创办者的身份而有很大差异，情况比较复杂。一些投资规模较小的农垦公司，尤其是从事林、果、牧、渔业生产的公司，大多进行雇工经营，属于独立于家庭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农牧企业，或者向这个方向发展。而一些规模较大的垦牧公司，尤其是从事大面积垦荒和农业生产的公司，虽然也有部分公司的少量土地进行雇工经营，个别公司还购置了拖拉机、收割机、打谷机等农机具，实行小面积机器垦荒和耕作，但垦辟的绝大部分土地还是分散出租，或者直接将荒地分散招佃开垦。这些大公司中也有少数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垦企业，或带有某些资本主义性质，但更多的大公司，徒有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实质上是集团地主。

需要指出的是，各农垦企业在规模、经营方式和社会性质上的差异是同创办人的身份密切相关的。一些小的农垦公司的创办者大都是乡居地主、商人，以农商自娱的乡绅，或者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精通或熟悉农牧业生产，而且公司规模较小，因而愿意并且能够采用雇工生产和统一经营的形式，从而带有较多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一些大的垦牧公司，创办人大多是军阀和官僚豪绅，他们虽然凭借权势，包揽和霸占了大量荒地，但他们的寄生性和对农牧业生产经营的隔膜，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公司土地采取雇工统一经营的形式，而只能是分散出租或直接倒卖荒地。因此，这些垦牧公司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农牧企业。

【注释】

[1]乔启明：《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第11页。

[2]黄孝先：《海门农民状况调查》，《东方杂志》，24卷16期，1927年8月，第25页。

[3]周廷栋：《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太仓》，《东方杂志》，24卷16期，1927年8月，第122页。

[4]乔启明：《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第11页。

[5]民国《获嘉县志》卷9，风习，习惯。

[6]徐洛：《黄渡农村》，《新中华》，2卷1期，1934年1月，第264页。

[7]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第181页。

[8]在北京西郊，骆驼把的雇用期限、工资待遇和普通长工不同。长工按年或按农业生产季节雇用，工资较低；骆驼把按月或按运输季节雇用，工资稍高。四月十五日骆驼出场，雇用期满，即行辞退，而不留下当作长工使用。

[9]据作者实地调查，又参见柳柯：《解放前五十年八角村农户经济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10]据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江苏无锡农民地主经济调查表》、 《河北清苑村户经济调查表》各表统计。

[11]各地有关地主自营土地比重的详细情况，参见刘克祥：《中国近代的地主雇工经营和经营地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增刊，第5～12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1975年版，第906页。

[13]《东方杂志》，3卷3期，实业，光绪三十二年三月，第83页。

[14]《东方杂志》，3卷10期，实业，光绪三十二年九月，第192页。

[15]《东方杂志》，3卷3期，实业，光绪三十二年三月，第83页。

[1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81页。

[17]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81页。

[18]以上材料参见北京市丰台区档案馆藏“四清”档案。

[19]何光澄：《张家口外开垦纪要》，《农商公报》，6卷2期，选载门，第3～4页。

[20]《吉黑两省移垦之调查及指针》，《中东经济月刊》，6卷7号，调查，第2～5页。

[21]民国《洮南县志》卷4，农业，第29页。

[22]南阳：《垦殖东北与民生国计》，《中东经济月刊》，7卷1号，论著，第49页。

[23]景、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第50～54、69～70页。

[24]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河南省农村调查》，第103～104页。

[25]“四清”档案：《北京市石景山区衙门口大队阶级成分登记表》，上街三队第59号。原表记载翟家土地最多时为1020亩，但据翟振钧嫡孙翟世杰（ 1918年生）说，翟家土地最多达1300亩。

[26]“四清”档案：《北京市石景山区衙门口大队阶级成分登记表》，南街第56号。

[27]“四清”档案：《北京市丰台区南苑公社阶级成分登记表》，槐房四队第71号。

[28]参见柳柯：《解放前五十年八角村农户经济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9]“四清”档案：《北京市丰台区南苑公社阶级成分登记表》，马家堡三队第48号。

[30]“四清”档案：《北京市石景山区阶级成分登记表》，古城六队第68号附页。

[31]“四清”档案：《北京市石景山区阶级成分登记表》，八宝山上庄北队第44、48、50、51号。

[32]“四清”档案：《北京市石景山区阶级成分登记表》，西黄村大队于盛轩表。

[33]“四清”档案：《北京市丰台区南苑公社阶级成分登记表》，义顺庄第68号。

[34]参见柳柯：《解放前五十年八角村农户经济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35]“四清”档案：《北京市丰台区南苑公社阶级成分登记表》，南苑马家堡第576号。

