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秦巴山区的土地垦辟

（二）明代秦巴山区的土地垦辟

如前所述，流移大量来到山区，目的是寻求生计，垦殖耕种实为流移当时能做的主要选择，土地成为其安身立命的基本依托。因此，流移在山区附籍的条件主要看其是否“置有田土”，流移被驱遣或被镇压，所遗留下来的主要也是田地。成化七年（1471年）项忠大规模、残酷地驱遣流移出山后，明朝廷就有如下谕令：

湖广、河南二布政司流民遗下平川田地，分拨各州县土户丁多有力及田少之家承种起科，若深山大谷新开田土，原系应禁山场者，俱与开豁税粮。⁽²⁴⁾

流移附籍本身即反映着对秦巴山区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因为至少从制度上讲，明政府允准流移在秦巴山区附籍是有条件的，而规定条件的主要内容便是家业已成，尽管各次表述不尽相同，其实质是一样的。如宣德五年（1430年）的“已成产业，每丁种有成熟田地50亩以上者”；正统元年（1436年）的“已成家业”；成化十二年（1476年）的“置有田土，盖有房屋，贩有土产、货物”，“类皆逃移年远，无所于归，且能治产服贾，老子长孙，婚嫁姻戚势不可动者”；弘治年间的“住久置有产业”；嘉靖年间的“置有产业，住种久者”，等等，毫无疑问，置有产业是流移附籍必不可少的条件。“近年逃来，不曾置有产业”、“只身无产”或不欲定居、辗转流徙者，则是发遣原籍复业的对象。明政府的考虑也许是基于中国传统的社会控制理念：有恒产方有恒心，或者有资产才能供赋税，但无论如何，置有资产的流移人口附籍，从一个方面反映着流移对秦巴山区的开发成效。

至于附籍以后，“流离之民俱为土著”，这一看似简单的变化，对秦巴山区的流移则有一种强大的稳定力量，无形中宽松了他们的生活、生产环境，由此对秦巴山区开发的促动就更进了一步。有人称流移附籍以后的情况是：

流离之民，俱为土著，生有产业，死有坟墓，男婚女配，各遂所愿，安土重迁，绝无他慕。即今抚民等官，俱在闲散，故闾阎小民有“天上仙人，地下抚民”之嘲。⁽²⁵⁾

前引曾熙《创置竹溪县治记》亦称：“比年以来，山区野聚，新附、土著之民，莫不相生相养，安于无事。”这种状况也成为湖广裁撤抚民专官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附籍与否、是否流民等名目对秦巴山内居民的心理也是有影响的，巡抚都御史杨璇所说“其已附籍者差恶流民之名，概自称曰下户；而本境之内世居之家，无所分辨，故别称为老户”⁽²⁶⁾的现象，表明了身份、名目等因素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历来有重名传统，名不正则言不顺。当然，其间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流移附籍前后的主要差别：由不承担赋役到纳粮当差。换言之，流移附籍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纳粮当差之后仍然被称之为流民，本来就是不合理的。

土地垦殖，即以粮食作物为中心的种植业应是秦巴山区开发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明代秦巴山区土地开发的具体过程及经营状况，由于受到史料的限制，无法进行系统的量化分析，只得通过一些零星的定性记述，来窥见其开发的情况和程度。

大量流移进入秦巴山区，为山区带来了开发的劳动力，同时也扩大了山内的消费市场，而粮食的消费则是首当其冲的，而且，不太可能依靠山外市场解决粮食问题。史料中多见有“各处干旱水溢，流民就食其间”，“四方流民前往趁食”的记载，表明山内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在成化十二年（1476年）原杰抚治流移、新置郧阳府之前，襄阳、荆州二府的均州、竹山、郧县、上津、南漳、谷城、光化、枣阳、宜城、当阳、远安、兴山等州县，都是属于“土民不及里数”，应裁减职官设置额数的州县，但是，“各州县土民虽少而地土广阔，中间趁食流民、屯田军余与土民参杂住种者不计其数，词讼日逐纷纭……”⁽²⁷⁾因而不得不增设同知、县丞诸官。

与本地土著“参杂住种”，应当是外地流移进入秦巴山区落居的一种主要方式，也是山内各地存在的普遍现象。夔州府属云阳县一带有如下记载：

大抵民皆土著，法亦易行。惟邑山险旷野，多杂以四方流民，即今所谓新民者，本以招集朋耕，帮办差税，其间守法治生者固有，而愚顽悍野者居多，盗贼之端，多由于此。若欲尽驱之，则深山穷谷，谁与辟易？自伤其税赋之原；若欲姑留之，则豢患居多，土民无岁不受其害……⁽²⁸⁾

在此尤需注意者为“招集朋耕，帮办差税”，这应是流移得以落居“参杂住种”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流移落居，不仅有流的因素，也有招的因素。嘉靖《云阳县志》卷上在列举了本地进行农业耕作的种种困难之后，又称“未免招集流民，合并以耕，所以食分于口众，业荡于无常也”，进一步明确了“招”这一因素的作用与招集流民的目的。流移成为垦种深山穷谷土地、供纳税赋的重要力量。

