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绿色发展水平评价的区域发展模式分析

基于绿色发展水平评价的区域发展模式分析_宁夏回族聚居限制开发生态区区域发展机理与模式研究

（一）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

1.研究方法

（1）指标体系法。指标体系法（Method of Index System）是一种通过建立科学完善、客观合理的指标体系对目标进行评价的方法。它是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经常运用在经济学、统计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本研究将通过建立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来对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进行评价与研究。

（2）熵权法。熵权法（EntropyWeightMethod）是一种客观的权重评价方法。它源自物理学，是指物质微观热运动时来表达物质混乱程度的度量，后被引入信息论中，表示某种事物不确定性的量度。它根据指标提供的信息量来确定权重的大小，信息量越多，权重也就越大，反之，权重越小。本研究运用客观熵权法来确定指标的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构造原始矩阵{i，c}：对于本研究而言，i代表研究区8个县（区），c代表指标体系中C层的26个指标。

无量纲化：采用极差法进行指标的无量纲化，确定评价目标的正向指标与负向指标。

正向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负向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Xic、X′ic分别为第i年第c个指标的原值和标准化后的数值；Xcmax、Xcmin分别为Xic所在序列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指标比重的计算公式为：

信息熵的计算公式：

式中，k＞0，ec≥0，此处k=1/ln8，使0≤ec≤1。

计算差异系数：

计算熵权：

（3）综合指数法。综合指数法（Synthetical Index Method）是一种经常运用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它是指对每个个体指标指数的加权平均来计算某一种评价目标的综合值。本研究通过运用熵权法获得指标权重，综合运用指数法，对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这一评价目标进行计算得出综合指数，来反映研究区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绿色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法的具体公式为：

式中，Wa是A层指标相对于评价目标T的权重，Wb为B层相对于A层指标的权重，Wc是C层指标相对于评价目标T的最终权重，S是评价目标的指数值。

（4）障碍度模型。障碍度模型（Model of Obstacle Degree）是一种寻找某种评价对象障碍因子的模型，因其科学客观、适用性强的特点，在很多学科领域都有运用。本研究引入障碍度模型，旨在寻找限制研究区绿色发展的障碍因素，计算某种障碍因子的障碍度数值来反映其对绿色发展的障碍程度，从而寻求研究区绿色发展的途径，制定科学客观的绿色发展模式。

式中，Zc为第c个指标的障碍度，Xic为第i个县第c个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

（5）GIS方法。本研究将运用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方法，利用其空间分析与显示功能，制作宁夏回族聚居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及绿色发展模式专题地图，使研究结果能清晰直观地展示出来。

2.指标体系和数据处理

（1）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构建应科学、客观，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立足于研究区的实际情况，能切实反映宁夏回族聚居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的实质与内涵。

全面性原则：指标选取要根据评价目标从多方面考虑，每一个指标都应该反映出研究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某一个层面，指标体系要完整健全，从而全面充分反映限制开发生态区的绿色发展水平。

可行性原则：指标选取要切实可行，目标明确，要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确保数据可获取，获取方法尽量一致，且获取的数据真实有效。

代表性原则：选取指标时，指标不宜冗余，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尽量避免一些高相关度的指标。另外，指标数量也要适宜，且能准确反映宁夏回族聚居限制开发生态区的绿色发展水平。

（2）指标体系的构建。指标体系构建参考《2010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省际比较》《2011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摘编》《2012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摘编》《2013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等报告中关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2010～2013年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西南财经大学绿色经济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以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检测中心合作完成。他们对绿色发展进行了长期连续的研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在相关领域认可度较高，具有权威性。本研究指标体系结合宁夏回族聚居限制开发生态区现状，在咨询相关专家，查阅有关文献，遵循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原则的基础上，构建出反映宁夏回族聚居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3个层次构成，涵盖经济、资源、生态环境以及政府政策等多方面，研究目标是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各县（区）的绿色发展水平。

①一级指标层（A层）由经济增长绿化度（A1）、资源环境承载潜力（A2）以及政府政策支持度（A3）构成。

②二级指标层（B层）包括绿色增长效率（B1）、第一产业指标（B2）、第二产业指标（B3）、第三产业指标（B4）、资源与生态保护指标（B5）、环境与气候变化指标（B6）、绿色投资指标（B7）、基础设施与城镇建设指标（B8）、环境治理指标（B9）等9项指标。

③三级指标层（C层）下分26项指标，涉及影响宁夏回族聚居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的各个方面，其中C1至C4反映绿色增长效率（B1），C5至C6反映第一产业指标（B2），C7至C8反映第二产业指标（B3），C9至C10反映第三产业指标（B4），C11至C13反映资源与生态保护指标（B5），C13至C17反映环境与气候变化指标（B6），C18至C20反映绿色投资指标（B7），C21至C23反映基础设施与城镇建设指标（B8），C24至C26反映环境治理指标（B9）。具体指标体系如下（表6-3）。

表6-3　研究区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注：禁止开发区包括各县（区）内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以及湿地保护区等