[36]“四清”档案：《北京市丰台区南苑公社阶级成分登记表》，大红门三队第3093号。

[37]详见刘克祥：《中国近代的地主雇工经营与经营地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增刊。

[38]据景、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附录二统计。

[39]据景、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附录二统计。

[40]“四清”档案：《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公社阶级成分登记表》，小屯直属苗圃第51号。

[41]“四清”档案：《北京市丰台区南苑公社阶级成分登记表》，南苑八队第48号。

[42]“四清”档案：《北京市石景山区阶级成分登记表》，衙门口西街西队第73号。

[43]上述各县经营地主的发展和分布情况依次参见中山大学农科院：《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上卷，第164页，下卷，第95、59页，上卷，第356、381页，下卷，第121、72页。

[44]杨荫深：《各地农状况调查——鄞县南区》，《东方杂志》，24卷16号，1927年8月，第133页。

[45]据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336页第五表。

[46]据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第66页表53、第110页表95、第111页表96、第84页坐标图等计算。计算过程和方法详见刘克祥：《中国近代的地主雇工经营和经营地主》一文（下同）。

[47]据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92、98、121页计算。

[48]据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统计。

[49]王南屏：《江北农村实况》，转见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614页。

[50]李珩：《宜兴和桥及其附近的农村》，《中国农村》，1卷2期，1934年11月，第70页。

[51]陈午生：《金坛溧阳雇农生活之调查》，转见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502页。

[52]刘家铭：《南陵农民状况调查》，《东方杂志》，24卷16期，1927年8月，第92页。

[53]伍忠道：《湖南安乡县湖田区域中的农田经营》，《中国农村》，1卷5期，1935年2月，第71页。

[54]参见金陵大学农林科：《农业丛刊》：《农村调查表》有关各表。

[55]《襄花汽车路沿线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122号，1925年7月25日，第21页。

[56]H．D． Brown and Li Min-liang：A Survey of 50 Farms on the Chengtu Plain，Szechwan，Chinese Economic Journal，2卷1期，1928年1月，第49、51页。

[57]参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增刊，第25页。

[58]据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分册，第57～59页第22表、第289～294页第4～6表，第305页第2表综合计算。

[59]李克访：《沛县农村经济调查》，《苏农》1卷7期，1930年7月。原调查只有百分比，农户数据1928年调查的全县农户数计算。

[60]一石种的面积不一，由6亩至9亩余不等。

[61]邹万等：《安徽盱眙东乡的农村概况》，《新中华》，2卷13期，1934年7月，第169页。

[62]据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50、135、336页各表综合计算。

[63]参见柳柯：《近代北方地主经营方式三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158、77页。

[64]王毓铨：《山东莱芜农村状况》，转见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第219～223页。

[65]据景、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附表一计算、编制。

[66]参见刘克祥：《中国近代的地主雇工经营和经营地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增刊。

[67]据对其中6村790农户的统计，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的比重依次为70．8%、27．8%和1．4%。

[68]参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增刊，第9～10、28页。

[69]卢锡川：《新郑县唐河村的调查》，转见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688～689页。

[70]西超：《高利贷支配下的滑县农村经济》；作周：《从许昌到鄢陵》，转见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第210～214页；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河南省农村调查》，第103～104、93页。

[71]据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省调查》，第2、13、79、96页。

[72]雷士俊：《陇南农民状况调查》，《东方杂志》，24卷16期，1927年8月，第102页。

[73]《奉天盘山县之经济概况》，《经济半月刊》，2卷18、19期合刊，调查，1928年1月，第32页。

[74]《奉天海城县之农业及矿产》，《经济半月刊》，1卷4期，1927年12月，第5页。

[75]转见满铁调查部：《关于支那土地问题的调查资料》，第579页。

[76]据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分册，第57～59、289～294、305页各表综合计算。

[77]据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分册，第57～59、289～294、305页各表综合计算。

[78]参见刘克祥：《试论近代北方地区的分益雇役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柳柯：《近代北方地主经营方式三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79]柳柯：《西黄村〈土地清册〉所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该文反映的时间系1949年土地改革前夕，但地主大量租进土地情况在清末民初时早已出现，其数量甚至比土改前夕还要大。

[80]广西师专：《广西农村经济调查》，转见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第669页。

[81]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广西省农村调查》，第52～53页。

[82]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附表。

[83]《德县之经济概况》，《中外经济周刊》，第221号，1927年7月28日，第8页。

[84]民国《东平县志》卷8，实业，第1页。

[85]景、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附表二。

[86]《中外经济周刊》，230号，1927年6月15日，第18页；《经济半月刊》，1卷4期，调查，1927年12月，第5页，又，1卷1期，调查，1927年11月第14页。

