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秦巴山区的人口增长

明代秦巴山区的人口增长_明清长江流域山区

（一）明代秦巴山区的人口增长

山区资源的开发与落居山区的人口数量应该呈正比关系，而要全面理解落居山区的人口数量，除了从正式附籍或入籍方面考察以外，虽然无籍却事实上已经落居山区的因素也不可忽视，甚或说更不容忽视。

前述不同途径、不同方式的清查附籍，最终必然导致当地人口增长。一些地方志中有关里甲、人口数量的变化，应当可以作为明代后期秦巴山区人口增长的有力例证。众所周知，登籍人口减少、里甲数量明显萎缩是明代后期里甲制度变化的全国性趋势，试以陕西西安、延安、凤翔、汉中、庆阳等主要府州为例，进行如下简明分析。据嘉靖《陕西通志》记载，至嘉靖年间，与明初相比，西安府属36州县中，除去景泰、成化年间陕南商洛山区新置之镇安、山阳、商南三县外，有6州县的编里数量没有变动，这6州县合计121里。另有4州县的编里数量有所增加，由共计65里增至72里。而编里数量减少的州县则多达23个，这23州县的编里数由1044降到了816，减少228里之多。33州县合计，增减相抵后编里总数由1230降至1009，减少了221里。即使加上新设3州县所编的47里，仍然有174里不足原额。西安府属编里数量的变化最为突出，延安、凤翔、庆阳等府编里数量变化的幅度较西安府要小，但变化的性质、趋势相同，即编里数量减少的州县比增加的多，编里的总数都在减少。4府所属65州县中，编里数增加的8州县，共增加16里。编里数减少的35州县，共减少250里。增减相抵合计不足原额234里，占原额编里数的12.1%。

西安、延安、凤翔、汉中、庆阳五个府中，只有汉中府情况不同，且与上述四府恰恰相反。汉中府属2州14县中，除新增设的宁羌州和白河、紫阳二县外，只有凤县、金州的编里数略有下降，其余11州县的编里数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13州县合计编里数由98增至192，如果再加上新设3州县所编17里，原汉中府境内的编里总数已有209里，增加了111里，是原编里数的113.3%。

西安、延安、凤翔、汉中、庆阳五府总计，加上新设六州县，共有25个州县的编里数有所增加，其中有汉中府属14个州县，加上西安府属位于商洛山区的商州及其所属的洛南、镇安、山阳、商南等州县，可以说绝大多数都分布在陕南山区。何况其余州县中的宝鸡、蓝田等，亦在陕南交界山区。若以增加的编里之数论之，对比会更加显著。在总计五府增加的174里中，汉中府属原13州县占94里，新增设的6州县占64里，商州、洛南2州县占5里，三项合计为163里，即使不再考虑宝鸡、蓝田等州县中的相关因素，新里数量已经所剩无几。因此，可以肯定，明代后期陕西增加的编里数量主要是集中在陕南山区。⁽³⁾

不仅陕南山区，鄂西北山区之郧阳府、川东北山区之保宁府及夔州府、豫西南山区之南阳府邓州等地，亦有编里数量增加的例证（如下列各表所示）。相对而言，川东北州县编里数普遍偏少，反映其开发程度不高。表3-3所列23州县合计有里131个，每州县平均不足6里，其中竟有13个州县的编里数量在5里以下。

表3-1　明代秦巴山区部分州县乡里（社）数量变化表

②明·秦时吉：《安民碑记》，见乾隆《南郑县志》卷15《艺文》；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26《艺文》。

续表

资料来源：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万历《湖广总志》，弘治《夷陵州志》，嘉靖《归州全志》，嘉靖《陕西通志》，乾隆《雒南县志》卷4《户口》，乾隆《南郑县志》卷3《建置·里编》，乾隆《洵阳县志》卷1《建置·编里》，嘉庆《安康县志》卷10《建置考上》，康熙《洋县志》卷2《乡里》。数据仅供参考。

①嘉庆《安康县志》卷2上《建置》。

②又据《明实录》记载，成化年间，房县由明初的4里增至40余里。

表3-2　邓州明代前期里保数量变化表

说　明：本表数据仅供参考。

资料来源：嘉靖《邓州志》卷10。

表3-3　川东北部分州县明代中叶里甲数量表

资料来源：嘉靖《四川总志》卷6《保宁府》，卷10《夔州府》。

里甲数据的变化主要反映一种数量关系，部分州县有关里甲增编的文字记载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里甲数量增加与流移附籍的关联。