（3）数据来源及处理。本研究以宁夏回族聚居限制开发生态区8个县（区）为研究单元，所需数据主要来源于《宁夏统计年鉴（2004～2013年）》，2003～2012年研究区8个县（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宁夏水资源公报》，宁夏国土部门的相关资料和国研网上宁夏分区造林面积，其他数据以部分市统计年鉴得以补充。运用官方统计数据具有系统性、权威性，也为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A层指标权重和B层指标权重参考《2012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摘编》中权重数值，该《摘编》中A、B层指标权重的确定基于绿色发展方面专家长期研究综合考虑，具有权威性。所以，B层指标相对于A层指标的权重和A层指标相对于评价目标T的权重引用《2012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摘编》中的具体数值，两者权重结果已在表中显示。C层指标较多较细，如果单用主观判断权重，易造成计算结果主观性强，难免最终结果有偏失。所以利用熵权法计算出C层指标相对于B层指标的权重，进而推算出C层指标对于评价目标T的最终权重Wct。这样兼顾了熵权法的客观性，又考虑到《2012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摘编》中权重数值的权威性，力图使研究区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结果最接近真实情况。权重计算结果如表6-4所示。

表6-4　研究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权重Wct

续表

综合评价。得出最终权重，运用综合指数法来对研究区各县（区）的经济增长绿化度水平、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政府政策支持度水平进行评价，进而求出研究区绿色发展水平。结果如表6-5、6-6、6-7、6-8所示。

表6-5　研究区经济增长绿化度水平

表6-6　研究区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

表6-7　研究区政府政策支持度水平

表6-8　研究区绿色发展水平

3.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时间序列评价

（1）经济增长绿化度水平的时间演变特征分析。根据图6-4可以看出，2003～2012年，盐池县和红寺堡区的经济增长绿化指数呈下降趋势，经济增长绿化度有待提高。盐池县在2003～2005年经济增长绿化度指数的曲线态势较好，绝对值相对优于同时期的其他县（区），2004年成为研究期间的最高峰，经济增长绿化度指数达到0.1975。2006年之后，经济增长绿化度曲线开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尽管在2011年出现了细微的转折，相应的经济增长绿化度指数较2010年（0.1306）有所增长，为0.1358，但是仍然无法扭转经济增长绿化度水平降低的现实，直到2012年，相应数值达到研究期间的最低值，即0.1287。相对于盐池县而言，红寺堡区的经济增长绿化度曲线在下降过程中出现较大的波动，波动期主要集中在2004～2009年。其中2004～2007年是曲线的下降时期：2004年，红寺堡区的经济增长绿化度指数达到研究期间的最高值，为0.1936；2005年开始逐渐下降，2007年成为研究期间的最低峰，具体数值为0.1147。2008～2009年，数值从研究期间的最低处开始逐渐升高。2009年之后，曲线尽管仍有波动但是相对于之前较为平缓，经济增长绿化水平波动式下降。

图6-4　经济增长绿化度水平趋势

除去盐池县和红寺堡区，剩余研究对象的相应指数曲线均呈上升态势，只是在具体幅度方面有差别。泾源县在剩余研究对象中波动最小，变化最为平缓。和2003年相比，2012年，其经济增长绿化度指数从0.0812上升至0.0896。曲线走势相对平缓，一方面反映出泾源县的经济增长绿化能力相对较为稳定；另一方面说明其内部存在不协调的问题导致能力无法提升，尤其是2008年之后，相应数值一直低于同时期的其他县（区）。此外，海原县、隆德县和彭阳县的数值上升幅度普遍较高。和2003年相比，其经济增长绿化度数值依次增加了0.0824、0.0842、0.0887，上升幅度分别为97.9%、83.0%、80.6%。海原县的绝对数值尽管低于同时期的隆德县和彭阳县，但是其发展态势相对最为理想，在2004年出现微小的下降，从2003年的0.0842降至0.0837，之后开始不断上升，意味着其经济增长绿化能力得到改善和提高。彭阳县的曲线2003～2007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在2008年出现了暂时的下降，具体数值为0.1615，之后开始回升，但是整体幅度要低于海原县。隆德县的相应曲线尽管在研究期间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存在着明显的波动。对于同心县而言，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期间，相应数值没有明显的提高，意味着相关完善措施的制定以及效率问题有待解决，同时需要进一步改善经济增长绿化水平。二是研究期间，相应曲线的波动较大，尤其是2003～2009年表现最为明显：2006年曲线达到最低峰，数值为0.1171，之后不断上升，到2009年达到最高峰0.1874，2010年开始再次逐渐下降。因此，在促进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保持稳定性是同心县经济增长绿化能力改善的主要着力点。

整体上，盐池县和红寺堡区除外，2003～2012年，研究区的经济增长绿化水平不断提高，逐渐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是应时刻保持以长期和可持续的态度观点对待发展，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GDP的增长，短期内对社会的稳定和环境的维护会带来积极效应，但是长期来看难掩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衰弱之势。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效率，对促进经济增长绿化水平的有序、健康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图6-5　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趋势