[87]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河南省农村调查》，附录，第92～93页。

[88]景、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附录二。

[89]分别据前社会研究所：《河北省清苑县村户经济调查表》各表；“四清”档案：《阶级成分登记表·家史简述》；景、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附录二，结合整理和编制。

[90]韩德章：《绥远的农业》，《社会科学杂志》，2卷3期，1931年9月，第365页。

[91]原调查为59户，其中9户纯出租地主未计在内。

[92]据奉天农业试验场：《奉天全省农业统计调查报告书》，第2期第1册，第15～20页计算编制。

[93]满铁：《吉林省东北部松花江沿岸地方经济事情》，第24～25页。

[94]满铁农业试验场编（汤尔和译）：《到田间去》，第33页。

[95]广西师专：《广西农村经济调查》，转见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第670页。

[96]The 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47号，1923年12月16日，第2页。

[97]The 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39号，1923年10月20日，第4页。

[99]据景、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第55、71、77页。

[100]“四清”档案：《北京市石景山公社阶级成分登记表·家史简述》，衙门口上街三队第56号。

[101]刘克祥：《近代农村经济调查札记》（存稿）。

[102]满铁：《满洲农家之生产与消费》，第9页。

[103]《奉天海城县之农业与矿产》，《经济半月刊》，1卷4期，1927年12月，第5页。

[104]《奉天盘山县之经济概况》，《经济半月刊》，2卷18、19期合刊，1928年11月，第32页。

[105]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9页。

[106]Tang Chi-Yu （唐启宇）：An Economic Study of Chinese Agriculture，第369页。

[107]韩德章：《河北省深泽县农场经营调查》，《社会科学杂志》，5卷2期，1934年6月，第217页。

[108]孙晓村：《现代中国的农业经营问题》，《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第139～140页。

[109]李宝贤租种的16．2亩地，其纳租16．2石，折价81元。其地价如按李宝贤自有地（每亩50元）计算，共810元，出租人的土地收益率恰好为10%。

[110]以上5例的资料来源和计算过程详见刘克祥：《中国近代的地主雇工经营和经营地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增刊，第39～43页。

[111]据前引：《阶级成分登记表·家史简述》有关各表。

[112]据前引有关资料综合计算编制。

[113]据景、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附表二计算、整理编制。

[114]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79页。

[115]刘克祥：《近代农村经济调查札记》（存稿）。

[116]观山：《陕北惟一的“杨家沟马家”大地主》，《新中华》，2卷16期，1934年8月，第85页。

[117]景、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第64～68、79～80、68～74页。

[118]据前引有关档案资料统计。

[119]满铁农业试验场编，汤尔和译：《到田间去》，第34页。

[120]参见刘克祥：《试论近代北方地区的分益雇役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柳柯：《近代北方地主经营方式三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121]民国《增城县志》卷9，实业，工商，第20页。

[122]宣统《东莞县志》卷15，第7页。

[123]詹选之：《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平阳》，《东方杂志》，24卷16号，1927年8月，第131页。

[124]宣统《高密乡土志》，第41页。

[125]民国《泰安县志》卷1，第44页。

[126]王毓铨：《山东莱芜县实况》，转见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534页。

[127]东南大学编：《江苏省农业调查录》，沪海道属，第14～15页。

[128]乔启明：《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第63页。

[129]呵玄：《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当阳》，《东方杂志》，24卷16号，第139页。

[130]黄锡哲：《调查绥远武山县日记》，《山东实业学会会志》，8期，垦殖特号，杂俎，1923年10月，第8页。

[131]李武桐：《绥远农垦情形》，《山东实业学会会志》，8期，讲演，第8页。

[132]《高阳之布业》，《中外经济周刊》，195号，1927年1月8日，第7～8页；《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38页。

[133]《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28页。

[134]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第3页。

[135]据《江苏省农村调查》附录各表计算。

[136]据《河南省农村调查》附录各表计算。

[137]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罗道庄之经济及社会情形》，附录。

[138]民国《东平县志》卷8，实业，第2页。

[139]民国《宽甸县志略》，风俗略，第1页。

[140]《北满农业》，第86页。

[141]参见《满洲农家之生产与消费》各页。

[142]《绥远农垦调查》，第27页；《锦热蒙地调查报告书》各卷。

[143]参见《中滩农业调查》，《中外经济周刊》，162号，1926年5月15日，第62页。

[144]《东方杂志》，24卷16号，第33、139页；卜凯：《芜湖附近一百零二农家之经济的及社会的调查》；长野郎著、强我译：《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第431页。