流移进入秦巴山区，获得土地的方式约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占垦无主荒地、山地，因此无需出地价或偿还地租。在时人看来，山内肥饶旷土甚广，乃天然之利，尽可开垦，故在未附籍以前，“既不纳粮，又不当差”；“食地利而不输租赋，旷丁力而不应差徭”。⁽²⁹⁾被四方流移视为乐土。其后才有入籍供赋之制，所谓“自占山林，给帖领粮，编入籍户”⁽³⁰⁾者是也。随着垦殖的扩张，亦渐有争纷出现，乃流移人口集聚区“词讼日逐纷纭”的主要原因。

另一类即所谓的佃或买。巡抚都御史杨璇在成化五年（1469年）的一项报告中曾经指出：

照得南阳、襄阳、荆州、德安四府，沔阳、安陆二州……中间膏腴上则田地，俱系本处土著人户种办粮差，及各处卫所屯军科纳子粒之数，其余砂瘦污莱之处……亦系前项人户陆续耕犁，贴办粮差，及逃来人民佃买开垦，种养人口……⁽³¹⁾

经过山区人民，尤其是广大流移的辛勤劳动，山内广大面积的土地资源被垦辟为耕地，农业生产得到相应的发展。

嘉靖年间，巡抚郧阳都御史王学魁提出要根据秦巴山区发生的变化，调整原来的设官行政布局，其主要理由便是：“山土日辟，流集日众，又非昔比。”⁽³²⁾各地的有关记载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襄阳府属：

（隆庆年间）襄阳郡属生聚日蕃，土地颇辟。⁽³³⁾

南阳府淅川县：

（明）盛时人浮于地，坡岭沙滩无不种植，故地无旷土，赋籍亦多。⁽³⁴⁾

陕南汉阴县：

明季盛时，烟火万家，桑田绣错，富庶甲诸邑。⁽³⁵⁾

陕南平利县：

我朝开设之初，土旷人稀……逮成化纪元，圣皇御极，生齿日繁，利源大兴。⁽³⁶⁾

荆州府远安县：

成化丙申（十二年，1476年），学与县方迁于此。军民杂处，生息渐繁，流寓亦聚，遂更竭力于农事，虽穷崖绝谷，人迹罕到之处，悉为桑麻之区矣。⁽³⁷⁾

在郧阳府属，万历《郧阳府志》称：“郧固遐僻，然自列郡以来，生齿日繁，开辟日滋，礼教日兴，乎富庶之邦矣。”⁽³⁸⁾因为是新设之府，时人多有关注，透过一些记叙性的诗文，约略可以想见其时山野垦辟的情况。如知府王采珍《展修县学砠星门泮池记》称：“郧处万山中，山地日垦辟，民赖以安。”⁽³⁹⁾明指挥阮刚《题郧西县》诗称：“暴客销兵皆犊佩，逋民乐业尽刀耕。”⁽⁴⁰⁾在此前后又有杨琚《上津即事》诗云：

一城斗大在穷陬，鸡犬寥寥树木稠。　

江路南来通汉水，天桥西去逼商州。　

民生朴野多秦语，俗务农耕好楚讴；　

　喜见岗峦尽开辟，流逋乐业永无忧。⁽⁴¹⁾

各地土地垦辟大多与流移积聚、人口增长相一致，此乃明清时期秦巴山区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明弘治五年（1492年）杨一清提学陕西，在洵阳亦写下了“流移渐谙耕稼乐，贸迁兼喜往来通；提封处处皆王土，谁谓全收保障功”的感慨。⁽⁴²⁾明末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其游记中写下了对郧阳山区的印象，他写道：

十一日登仙猿岭。十余里，有枯溪小桥，为郧县境，乃河南、湖广界。……溯溪行坞中十里，为葛九沟。又十里，登土地岭，岭南则均州境。自此连愈山岭，桃李缤纷，山花夹道，幽艳异常。山坞之中，居庐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鳞次，不似山、陕间矣。但途中蹊径狭，行人稀，且闻虎暴……⁽⁴³⁾

徐霞客以一日之行所见数十里景观，记述是比较客观的，既可见山中农业垦殖的长进，又知其开发不足，仍然保持着地广人稀的面貌。

秦巴山区土地垦辟的扩张，在耕地面积的统计中也有相应体现。据成化十二年（1476年）原杰抚治流民时的统计，“凡招流民以户计一十九万一百七十有奇，垦荒田以顷计一万四千三百有奇”⁽⁴⁴⁾。这个数字反映的只是已经申报、官府掌握的那部分垦田面积，当时实际垦辟的田地面积应不止此数。此后，山区土地的垦辟应继续有较大幅度的扩张。