（2）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的时间演变特征分析。图6-5显示，在研究的10年期间，只有隆德县和泾源县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表现出上升态势，表明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从一定程度上重视了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维护，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2003～2007年，泾源县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数值与同时期的其他研究对象相比，并不算理想。2004年，其数值降至研究期间最低，为0.1549（表6-6），2005年开始逐渐上升。直至2008年，数值上升至研究期间最高，为0.2649；之后出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但是其绝对数值始终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县（区）。和2003年相比，2012年，泾源县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增加了0.0867，上升幅度为52.3%。和泾源县相比，尽管隆德县的相应曲线同样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后者出现多次波动现象，即在一定程度上交替地出现上升或下降的现象。2003～2005年，隆德县的相应曲线开始逐渐上升，2006年下降形成研究期间的最低值，即0.1758；2007～2010年开始上升，其数值从0.2098增长至0.2141，其中也有轻微的波动下降现象；2011年再次下降，数值仅高于2006年；2012年上升达到研究期间的最高值。总体上，2003～2012年，其相应数值增加了0.059，上升幅度为36.6%。隆德县在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有待维护其稳定性。

除了上述的隆德县和泾源县，剩余6个县（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西吉县和海原县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曲线相对较为平缓，波动相对较小，和2003年相比，2012年，二者的相应数值分别降低了0.0497、0.0395，下降幅度依次为26.5%、16.0%；此外，西吉县的具体数值总是低于同时期的海原县，意味着其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对劣于后者，有待提高。具体而言，海原县的数值在2004年上升至研究期间的最高值（0.2831）之后，开始波动式下降，直到2012年达到研究期间的最低峰，具体数值为0.2071。就西吉县而言，2003～2006年，其相应曲线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6年为研究期间的最高峰，相应数值达到0.2027；2007～2012年呈现波动下降趋势，2012年降至研究期间的最低值，为0.1376。同心县和红寺堡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趋势线的波动幅度相对最大，到2012年，二者的相应数值较2003年分别下降了46.0%、38.1%。同心县，2003～2006年虽然在波动式下降，但是具体数值仅次于同时期的海原县，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相对较为理想；2007年之后，下降幅度不断增大，绝对数值在同时期研究对象中的排序随之下降。红寺堡区方面，2007年同样是其重要的转折点：2007年之前，其相应曲线波动上升，到2007年达到研究期间的最高值，也是同时期8个县（区）的最高值；2007年之后开始大幅下降，直到2012年为止，低于同时期的同心县，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极不稳定。此外，就盐池县和彭阳县而言，二者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同样具有波动下降的特征，而且二者的变化趋势具有一定的联系：2003～2005年，盐池县虽然处于波动上升的趋势，但是具体数值始终低于同时期的其他县（区），此时彭阳县的数值保持不断下降的趋势；2006～2010年，盐池县开始波动下降，但是数值一直高于彭阳县，彭阳县在波动上升的基础上，其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低于同时期的其他县（区）；2011～2012年，二者再次出现逆转，盐池县的数值成为同时期的最低值，彭阳县次之。

总体上，2003～2012年，隆德县和泾源县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剩余6个县（区）则分别以不同的幅度逐渐下降。研究表明，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整体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现状及前景不容乐观。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不会长久，生态环境系统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各种资源与能源，是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加强生态保护和污染的防治与治理，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是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的首要任务。

图6-6　政府政策支持度水平趋势

（3）政府政策支持度水平的时间演变特征分析。根据图6-6，研究区的政府政策支持水平整体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盐池县、同心县以及西吉县的上升幅度相对最为平缓。就盐池县而言，2003年，其政府政策支持指数为0.2145，2012年为0.211，仅减少了0.0035，幅度为1.6%，且将其视为基本稳定的状态。此外，尽管在研究期间出现波动现象，但是盐池县的具体数值基本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县（区）（2011～2012年除外）。与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的其他县（区）相比，盐池县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等资源储备，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水平相对较为优越，宁夏更是将其设为“省直管县”的改革试点县，无论在绿色投资、基础设施与城镇建设，还是在环境治理方面，均给予了财政、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同心县2003～2008年的政策支持水平出现微小的波动上升趋势，2009～2012年，呈稳定上升，和2003年相比，2012年的具体数值增加了0.0226，上升幅度为19.0%。西吉县相应指数除2007～2008年有轻微下降之外，其他时间均以一定的幅度上升，到2012年达到最高值，和2003年相比，增加了0.0164，上升幅度为25.6%。另一方面，尽管整体在上升，但是西吉县的相应数值基本低于同时期的其他县（区）（2007年除外），这是由于和其他县（区）相比，西吉县所辖乡镇最多，人口尤其是贫困人口规模最大，且回族人口比例较高，在面临生态环境脆弱、脱贫任务艰巨的同时，还需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农户发展需要，增加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难度，有必要提高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力度。