竹溪县，“所籍民户编为七社，土著一社，曰尹店。新附六社，曰在城，曰浪河，曰秦坪，曰竹溪，曰柿河。又二年己亥（成化十五年，1479年），有例取勘漏籍流民，续编二社，曰南江，曰后溪，合之凡九社”⁽⁴⁾。

洛南县，明初分置12里，即郭下里、故县里、新乐里、曲底里、灵峪里、永丰里、抚宁里、保安里、居仁里、三要里、石门里、贾村里。成化十三年（1477年），郭下里、故县里、新乐里、曲底里、灵峪里、保安里、三要里、石门里、贾村里等9里各一析为二，编里总数达到了21里。编里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是流民占籍。史称：“盖自荆襄底定后，流民遣还者众，洊多占籍，户口倍增焉。”⁽⁵⁾

南郑县，洪武初编户五里，正德初增至20里。然皆四方凑合之众，而世族大家盖无几也。⁽⁶⁾

洋县，“明初编户尚止十里，天顺间添五里，成化间因流移在境，都御史原公建议安辑之，授田附籍，编为新民、新兴、怀来、普惠等十五里，而人始稠。嗣郡守周公讳东者又为之增编，新旧共三十六里”⁽⁷⁾。

褒城县，道光《褒城县志·食兵志》载：民里七。曰在城里，洪武十七年（1384年）羌民田九成作乱，止遗民七十户，暂附沔邑。乱平，复设县治，以七十户立在城里。新安里，永乐间立。永丰里，正统间立。崇化里，天顺间立。奉化里、率服里、居仁里，成化中都宪原杰、大理吴道宏安集流民立。又有新分里，乾隆初楚民流寓甚众，置田过粮，邑令邹嶙别立新分里，以便清厘。

远安县，“僻处深山，国初人民里半，因流民占籍，造为四里。成化丙戌（二年，1466年）石和尚为盗，刘千斤作乱……”⁽⁸⁾

在各地登籍人口减少、里甲数量明显萎缩的总体性背景下，秦巴山区诸州县的里甲数量大多有不同幅度的增加，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山区实际人口数量的增加。如果考虑到大量的流移人口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尚未或根本不能入籍上册，我们更没有理由怀疑明代秦巴山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山区资源开发。当然，这也同时反映了抚辑流民专官、地方官清查、抚治流移的部分结果。邓州、襄阳、郧阳等府州的明代方志中也留下了一些当时户口数量的记录，分别统计如以下诸表，以供参考（详见表3-4，表3-5，表3-6，表3-7）。

表3-4　邓州明代前期户口变化表

说　明：1.正统七年、景泰三年、天顺六年数字同宣德七年。

2.弘治五年、弘治十五年、正德七年数字同成化十八年。

3.嘉靖十一年、二十一年、三十一年同嘉靖元年。

4.数据仅供参考。

资料来源：嘉靖《邓州志》卷10《赋役志·户口》。

表3-5　郧阳府明代里甲、户口变化统计表

续表

说　明：1.由于该志所载房县和竹山县的人口、田地等数据都完全相同，而且连成化十八年田地面积项下“除分割竹溪县外”的文字都一样，显系当时将二县混到了一起，重复了竹山而遗漏了房县所致，所以，表中成化十八年、弘治十五年、正德八年、嘉靖四十一年、万历元年等五年房县的数据乃万历《郧阳府志》卷11《食货》所载全府户数、口数的总数减去另外六县户数、口数后的余额。因竹溪、上津二县缺嘉靖元年数据而用嘉靖四十一年数据代替，故推出的房县该年数据亦暂且存疑。