今以搜集到的襄阳、郧阳二府各州县的耕地面积数据制成下列两表（表3-9，表3-10），以供参照、分析。从统计数据看，弘治十七年（1504年）较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襄阳府属多数州县的耕地面积都有所增加，总计耕地面积增加75480亩，但是，似乎仍远未反映出当时土地垦辟的真实状况。郧阳府更是这样，万历元年与洪武二十四年相较，册载耕地面积仅增加39708亩，故仅供参考而已。

表3-9　襄阳府明代耕地面积统计表　单位：亩

续表

说　明：1.表中洪武二十四年、永乐十年二个数字悬殊过大，疑有误。如：该志载明当年襄阳府总计田地面积分别为880304亩、757033亩。南漳一县数字已与全府接近，而且当时郧阳府尚未分置，郧、房、竹、上四县皆尚在襄阳府中。括号内数字为据全府总数减去其他各州县数后的修正数据，与此相应，该年的全府总计用的即修正数据。

2.鉴于耕地面积丈量、登记、统计等因素的复杂性，表中数据仅供参考。

资料来源：天顺《襄阳郡志》卷1。

万历《襄阳府志》卷13。

如前所述，作为秦巴山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豫西南山区为明代流移聚居的重要区域之一，大量流移人口的附籍落户，开垦生产，使山区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体现便是人口与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据嘉靖《南阳府志》记载：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新设置州县及邓州里甲编制情况外，南阳府属其他州县的保里皆有较多增加。南阳县8里，成化时增加13保，达21保。舞阳县20保，成化时增至44保。泌阳县原5保，后增至36保。内乡县原16保，后增至39保。镇平县原4图，增至2图2保9里等。⁽⁴⁵⁾

表3-10　郧阳府明代耕地面积统计表　单位：亩

说明：1.表列数据仅供参考。其中成化八年、正德七年数据来自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9《郧阳府》；成化十八年、弘治十五年、正德八年、嘉靖三十一年、万历元年等五年的数据来自万历《郧阳府志》卷11《食货》。

2.表中郧县正德七年的数据疑为全府合计数据，由此导致该年的全府统计数亦多出一倍左右。

3.成化十八年郧县、上津二县的数据为分割郧西县之后的数据。成化十八年竹山县数据则为分割竹溪县之后的数据。

4.成化八年的保康县数据乃弘治十一年由房县分割过来的田地面积，由于成化八年郧西、竹溪、保康三县尚未分置，故不应有此数据，可能是后人修志时补加的。

5.万历《郧阳府志》卷11《食货》所载房县耕地面积与竹山县完全相同，而且连成化十八年项下“除分割竹溪县外”的文字都一样，显系当时将二县混到了一起，重复了竹山而遗漏了房县所致，所以，表中成化十八年、弘治十五年、正德八年、嘉靖三十一年、万历元年等五年房县的数据乃万历《郧阳府志》卷11《食货》所载全府田地面积总数减去另外六县田地面积后的余额。

6.万历《郧阳府志》卷11所载万历元年郧阳府田地面积与万历《湖广总志》卷10《田土》所载相同。

资料来源：天顺《襄阳郡志》卷1。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9。

万历《郧阳府志》卷11《食货》。

至于南阳山区耕地垦辟的情况，下列南阳府明代田地面积变化表可供参考（详见表3-11）。南阳地区本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灌溉区之一，后来衰落较为明显。到明代，由于江西、湖北等地流移的到来，促进了水利建设，原本绝迹的稻作重新出现。“堪羡年年资灌溉，西城满处见歌讴”，一定程度上反映水利灌溉的建设成绩。⁽⁴⁶⁾

表3-11　南阳府明代户口田地变化表

资料来源：嘉靖《南阳府志》；康熙《南阳府志》。

再来看陕南山区。根据明代后期有关地方志统计，嘉靖年间汉中府军民户31977户，206315口；商洛山区各县约计21048户，121429口，合计53025户，327744口。⁽⁴⁷⁾同一时期，汉中府辖2州14县，田地面积458231亩，包括夏地255135，秋地230096，其中西乡县当时有夏地17169亩，秋地9488亩。到万历年间，夏秋地面积分别增加至81662亩，78406亩。金州的田地面积则由嘉靖时的40439亩增至明末的146384亩。全府明末总计田地面积1314612亩，较之嘉靖年间又增加了829381亩。商州及其属县嘉靖年间的田地面积为253025亩，其中洛南县田地117380亩，山阳县田地16571亩，至万历十年（1582年），洛南县增至316000亩，增加了198682亩。万历十一年（1583年），山阳县增至95835亩，增加了72964亩。另外，陕南山区范围内的汉中、宁羌二卫，金州、沔县二个千户所，嘉靖年间共有屯田396116亩。⁽⁴⁸⁾

南阳府万历年间较之洪武年间增长17221600亩。汉中府明末较之嘉靖年间增长829381亩，其中金州一州增加105945亩。商州属洛南、山阳二县万历年间较之嘉靖年间增长了271646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