泾源县、隆德县和海原县的政府政策支持指数，在研究期间的上升幅度相对最高，和2003年相比，三者的数值在2012年分别增长了0.1196、0.0879、0.063，上升幅度为103.6%、84.6%、67.1%。泾源县的相应数值始终保持着上升的趋势，而且在2003～2009年，仅低于同时期的盐池县，2011年开始高于盐池县，政府政策支持水平属于研究区内最优。隆德县整体处于波动上升趋势，尤其是2006年开始，尽管有波动但是其具体数值低于同时期的盐池县和泾源县，政府政策支持水平相对较为理想。泾源县和隆德县分别位于六盘山山脉的东西两侧，是宁夏主要的绿色生态屏障，随着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政府加大了对当地的生态恢复和重建以及环境治理的力度，旨在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协调人地关系。海原县的相应曲线2003～2008年波动上升，从2009年保持稳步上升，低于同时期的盐池县、泾源县和隆德县。红寺堡区和彭阳县相应指数的上升幅度相对较小，与2003年相比，2012年分别增加了0.0375、0.0399，上升幅度依次为38.7%、40.6%。总体上看，彭阳县的具体数值一直高于同时期的红寺堡区，而且上升趋势相对较为稳定。红寺堡区数值波动较大，2004～2006年，政府政策支持指数以微弱的幅度上升，2007年出现暂时下降，成为研究期间的最低峰，且低于同时期的其他县（区），成为当年水平最低的地区；2008年开始上升，但在2010年再次下降。总体而言，红寺堡区的政府政策支持水平并不理想，作为主要的扶贫移民开发区，在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存在基础薄弱、动力不足的问题，有待提高政府的重视度。

和经济增长绿化水平、资源环境承载力等相比，研究区在政府政策支持方面相对较为理想。2003～2012年，各县（区）政府政策支持水平普遍是不断上升的趋势。政府在区域的绿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导向和保障作用，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济发展的方向（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倡导财政资金投入环境保护项目中（绿色投资）并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今后，应在巩固现有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各县（区）的政策支持力度，为当地的绿色发展提供系统完善的政策保障。

（4）绿色发展水平的时间演变特征分析。上述过程依次从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力、政府政策支持度等3个子系统对研究区2003～2012年的演变趋势进行了详细分析。可以看出，研究对象尽管在三方面的演变趋势有差异，但是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为此，有必要对研究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整体、综合的评价，便于全面、深层次地把握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的绿色发展水平。结合表6-6的计算结果，利用excel软件可直观、形象地显示研究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演化特征。

图6-7　绿色发展水平趋势

根据图6-7（a）中绿色发展水平随着时间的曲线走向，可将研究对象大致划分为3个类型。第一类，缓慢上升型，包括隆德县、泾源县和海原县。其基本特征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色发展水平以一定的幅度上升或波动上升；二是在2009年之后（包含2009年），该类型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以绝对优势高于其他区域。尽管整体上呈现良性的发展态势，但是仍然需要长期致力于绿色发展能力的改善，在提高绿色发展效率的同时，带动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整体绿色发展能力的提高。就该类型内部的具体特征而言，3个县又存在细微的差异。根据表6-8，海原县的绿色发展水平数值2003年为0.4247，经过波动上升后，2012年达到0.5306，增加了0.1059，上升幅度达到24.9%，变化趋势相对缓于其他两县。整体上，海原县的绿色发展水平2003～2005年不断上升，于2007年出现了暂时的下降之后，从2008年开始保持逐年上升的趋势，意味着其绿色发展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隆德县和泾源县的绿色发展水平数值始终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且上升幅度大于海原县。2003～2012年，其上升幅度分别为63.3%、59.2%。二者的绿色发展水平2003～2005年低于海原县，经过两年的努力，于2007年之后开始普遍高于海原县，而且优势越来越明显。到2012年，隆德县和泾源县的绿色发展能力达到最大，尤其是后者，绝对优于同时期其他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的县（区）。

第二类，缓慢下降型，包括盐池县、同心县和红寺堡区。其基本特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色发展水平的数值以一定的幅度下降或波动下降，意味着区域的绿色发展能力不断弱化，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促进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系统的协调共生，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是该类型区急需解决的问题。就盐池县和同心县而言，在研究初期，绿色发展能力相对最为理想，尤其是2003～2006年，二者的绿色发展指数始终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县（区）；2007年之后，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和2003年相比，2012年二者的数值分别减少了0.1274、0.084，下降幅度分别为22.9%、15.8%，因此，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快速升级与转型对这两个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红寺堡区的绿色发展指数2003～2006年波动下降，2005年之前不断下降，于2006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2007～2012年，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12年达到最低值，也是同时期所有县（区）中的最低值。作为宁夏南部山区扶贫攻坚的重要生态移民点，如何带动外来移民增加收入，妥善安置移民的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生活，对于当地绿色发展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类，相对平缓型，包括西吉县和彭阳县。其基本特征是，绿色发展水平表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和第一类地区的整体走向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其时间趋势线相对最为平缓，变化幅度最小。说明地区在提高绿色发展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成就，但是效率有待改进。图6-7（b）更加直观地突出西吉县和彭阳县的特点，2003～2012年，二者在绿色发展水平数值的分布方面相对最为密集，部分年份几乎达到了一定的重合，意味着其在研究期间的波动幅度最小。就具体的绿色发展指数而言，2003～2012年，西吉县和彭阳县的增长幅度分别为8.1%、9.7%。其中2006～2008年，二者的绿色发展指数普遍低于同时期的其他县（区）；在其余年份，其绿色发展能力虽然不是同时期的最低值，但情况也不容乐观。因此，在未来，需要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努力克服区域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过程中出现的效率低下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借鉴周边县（区）（隆德县、泾源县等）的成功经验，通过消化吸收并结合自身的特色因地之用，促进地方绿色发展能力的提高。