[145]《广西省农村调查》，第157页。

[146]国民党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上卷，第G244页。

[147]徐珂：《康居笔记汇函》，闻见日抄，第17页。

[148]参见《浙江省农村调查》，附录。

[149]冯绣：《区田试种实验图说》，第1～4、15～16页。

[150]据《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附录，表6计算。

[151]李麦麦编译：《中国经济其发展其现状及其危机》，第74～75页。

[152]《芜湖附近一百零二农家之经济的及社会的调查》，第17、75页。

[153]详见刘克祥：《论中国富农经济（ 1895—1927）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9辑，第160～161页。以下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文。

[154]杨荫深：《各地农民状况调查——鄞县南区》，《东方杂志》，24卷16号，1927年8月，第133页。

[155]刘端生：《杭县皋城乡沿山居民的生活》，《中国农村》，1卷7期，1935年3月，第89页。

[156]乔坻：《富春江畔的采茶女》，《中国农村》，1936年1月，第60页。

[157]李珩：《宜兴和桥及其附近的农村》，《中国农村》，1卷2期，1934年11月，第70页。

[158]英文《中国经济杂志》，3卷1期，1928年7月，第612页，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41页。

[159]长野郎著，强我译：《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第431页。

[160]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河南省农村调查》，第5页。

[161]据《河南省农村调查》附表计算。

[162]李麦麦编译：《中国经济其发展其现状及其危机》，第74页。

[163]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第11页；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社会科学杂志》，7卷1期，1936年3月，第10页。

[164]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罗道庄之经济及社会情形》，附录。

[165]李惠风：《江苏铜山的农民生活》，《中国农村》，创刊号，1934年10月，第78页。

[166]卢株守：《江苏萧县东南九个村庄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国农村》，1卷5期，1935年2月，第65～68页。

[167]据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附表计算。

[168]《中外经济周刊》，121号，1927年7月23日，第8、10页。

[169]景、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第87页。

[170]伍忠道：《湖南安乡县湖田区域中的农田经营》，《中国农村》，1卷5期，1935年2月，第70～71页。

[171]沈时可：《海门启东县之佃租制度》，《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0册，第30822～30823页。

[172]《平地泉集宁县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148号，1926年1月30日，第19页。

[173]《中滩农业调查》，《中外经济周刊》，162号，1926年5月15日，第62页。

[174]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43页。

[175]奉天农业试验场：《奉天农业生产费用调查报告书》，第2期第2册，第29～44页。

[176]《襄花汽车路沿线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122号，1925年7月25日，第21页。

[177]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824页。

[178]据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省农村调查》各表。

[179]吴一恒、陈淑英：《各地农民状况调查——上海附近》，《东方杂志》，24卷16号，1927年8月，第125页。

[180]据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第13～14页；韦健雄：《无锡三个农村底农业经营调查》，《中国农村》，1卷9期，1935年6月，第55～59页；《江苏省农村调查》，附表；《浙江省农村调查》，附表。

[181]陶直夫：《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第74页。

[182]据《申报年鉴》，1936年，第871、879页计算。

[183]广西师专1934年调查，转见《申报年鉴》，1935年，第701～702页。

[184]资料来源：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附表；《申报年鉴》，1936年，第871、879页；《浙江省农村调查》，附表；《中国农村》，1卷9期，第53～55页；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江苏省农村调查》，附表；《河南省农村调查》，各表；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上），《社会科学杂志》，7卷1期，1936年3月，第10页；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罗道庄之经济及社会情形》，附录；《陕西省农村调查》，各表。

[185]参见汤惠荪：《绥远农垦调查报告》，第14～15页。

[186]《中滩农业调查》，《中外经济周刊》，162号，1926年5月15日，第61页。

[187]满铁：《东省之农业》，第13～14页。

[188]奉天农业试验场：《奉天农业生产费用调查报告书》，第29～44页。

[189]《满洲农家之生产与消费》，第53～55页。

[190]薛雨林、刘端生：《广西农村经济调查》，《中国农村》，创刊号，1934年10月，第72页。

[191]李珩：《宜兴和桥及其附近的农村》，《中国农村》，1卷2期，1936年1月，第70页。

[192]参见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10页。

[193]据《中国农家经济》附录一计算。原表无耕畜头数，但有每户畜工单位和每一役畜的畜工单位。前者除以后者即得耕畜头数。

[194]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河南省农村调查》，第17页。

[195]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河南省农村调查》，第14页。又调查者在调查日记中说，该富农有牲口三十余头。 （ 《河南省农村调查》，附录，第96页。）

[196]汤惠荪：《绥远农垦调查报告》，第14～15页。

[197]奉天农业试验场：《奉天农业生产费用调查报告书》，第29～44页。其中一户无耕畜头数，但有饲料费用。其耕畜头数系根据饲料费求得。

[198]《吉林省东北部松花江沿岸地方经济事情》，第24页。

[199]《满洲农家之生产与消费》，第99～101页。这17户富农拥有的耕畜品种和质量亦较好：共有马77匹，平均每户4．5匹，骡30匹，平均每户1.4匹。骡马合计107匹，占全部耕畜的67．7%。此外每户平均有驴1．8头、牛1.6头。