2.万历《郧阳府志》卷11所载万历元年郧阳府及所属各县的户数、口数与万历《湖广总志》卷11《户口》所载基本相同。

3.保康县隆庆六年口数疑为10754之误。

4.表列数据仅供参考。

资料来源：天顺《襄阳郡志》卷1《户口》。

万历《郧阳府志》卷11《食货》。

万历《郧台志》卷6《版籍》。

表3-6　明代郧阳府户口统计表

说　明：统计数据仅供参考。

资料来源：天顺《襄阳郡志》卷1《户口》。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9《郧阳府》。

万历《郧阳府志》卷11《食货》。

万历《郧台志》卷6《版籍》。

表3-7　襄阳府明代里甲、户口变化统计表

续表

说　明：1.※处原书刻印不清晰。

2.※※处原书标明为正德七年数。

3.表列数据仅供参考。

资料来源：天顺《襄阳郡志》卷1《户口》。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8《襄阳府》。

万历《襄阳府志》卷12《食货志》。

以上各表所列人口数据，未必完全反映明代秦巴山区的人口状况，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到成化、弘治年间，郧阳府、襄阳府、邓州及其所属各州县，统计户口数量都较此前有大幅度的增加，成倍甚至成数倍地增加，几无例外。如此高度一致应该不是偶然的。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它与本书第二章的系统论述基本一致。

在这里我们还注意到，某一州县内户数的增长和里甲的增加，以及附籍人户与所编里甲间的比例关系并不均衡，也就是说，在许多场合下，并非严格按照明初的里甲规制，即110户编里，甚至存在很大的悬殊。如陕南紫阳县，“正德辛未（六年，1511年）添设紫阳，收抚土著老户37家，分金州汉阴县110户，编为五里”⁽⁹⁾。又如弘治十四年（1501年），汉中府清查流民所得15000户，共编成13里，里均在千户以上。而襄阳府属均州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有1352户，编制里数有5，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编有26里时，登籍才有2370户，增加了1018户，却加编了21里。实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简单地根据里甲数目来推定户口数量，难以反映实际人口变动。⁽¹⁰⁾

有相当数量的流移在秦巴山区无籍落居，也就是说有人口而无户籍，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是影响山区登籍人口数量乃至里甲编制数量的重要因素。其间的情况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不愿附籍的，如“顽民辗转不肯附籍”；有来去无常，无法附籍的；有居住僻远，不能附籍的；甚或有先已附籍，后因各种情况变化再逃流他处的。嘉靖年间，抚治郧阳地方的副都御史潘旦曾有报告称：

臣莅任二年，时加询访，中间流民，有先年附籍，数姓朋户，今众至二三十丁，或五六十丁，自有附籍之心，后因府官科差烦重，随复逃移，版籍为虚者；又有流来年久，迷失乡贯，造屋买田，娶妻生子，不曾报册者；又有近年荒困，流移趁食未归者；又有逃军、逃匠避罪不还者……⁽¹¹⁾

无论是否附籍，这种数姓朋户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值得注意的。数姓朋户不应该仅仅是一种登籍形式，他们内部相互之间大多都应有相应的生产关系或者其他社会关系，不然，朋户形式就难以长久地维持下去。前引项忠所驱逐的光化县陈长子“占山四十余里，招聚无赖千余”，反映的就是一种情况。而陕南汉中有“一家茶园有三、五日程历不遍者，有百余户所佃茶园止帮一户茶课”者⁽¹²⁾，则又是另一种情况。

明代历史人口数据的复杂性为学界所周知，因此，仅以登籍人口数量的变化难以全面反映真实的人口过程，秦巴山区各州县一些宗族，特别是部分移民宗族人口的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辅证人口数量的增长。

据1995年新修《郧西县志》统计，郧西县境内未发现有元代以前迁来者。上津镇寇氏为郧西县西部迁居最早的姓氏。《寇氏族谱》记载，其祖籍为山西洪洞县，明洪武初年迁居陕西渭南县，继而转徙至上津伍峪河寇家岭，传说当时山地甚广，得以“插草为标，占山为界”，至今已繁衍23代人。郧西县东部迁居最早的为梁氏，明洪武初年自湖南长沙迁至城东四堰坪，已经繁衍21代。此外，自江西吉水迁至夹河长沙坝的王氏以及韩氏、罗氏、师氏等，亦繁衍20代以上，均为明朝初年迁来郧西的早期居民。其他如自山西洪洞迁来的秦氏、夏氏、李氏，自四川迁居的庹氏，自江西迁居的吴氏、杨氏，自安徽迁居的王氏，自湖北大冶迁居的何氏，浠水、黄州迁来的毛氏、干氏等，各繁衍十六、十五代左右，迁来的时间约在明代中叶前后。⁽¹³⁾