整体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大部分县（区）在绿色发展水平方面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良性局势，只是在上升幅度方面有一定的差异。隆德县、泾源县以及海原县的绿色发展相对最为理想，西吉县和彭阳县的绿色发展效率有待提高，盐池县、同心县和红寺堡区的下降趋势更应该受到重视。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以及生态环境系统是地理学视角下区域的三大主要构成要素，在维护三大系统协调的基础上促进可持续发展是区域发展的最终目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以绿色发展理论为指导思想，以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为物质基础，以政府政策作为重要支撑，以发展绿色经济为主要方式，促进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的持续健康发展。

4.绿色发展水平等级划分

采用数理统计中较为成熟常用的标准差法（Standard Deviation Method）对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8个县（区）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结果进行分级，运用该方法可以将研究区的绿色发展水平分为四级。具体步骤是：

首先，计算出2003～2012年每年研究区各县（区）的平均值，公式为：

式中，V为平均值，S为每年研究区各县的绿色发展水平指数值。

然后再计算标准差，公式为：

经计算，结果及分级标准如表6-9所示。

表6-9　研究区绿色发展水平等级划分

5.研究区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特征分析

由于本研究选取的研究时段可以四等分，因此分别选取研究区2003年、2006年、2009年、2012年的绿色发展水平，通过绘制绿色发展水平等级专题地图，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研究区2003～2012年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及动态差异。

图6-8　研究区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布

2003年，研究区的绿色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盐池县（0.5566）＞同心县（0.533）＞红寺堡区（0.4817）＞海原县（0.4247）＞彭阳县（0.3971）＞西吉县（0.3893）＞隆德县（0.372）＞泾源县（0.3624），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差为0.1942。根据标准差进行的等级划分结果，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的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另一方面，极值（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差值为研究期间最高，意味着该时期研究区北部的绿色发展水平达到研究期间最优，南部相应最低，南北之间的差距最大。高水平区，包括盐池县和同心县。结合关于研究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时间趋势分析可知，盐池县在经济增长绿化度和政府政策支持度等方面，尤其是后者即政府支持层面较其他县（区）具有明显的优势，可见政府在政策和财政等方面的支持为盐池县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子系统中，盐池县的情况不容乐观，其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低于同时期的其他研究对象，成为研究区水平最低的地区。这是由于一方面盐池县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区，降水稀少、风沙大，加上人口的持续增长、不合理的放牧方式等人为原因加剧了当地的人地矛盾，土地退化沙化严重，生态系统脆弱。另一方面，盐池县依赖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实施“以工振县”的经济发展方针，但工业多是初级的采掘工业以及原料工业，经济效率低的同时造成了对资源的浪费以及对环境的破坏。中水平区为红寺堡区。根据绿色发展子系统的时间演变分析，其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方面有待改善。红寺堡区作为生态移民区和盐池县同处于宁夏中部干旱带，当地土地退化、移民的迁入及其引起的生产生活需求考验着地方的资源环境承载力，需要加大相关的政策、财政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较低水平区包括海原县、彭阳县、西吉县以及隆德县。低水平区包括泾源县。从具体的地理位置而言，较低水平区和低水平区均属于宁夏南部山区。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宁夏南部山区属于六盘山连片特困区的一部分，经济发展滞后、贫困人口集中并且规模大，贫困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绿化水平普遍不理想。此外，水土流失严重且治理难度大，人口生存发展的需求，尤其是贫困的驱使加大了其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的难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差并且长期难以得到有效的提高。