[200]参见刘克祥：《论中国富农经济（ 1895～1927）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9辑，第191页。

[201]参见韦健雄：《无锡三个农村底农业经营调查》，《中国农村》，1卷9期，1935年6月，第63页；《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588、590页；《中国近代史资料》第二辑，第512～515页；《中东经济月刊》，6卷12号，1930年12月，第34页；《中外经济周刊》，209号，1927年4月30日，第5页，又220号，1927年7月16日，第6页；《河南省农村调查》，第102页。

[202]韦健雄：《无锡三个农村底农业经营调查》，《中国农村》，1卷9期，1935年6月，第63页。

[203]韩德章：《河北省深泽县农场经营调查》，《社会科学杂志》，5卷2期，1934年6月，第236页。

[204]桂林一个长工每年以120个劳动日计算。

[205]薛雨林、刘端生：《广西农村经济调查》，《中国农村》，创刊号，1934年10月，第68页。

[206]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附录，第86页。

[207]韦健雄：《无锡三个农村底农业经营调查》，《中国农村》，1卷9期，1935年6月，第57页。

[208]张锡昌：《河南农村经济调查》，《中国农村》，1卷2期，1934年11月，第55页；《陕西省农村调查》，第38、110页；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社会科学杂志》，7卷1期，1936年3月，第330页。

[209]陈权：《广东沙田见闻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第297～298页。

[210]伍忠道：《湖南安乡县湖田区域中的农田经营》，《中国农村》，1卷5期，1935年2月，第72页。

[211]《襄花汽车路沿线经济调查》，《中外经济周刊》，122号，1925年7月25日，第21页。

[212]黄孝先：《海门农民状况调查》，《东方杂志》24卷16号，第25页。

[213]张锡昌：《河南农村经济调查》，《中国农村》，1卷2期，1934年11月，第55页；《河南省农村调查》，第96页。

[214]李惠风：《江苏铜山的农民生活》，《中国农村》，1卷1期，1934年10月，第78页；卢株守：《江苏萧县东南九个村庄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国农村》，1卷5期，1935年2月，第67页。

[215]陈伯庄：《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附件一，第17～18页。

[216]参见汤惠荪：《绥远农垦调查报告》，第14页。

[217]转见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第380页。

[218]《满洲农家之生产与消费》，第9～11页。

[219]《北满农业》，第101～102页。

[220]列宁：《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卷15，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2页。

[221]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附录。

[222]据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附录各表计算。

[223]据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河南省农村调查》各表计算。

[224]⑩民国《南皮县志》卷3，风土志，第12页。

[225]列宁：《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卷15，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4～ 95页。

[226]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9辑，第199～204页。

[227]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47页。

[228]据《满洲农家之生产与消费》计算。

[229]《北满农业》，第190页。

[230]据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附表计算。

[231]参见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附表。

[232]参见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附录，第442页。

[23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02页。

[234]薛雨林、刘端生：《广西农村经济调查》，《中国农村》，创刊号，1934年10月，第68页。

[235]卢株守：《江苏萧县东南九个村庄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国农村》，1卷5期；1935年2月，第66～67页。

[236]黄鲁珍：《鲁南临峄滕三县的租佃制度》，《东方杂志》，32卷4号，1935年2月，第88页。

[237]卢株守：《江苏萧县东南九个村庄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国农村》，1卷5期，1935年2月，第65～66页。

[238]郭异之：《破产声中的一个冀南农村》，《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518页。

[239]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824页；《江苏省农村调查》，第9页。

[240]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46页。

[24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9辑，第213～214页。

[242]据广西师专调查，转见陶直夫：《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第74页。

[243]据《河南省农村调查》附录各表计算。

[244]薛雨林、刘端生：《广西农村经济调查》，《中国农村》，创刊号，1934年10月，第66页。

[245]《河南省农村调查》，第17页。

[246]陈伯庄：《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附件一，第3页。

[247]《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上卷，第G244页。

[248]《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第75页。

[249]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14～617、681页。

[250]《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上卷，第G244页。

[25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16页。

[252]《北满农业》，第198页。

[253]韦健雄：《无锡三个农村的农业经营调查》，《中国农村》，1卷9期，1935年6月，第57页。

[254]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9辑，第217页；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171～ 172页。