汉中府南郑县王氏，原籍湖广孝感县，明洪武初年迁居汉中。“尔时平阳横流，下湿难居。我始祖讳仕先、子之琛，卜居天台山之岩穴……溯夫康熙初年，我先祖别籍分业，列为三门……遗子孙繁多，分住东湾、西湾、峡湾、王家岭、儿口、田村、罗泉、汉上，适异地分籍之多，不胜枚举……”⁽¹⁴⁾从碑文记载推测，汉中南郑王氏宗族之形成约在清代之雍正年间。

安康唐氏，原籍湖广麻城县，明成化年间迁居安康。“自占山林，给帖领粮，编入籍户。自明及清，盖十数世于此矣。论生齿则不为不繁也，论产业则不为不广也。”⁽¹⁵⁾至乾隆年间，唐氏始集资置族产，修祠堂，立祭会，开展系统的敬宗收族活动。⁽¹⁶⁾

商州龙驹寨西老君河畔陈家村陈氏，祖籍江西瓦屑坝，明代定居商州。历十八世，族人中举人、进士者甚多。十世孙陈慕楷，字志渠，号牙山，乾隆十年（1745年）进士。十一世孙陈光前，字绳武，号筱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十二世孙陈锡哲，字子明，号花农，光绪二年（1876年）副贡。有关族谱记载，明代迁居商州的还有：江西吉安府吉安县彭氏，洪武年间迁居商州；陕西同州刘氏，明代迁居商州龙驹寨西铁流河。⁽¹⁷⁾

云阳县明代迁来的流移值得重视。杨氏，于明万历年间自湖广麻城迁来，居县南泥溪坝，垂三四百年，丁众数千。向氏，称明时由湖北迁来：“聚族县向家坝-白沟等处……今其族仍蕃，但皆力农自给，或散走南北乡及邻县佣保力作，及为佃农，至棼不可纪。”“谢氏，明天启中由麻城迁县北平溪坝，子孙繁盛，遂以谢家名束甲。颇多士人，顾无显者。”“孙氏亦云麻城人，明土著也。世居七匹山，后遂曰孙家甲，族蕃可知。”“邹氏，明初由湖北来，居土门甲，今二十世。”“北张氏，万历中自陕西城固来，居黄连坝甲、水渡口等处，清世颇多儒士，用诗书孝友显于闾里。”⁽¹⁸⁾

明代流移有数姓联合同行、共同落居、结为世好者，如云阳县殷、李、程三氏。民国《云阳县志》载：“明洪武中，殷万纲、万相，李玉明、玉道，程应良、应海，由湖北麻城县迁县南里坪甲，三姓六人约为昆弟，七世同居，不通婚耦，传十七代，食指数千，犹亲睦无少韡。殷、李子孙不显，程氏在清末最盛。异姓骨肉共保宗祊，久而不替，实人事所希见也。”⁽¹⁹⁾亦有数姓共同修族谱者。

商州彭氏为境内望族，据嘉庆七年（1802年）刊立《彭氏阖户始祖茔碑》载：

吾族始祖讳世才，原籍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于明初不知缘何抵商（州）……因卜居州东八十里商山之阴、洛水之北上洛镇开荒立业，以耕读传家，置居于上洛镇。自洪武初年迄今嘉庆岁次壬戌，其年共四百三十有八，其世一十有七……世才祖生二子，长子讳良，次子讳俊。良祖生一子讳纲，俊祖生五子，长讳信，次讳顺，三讳文，四讳寿，五讳显。二祖所生六子，遂分为六门……子孙繁衍，族众甚伙。⁽²⁰⁾

明代陕南流移，类似于彭氏者不少，试以今丹凤县为例，看明代流移在陕南山区落居的情况（详见下表）。

表3-8　丹凤县（明清时为商州龙驹寨地区）主要姓氏源流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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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11页。

地方志中有不少关于地方人口增长的描述，举证如下。陕南宁羌州，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建宁羌卫，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建州治于卫南，领沔县、略阳二县。“本境当建卫之初，户口稀少，蓝鄢为患，剥削益微。嘉靖时调查，宁羌卫户不满千，口不满一万五千。嗣由川广各处移来者渐众，安挥（插？）境内，频年有增。”⁽²¹⁾有些描述是通过诗作的形式表达的，如薛纲《房陵道中》：

草满畬田烧后黑，苔青崖树老来斑。　

　架岩多少流居者，独念殊风忘却还。⁽²²⁾

指挥阮刚《题郧西县》：

暴客销兵皆犊佩，逋民乐业尽刀耕。　

　而今僻壤弦歌□，会见砻碑记落成。⁽²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