2006年，研究区的绿色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盐池县（0.5303）>同心县（0.5291）>隆德县（0.5014）>红寺堡区（0.4883）>海原县（0.4754）>泾源县（0.4533）>西吉县（0.4334）>彭阳县（0.4136），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0.1167。等级划分结果显示：高水平区为盐池县和同心县，中水平区包括隆德县、红寺堡区，较低水平区为海原县和泾源县，西吉县和彭阳县属于低水平区。和2003年相比，此时的空间分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绿色发展水平相对最为理想的地区仍是位于研究区北部的盐池县和同心县，这主要得益于二者延续了2003年经济增长绿化度以及政府政策支持水平方面的相对优势。尽管如此，二者的具体数值实际下降，下降幅度分别达到4.7%、0.7%。与其他县（区）具体数值均在不断上升相比，盐池县和同心县的形势本质上不容乐观。中水平区，隆德县绿色发展水平的增长幅度最大（34.8%），从2003年较低水平区上升至此时期的中水平区，而且其绝对数值高于位于同水平区的红寺堡。在较低水平区，泾源县2003年的数值低于其他县（区），绿色发展水平最差，到2006年其具体数值相对增长了25.1%，上升至此时期的较低水平区。和2003年相比，西吉县和彭阳县从较低水平区下降至低水平区，这并不意味着其水平在下降，而是绝对数值本身较低而且上升幅度相对小于其他县（区）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总体而言，和2003年相比，研究区绿色发展的高水平区出现了从北向南迁移的趋势，以盐池县和同心县绿色发展水平的下降、隆德县和泾源县的大幅上升为主要特征。此外，极值（最高值、最低值）差距的缩小说明研究区南部的绿色发展水平普遍升高并逐渐接近北部的水平。

2009年，研究区的绿色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隆德县（0.5531）>泾源县（0.5515）>海原县（0.5069）>同心县（0.4937）>盐池县（0.4818）>西吉县（0.4494）>红寺堡区（0.4238）>彭阳县（0.412），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0.1411。根据标准差划分结果：隆德县和泾源县属于高水平区，海原县和同心县为中水平区，盐池县和西吉县属较低水平区，红寺堡区和彭阳县属于低水平区研究区。2009年的绿色发展水平在2006年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隆德县和泾源县的绿色发展水平上升至研究区最高，隆德县从上一时期（2006年）的中水平区上升至高水平区，泾源县则从较低水平区上升至高水平区，二者的具体数值分别较2006年增长了10.3%、21.7%，是同时期上升幅度最大的地区。此外，隆德县的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及政府政策支持系统数值均较为理想。相比而言，泾源县虽然资源环境承载力、政府政策支持维度优于隆德县，但是经济增长绿化水平过低（研究区最低），这使得绿色发展水平总体上相对低于隆德县。就中水平区而言，海原县从2006年的较低水平区上升至此，其具体数值也增长了6.6%。同心县的绿色发展水平本质上在下降，其相应数值相对于上一时期减少了6.7%，而且从高水平区降至该区。在较低水平区，相比于2006年，盐池县的绿色发展水平数值降低了9.1%，和同心县相似的是不再属于高水平区域。尽管处于同样的水平区域，西吉县的绿色发展水平却呈现上升现象，其具体数值增加了3.7%。红寺堡区和彭阳县的绿色发展水平均不容乐观，尤其是前者，和2006年相比，二者的数值分别下降了13.2%、0.4%。红寺堡区指数的下降幅度最大，直接从上一时期的中水平区降至研究区的最低区域。整体上，研究区绿色发展的高水平区正式开始由北向南迁移，南部水平逐渐提高，其中部分县（区）开始超越北部，以隆德县和泾源县的增长最为明显。极值的差距达到最小，意味着南部和北部在绿色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达到最低。

2012年，研究区的绿色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隆德县（0.6076）>泾源县（0.5771）>海原县（0.5306）>同心县（0.449）>彭阳县（0.4355）>盐池县（0.4292）>西吉县（0.4209）>红寺堡区（0.387），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0.2206。等级划分显示：高水平区为隆德县和泾源县；海原县属于中水平区；较低水平区包括盐池县、同心县、西吉县和彭阳县；红寺堡区属于低水平区。高水平区中，隆德县和泾源县继续以较高的绿色发展水平领先于其他县（区），和2009年相比，二者的绿色发展数值依次增长了9.9%、4.6%。海原县仍处于中水平区，但是并不意味其没有任何变化，相应数值较2009年增长了4.6%。较低水平区涵盖的研究对象比上一时期（2009年）明显增多，但是内部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同心县由上一时期的中水平区下降至较低水平区，具体数值也相应减少了9.1%。盐池县和西吉县相比之下仍处于同一水平区域，但是二者的绿色发展指数继续在下降，相比2009年，其下降幅度分别为10.9%、9.1%，成为同时期下降幅度最大的地区。彭阳县是同水平区中唯一在上升的研究对象，指数数值相应增加了5.7%。红寺堡区方面，按照分级结果，仍然处于低水平区，而且数值也在下降，幅度达到8.7%，绿色发展水平为研究区最差。整体上看，研究区绿色发展的高水平区完成了由北向南的迁移，形成了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极值间的差距再次增大，意味着研究区南部的绿色发展水平上升至研究期间最高，相反北部下降至最低，南北地区在绿色发展水平的差距再次达到研究期间最高。

整体上，2003～2012年，研究期间的高水平区呈现出从北向南迁移的特点，具体的空间分布特征则经历了“北高南低”向“南高北低”的转变历程。就研究区的北部县（区）而言，盐池县和同心县从研究初期的高水平区转向最终的较低水平区，红寺堡区的绿色发展水平则由中水平区下降至研究对象的最低值。造成三者绿色发展能力不断下降的共同原因在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系统过于薄弱，基于生态系统稳定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发展才是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研究区的南部县（区）方面，以隆德县和泾源县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最为明显，到研究后期稳定上升至高水平区；西吉县和彭阳县则相应最不理想，始终处于研究区中的较低水平区或低水平区，经济增长绿化度、政府政策支持度是南部县（区）普遍需要集中改善的方面。