[255]《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第39～40页。

[256]据《满洲农家之生产与消费》，第109～113页编制。

[257]《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与社会调查》，第43～44页。

[258]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156页。

[259]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附录，第82页。

[260]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河南省农村调查》，附录，第120页。

[261]陈伯庄：《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附件一，第15页。

[262]韩德章：《河北省深泽县农场经营调查》，《社会科学杂志》，5卷2期，1934年6月，第234、258页。

[263]《北满农业》，第193、198页。

[264]张培刚：《清苑农家经济》（下），《社会科学杂志》，7卷2期，1936年6月，第253～257页。

[265]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转见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1957年，第204页。

[266]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卷6，第7页，卷8，第42～43页，卷11，第30页；又见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202～203页。

[267]江苏省垦殖设计委员会、中央大学农学院：《苏北滨海垦殖区沿海土壤研究报告》，1937年，第1页。

[268]据江苏省垦殖设计委员会：《苏北滨海垦殖区各盐垦公司概况》有关各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48～349页；民国《阜宁县新志》卷12，农业志，垦殖，第3页；孙家山：《苏北盐垦史初稿》，第35～37页；《江苏实业月志》，71期，第70～71页（ 1925年2月）综合统计。

[269]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930年，第75页。

[270]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04页。

[271]《东方杂志》，2年7期，实业，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第126页；俞训渊：《东海道区灌云县实业视察报告书》，《江苏实业月志》，第10期，调查，1920年10月，第23页。

[272]据南京史料整理处档案，转见孙家山：《苏北盐垦史初稿》，第25～26页。

[273]张保丰：《淮南垦殖的过去与未来》，《新中华》，3卷24期，1935年12月，第25页。

[274]当然新公司的开办，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荒地数量。由于可垦荒地不断减少，新公司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加。不过这一时期新开公司骤然减少，并非无荒可领，因为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两淮未放领荒地尚有1400万亩。 （参见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苏北盐垦区说明及初步调查建议》，1949年油印本，第5页。）

[275]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51号，1924年1月12日，第11页。

[276]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32号，1923年9月1日，第6页。

[277]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97页；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339页。

[278]《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又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279]《东方杂志》，3年12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第233页。

[280]《农商公报》，66期，选载门，1920年1月，第2页；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实业志，农业，第4～5页；《申报》，1907年1月20日，又同年1月23日。

[281]《农商公报》，69期，选载门，1920年4月，第4页；《申报》，1907年2月23日，又1905年12月9日；（大公报），宣统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东方杂志》，3年6期，实业，光绪三十二年六月，第131页。

[282]《申报》，1910年1月23日，又同年6月26日；《安徽实业报》，第4期，宣统元年九月初十日，第8页。

[283]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8卷262号，1926年2月27日，第118页，又39号，1922年8月26日，第7页。

[284]《农工杂志》，第4期，宣统元年四月，第85页；《申报》，1910年1月30日。

[285]《东方杂志》，5年4期，光绪三十四年四月，第65页，又3年10期，实业，光绪三十二年九月，第192页，又4年4期，实业，光绪三十三年4月，第82页。

[286]《东方杂志》，5年4期，光绪三十四年四月，第65～66页；《申报》，1908年5月27日。

[287]《东方杂志》，2年7期，实业，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第127页；《申报》，1908年8月2日；《中外经济周刊》，216号，1927年6月18日，第38页。

[288]《申报》，1910年6月5日，又1911年1月11日。

[289]《农工商部统计表》第2册，农政，第25页。

[290]《东方杂志》，3年8期，实业，第169页；《农工商部统计表》，农政，第31～35页。

[291]浙江《农工杂志》，第2期，宣统元年二月，第101页。

[292]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福建事情》，1917年，第139～141页。

[293]国民党政府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京粤线福建段福州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第75页。

[294]《东方杂志》，2年7期，实业，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第127页。

[295]《东方杂志》，4年2期，实业，光绪三十三年二月，第49～50页。

[296]《集资开辟东沙岛》，《直隶实业杂志》，第14期，杂俎，1913年6月，第2～3页。

[297]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352页。

[298]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8卷265号，1926年3月20日，第160页。

[299]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8卷269号，1926年4月17日，第203～204页。

[300]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1912～1921，卷2，琼州，第317页。

[301]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42号，1923年11月10日，第8页。

[302]广东大学农科院：《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1925年，第234～235页。

[303]中山大学农科院：《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上卷，第252页。

[304]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822～836页。

[305]Chinese Economic Monthly，1卷6期，1924年3月，第11页。

[306]《农商公报》，24期，选载门，1916年7月，第35页。

[307]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43号，1923年11月17日，第9页。

[308]顾颉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第18页。

[309]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22号，1923年6月23日，第6页；《申报》，1923年6月4日。

[310]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30号，1923年8月18日，第6页。

[311]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83号，1924年8月23日，第12页。

[312]《陶林县西北地方之垦殖公司》，《中外经济周刊》，156号，1926年4月3日，第48页；Chinese Economic Monthly，2卷12期，1925年9月，第11～12页。