（二）研究区绿色发展限制因素分析

1.绿色发展障碍度模型建立

引入障碍度模型的目的就是找出对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有障碍因素的指标，并计算障碍度，得出指标障碍度的大小。本研究借助这一模型，分析8个县（区）2003～2012年每年的障碍因子，以及2003～2012年这10年间各个县（区）的障碍因子，并分别对障碍因子的出现频率进行统计，从而全面客观地找出研究区绿色发展的阻碍因素。在研究区绿色发展的障碍因素计算结果基础上，进而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就研究区的8个县（区）而言，根据在宁夏的具体地理位置，并结合各自的地形地貌、气候等自然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可以将其划分为中部干旱带（红寺堡区、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和南部六盘区（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和彭阳县）两部分。

表6-10　研究区绿色发展前三位障碍度因子及数值

续表

2.中部干旱带县（区）绿色发展障碍度因素分析

对红寺堡区10年期间影响其绿色发展的障碍度因子进行频次统计，出现次数最多的前三位依次为C11（6次）>C24（5次）>C19（4次）。C11，即人均水资源量的频次最高，意味着以资源与环境保护为主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过低是红寺堡区致力于绿色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干旱缺水制约着红寺堡区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作为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的主战场，扬黄水是当地的主要引水来源，尤其在农业灌溉、工业生产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根据生产生活用水需求不断增长、水源利用率低的现实，扬黄工程的供水量将无法长期满足当地的需求，尤其是生态移民工程的推进，如何维系大量移民的用水需求对其水资源承载力无疑是重要的考验。C24，即人均造林面积指标的出现，说明当地在环境治理方面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生态重建工程能够有效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进一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的矛盾，在实质过程中需要政府加强环境保护的立法工作，健全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在财政方面给予支持，通过环境治理和环境项目的投资，尤其是退耕还林方面的绿色投资（C19），提高环境保护工作的效率。

盐池县障碍度频次的统计结果显示，C11（人均水资源量）出现次数为8次，C25（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C18（环境保护支出）在研究期间均出现了5次。和红寺堡区相似，作为宁夏干旱带的主要地区，盐池县气候干旱、蒸发量大于降雨量，可利用水源极为有限，除了县内偏南部受益于引黄灌溉工程外，其余地区均受到水资源短缺的困扰。大力推广节水灌溉农业，推动高效节水技术在工业建设中的研发和推广，在现有水量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C25）指标的出现，说明盐池县在工业发展中应重视其连带产生的环境负面效应，并积极采取正面的回应措施。作为县内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盐池县的工业发展较为迅速，尤其是宁东化工基地的成立给当地的工业带来了契机。截至2012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50.6%，初步形成了以金属镁冶炼、水泥建材、煤炭开采、石油开发等为主的产业体系，但是开发层次低、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缺乏高新技术的支撑造成了资源的过度浪费；另一方面，工业废物未得到有效处理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提高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C18）能给予企业、社会各部门开发、研究，并推动新技术的应用，减轻环境压力。此外，盐池县在致力于绿色发展过程中，要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具体而言，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提高。第三产业是各界广泛提倡的无烟型产业，具有高效益、低污染、可持续的特点，对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同心县，出现频率相对较高的依次为C11（7次）>C13（5次）、C18（5次）。与盐池县相似，同心县在绿色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水资源短缺（C11，人均水资源量）、绿色投资比重偏低（C18，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等问题。农业是同心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枸杞、红枣、红葱、西瓜是当地主要的特色优势产业，给该县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然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这些产业多以农产品的初级加工为主，附加值低、产业链有限，更为重要的是多为耗水灌溉作物，对于原本缺水的同心县而言，不利于长期发展。在促进节水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基础上，推动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节水灌溉农业，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此外，增加环境保护支出，并重点推动绿色屏障建设，提高森林覆盖率，提升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海原县的模型计算结果显示，C3（经济密度）对其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最高，其次为C11以及C22（人均公路里程）。相对于红寺堡区、盐池县和同心县而言，海原县的经济发展实力相对最为薄弱。作为宁夏主要的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经济发展水平低（C3），贫困人口规模大，贫困的历史积累较深而且致贫原因众多，脱贫任务任重道远。境内相对而言，在土地资源、光照条件、热量资源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农业发展占据主导地位，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要结构，但是水源的缺乏（C11）、经营管理方式粗放制约了农业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工业发展多以农副产品的加工为主，缺乏高新技术的支撑、资金短缺等原因使得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差。促进县内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首先在于提高县内经济实力，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壮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鉴于当地干旱缺水的现状，发展设施和高效节水农业，并促进雨水的有效利用，提高现有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交通基础设施（C22）的发展，拓展农副产品与外界的连通性，并积极树立产品的品牌意识，提高其市场竞争水平。