[313]《申报》，1905年3月6日。

[314]《东方杂志》，3年8期，实业，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第168页；《申报》，1908年7月16日。

[315]《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四年第4期，第61页。

[316]《大公报》，1908年5月26日，又6月13日。

[317]东清铁路商业部编著、大河原厚仁译：《满洲富源——吉林省》，1917年，第158页；《大公报》，1911年8月8日，8月10日，8月12日，8月13日，8月14日，8月16日。

[318]《农林公报》，2年14期，调查，1913年7月，第23页。

[319]民国《铁岭县志》卷8，实业，第8～9页。

[320]《农商公报》，2卷3册，第15期，选载门，1915年10月，第19页；民国《宁安县志》卷3，商业，第2页。

[32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359～360页。

[322]孙占文：《黑龙江省史探索》，1983年，第289～290页。

[323]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4年，第55～57页；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1912～1921年，卷2，南宁，第302～303页。

[324]薛雨林、刘端生：《广西农村经济调查》，《中国农村》，创刊号，1934年10月，第73页。

[325]《安徽实业报》，第6期，宣统元年十月初十日，第11页。

[326]《申报》，1905年3月2日，又同年3月10日。

[327]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35号，1923年9月22日，第6页，又8卷256号，1926年1月16日，第36页。

[328]《直隶实业杂志》，14期，杂俎，1913年6月，第1页。

[329]《农林公报》，2年4期，报告，1913年2月，第24～25页。

[330]《东方杂志》，4年4期，光绪三十四年四月，第62页。

[331]民国《胶澳志》卷5，食货志，林业，第19页。

[332]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山东农林报告》，1931年，第439～440页。

[333]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34号，1923年9月15日，第4页；《山东农林报告》，第439页；《农商公报》，第81期，政事门，1921年10月，第9页。

[334]《安徽实业报》，第2期，宣统元年八月，第8页；《申报》，1911年元月22日。

[335]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1912～1921，卷1，天津，第155页。

[336]《中国实业新报》，11期，1920年，第7页。

[337]《申报》，1905年3月12日。

[338]《东方杂志》，3年10期，实业，光绪三十二年十月，第192页。

[339]民国《续安阳县志》卷3，地理志，物产，第13页，又卷7，实业志，第1页。

[340]《信阳植茶之成绩》，《中外经济周刊》，137号，1925年11月7日，第41页。

[341]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62号，1924年3月29日，第11页；《中外经济周刊》，80号，1924年9月20日，第36页，又107号，1925年4月11日，第42页。

[342]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农业，第4页。

[343]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农业，第4～5页。

[344]《江苏省农业调查录》，沪海道属，1924年，第49页。

[345]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农业，第2页。

[346]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第36～37页。

[347]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农业，第1～2页。

[348]张益三：《上海县纪略》，《江苏省农业调查录》，沪海道属，1924年，第4页；民国《上海县志》卷4，农工，第4～5页。

[349]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农业，第5页；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农业，第1～2页；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第37页；民国《上海县志》卷4，农业，第5页。

[350]据上海市社会局：《上海之农业》，1932年，第196～207页。

[351]开办五年后，因规模扩大，独力难为，遂组建南园树畜有限公司。 （ 《农工杂志》，第4期，宣统元年四月，第50～52页。）

[352]《东方杂志》，5年4期，光绪三十四年四月，第65页；又6年3期，调查，宣统元年闰二月，第40页。

[353]孙云蔚：《浔震两地之桃园调查》，《农林新报》，总第288期，1932年8月21日，第329～333页。

[354]杜芝庭：《无锡县实业视察报告书》，《农商公报》，58期，选载，1919年5月，第2页；施琦：《无锡开原乡的农村经济》，《中国农村》，1卷9期，1935年6月，第71页。

[355]《中外经济周刊》，第109号，杂纂，1925年4月25日，第41～42页。

[356]蒋汝正：《金陵道区实业视察报告》，《农商公报》，65期，选载，1919年12月，第2页；《丹徒县蚕桑业之概说》，《中外经济周刊》，134号，1925年10月17日，第40页。

[357]民国《重修花县志》卷6，实业志，第5页。

[358]中山大学农科院：《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下卷，1933年，第22页。

[359]陈权：《广东沙田见闻录》，转见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第298页。

[360]中山大学农科院：《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上卷，第178页。

[361]广东大学农科院：《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第241页；中山大学农科院：《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下卷，第21页。

[362]《农工商部统计表》，第2册，农政，第32页。

[363]民国《海城县志》卷7，实业，第30页。

[364]民国《辽阳县志》卷27，实业志，第6页。

[365]民国《安东县志》卷6，林业，第67～68页。

[366]张景观、刘秉仁：《北平鸭业调查》，转见千家驹：《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452、457页。

[367]民国《香河县志》卷3，实业，第25页；Chinese Economic：Bulletin，187号，1915年9月20日，第12页。

[368]《中外经济周刊》，第107号，杂纂，1925年4月11日，第42页。

[369]哈尔滨市整理私营工商业历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编：《同记商场五十年概况》，1958年，第1～2页。

[370]参见Chinese Economic Journal，4卷2期，1929年2月，第126～130页；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8卷264号，1926年3月13日，第141～142页；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农业，第2页；李延墀、杨实：《察哈尔经济调查录》，1933年，第52～53页；上海市社会局：《上海之农业》，第269～273页。

[371]Chinese Economic Journal，4卷2期，1929年2月，第126～130页。

[372]《光宣宜荆续志》卷6，公司，第2页；姚日新：《宜兴县实业视察报告书》，《农商公报》，6卷9册，69期，选载门，1920年4月，第4页。

[373]蒋汝正：《金坛县实业视察报告书》，《农商公报》，6卷5册，65期，选载门，1919年12月，第9页。

[374]蒋汝正：《句容县实业视察报告书》，《农商公报》，第65期，1919年12月，第12页。

[375]蒋汝正：《丹阳县实业视察报告书》，《农商公报》，65期，选载门，1919年12月，第5页。

[376]《中外经济周刊》，134号，杂纂，1925年10月17日，第40～41页。

[377]刘家：《各省棉产情形》，《农商公报》，87期，著译，1921年10月，第17页。

[378]《农商公报》，55期，选载，1919年2月，第2页。

[379]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8，实业，第32页。

[380]蒋汝正：《江苏江浦县视察实业情形》，《农商公报》，45期，选载，1918年10月，第10页。

[381]江苏省长公署第四科：《徐海道区灌云县实业视察报告》，《农商公报》，53期，选载，1918年12月，第2页。

[382]《中外经济周刊》，第151号，杂纂1926年2月27日，第41～42页。

[383]民国《上杭县志》卷10，实业志，第2页。

[384]《农商公报》，1期，选载，1914年11月再版，第5页。

[385]广东大学农科院：《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1925年，第125～126页。

[386]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66号，1924年4月26日，第11页。

[387]民国《始兴县志》卷4，实业，第37～38页。

[388]《东山农林公司将次发现》，《农商公报》，58期，选载，1919年5月，第21页。

[389]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4年，第55～57页；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1912～1921，卷2，南宁，第302～303页。

[390]《江西修水县茶业》，《农商公报》，31期，选载，1917年2月，第39页。

[391]《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4编，第15章，第425～426页。

[392]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34号，1923年9月15日，第4页；民国《胶澳志》卷5，第19页。

[393]周文辉：《调查贵州林业报告》，《农商公报》，66期，选载，1920年1月，第13～15页。

[394]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352页。

[395]《北京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396]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福建事情》，1917年，第139～141页。

[397]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47号，1923年12月15日，第9页。

[398]《直隶实业杂志》，13期，杂俎，1913年5月，第9页。

[399]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1912—1921，卷1，天津，第155页。

[400]《中外经济周刊》，156号，1926年4月3日，第48页；Chinese Economic Monthly，2卷12期，1925年9月，第11～12页。

[40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359页。

[402]东晖：《江苏省北部之盐垦公司》，《上海总商会月报》，5卷1期，调查，1925年1月，第16页。

[403]李积新：《江苏盐垦事业概况》，《东方杂志》，21卷11号，1924年6月，第72～79页。

[404]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4，产殖，第3、10页。

[405]陈洪进：《江苏盐垦区农村经济速写》，《中国农村》，1卷12期，1935年9月，第91页。

[406]《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第七章，第G87页。

[407]张仁任：《南通县农业概况》，《农商公报》，17期，调查，1915年12月，第17～18页。

[408]如大和公司的租期较长，但公司有随时收回的权利。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90页。）

[409]陈海石：《中国的垦殖问题》，《中华月报》，2卷4期，转见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论》，第310～ 311页。

[410]《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第七章，第G87页。

[411]张仁任：《南通县农业概况》，《农商公报》，17期，调查，1915年12月，第17～18页。

[412]转见孙家山：《苏北盐垦史初稿》，第54页。

[413]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8卷，265号，1926年3月20日，第160页。

[414]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第59页。

[415]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经济年报》，1934年，第47～51页。

[416]润之：《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向导周报》，第179期，1926年10月25日，第1870页。

[417]伪满地籍整理局：《锦热蒙地调查报告》（日文本），中卷，第1385～1386、1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