整体上看，以干旱缺水为主的资源环境承载水平低是制约中部干旱带县（区）绿色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中部干旱带属于典型的中温带干旱区，年降水量200～350mm，年蒸发量达到800～900mm，降水量远小于蒸发量，使得该区域极为干旱缺水，可利用水资源十分有限，与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产生的水源需求产生了突出的矛盾。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是缓解该矛盾最直接、最为有效的途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优化调整经济结构，在农业方面，推动水库、大坝等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以设施农业和节水农业为突破点，促进其向高效节水的生态农业的方向发展。在工业方面，加强高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促进废水的再利用，提高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水资源利用效率。此外，通过宣传教育的形式提高群众的节约用水意识，鼓励在日常生活中对水源进行合理的循环利用。

3.南部六盘山区县（区）绿色发展障碍因素分析

根据西吉县的障碍度频次统计结果，C3（经济密度）出现次数最多，具体数值为7次；此外，C20（科教文卫支出）6次，C23（城镇化率）5次。C3指标意味着西吉县在绿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以绿色增长效率差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绿化度低的问题。行政区划方面，西吉县涵盖吉强镇、兴隆镇、平峰镇3个镇、16个乡，行政村数量居于研究区之首，其中重点贫困村289个，“十二五”生态移民村19个。人口方面，截至2012年，县内总人口50多万人，回族人口208130，占总人口的56.8%，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以下的190169人，贫困发生率达41.6%。总体上，西吉县是研究区以及宁夏贫困人口规模最大、回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国家级贫困县。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有效推动当地扶贫工作的进行，减少贫困人口规模，完全解决其温饱问题。另一方面，在改善绿色增长效率的同时，对于维护地方的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西吉县的经济发展现状而言，以马铃薯、小杂粮等为主的特色产业初步形成一定规模，工业和第三产业也不断发展。但是，仍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经济总量有待提高，无论在地区生产总值还是人均GDP方面均不太理想；工业发展中缺乏创新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带动，市场竞争力有限；第三产业发展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缺乏发展活力。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促进三次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农业发展中，在稳定粮食产量的基础上，促进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工业发展中，加强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积极扩展服务业的领域和水平。在上述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加大财政资金在以科教文卫方面（C20）为主的绿色投资比重，尤其是推进县内人才队伍的建设，为西吉县的经济发展提供长期的智力保障。此外，推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进程（C23），对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作用。

彭阳县障碍度因子出现频率最高的前三位依次为C9（7次）>C18（6次）>C3（5次）。彭阳县辖3镇9乡156个行政村，其中有131个国家重点贫困村，14个“十二五”生态移民村，贫困发生率为37.8%。尽管在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带动下，彭阳县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薄弱的经济基础限制了经济总量的大幅提升，财政资金的短缺及其引起的财政运转困难问题进一步阻碍了县内自我积累、自我创新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此外，农村发展缓慢，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增加了社会稳定的难度。今后的发展中，应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提升工业产品附加值，建立健全现代服务业体系，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另一方面，增加财政资金中关于绿色投资的比重，持续推进退耕还林、生态移民项目，促进生态修复，协调人地关系。

隆德县计算结果为C3（7次）>C23（6次）>C9（5次）。隆德县辖3镇10乡118个行政村，其中重点贫困村99个，“十二五”生态移民村17个，贫困发生率为35.6%。作为以农业为主的区域，隆德县农业人口密度最大，人均耕地资源最少，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农民增收渠道单一，农业产业效益低下，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因灾、因病致贫和返贫率高；矿产资源匮乏，工业发展水平有限；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而且主要经济指标与自治区的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今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突破农业基础薄弱的制约，调整种植结构，以花卉苗木和中药材产业为发展重点，形成绿色产业体系，提高农业经济效率；以工业园区为重要载体，着力打造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为主导的现代加工制造业、新型能源产业；以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为依托，重点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并将其培育为支柱产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延伸农村服务业，提升第三产业发展动力；以城镇化建设（C23）为导向，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现代城镇体系，促进县内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增强城镇服务功能，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

根据泾源县绿色发展的障碍度因子频次统计结果，C1（人均GDP）（6次）、C3（6次）>C23（5次）。泾源县辖4乡3镇109个行政村，其中重点贫困村85个，“十二五”生态移民村24个，贫困发生率36.1%。泾源县是泾河的发源地，境内水资源相对较为充足，地处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具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旅游资源。今后应以绿色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生态立县、绿色崛起为战略目标，全面提升县内经济发展水平。推动草畜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延伸农副产品的产业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推进苗木产业的发展，在构建宁夏绿色生态屏障、维护生态系统稳定的同时获取理想的经济效益；第三产业方面，以劳务产业和旅游业为重点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此外，加速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

整体上看，提升经济增长绿化水平是南部六盘山县（区）实现绿色发展需要重点突破的地方。西吉县、彭阳县、泾源县和隆德县，位于我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地带，自然生态条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系统脆弱；经济基础薄弱且水平滞后，均属于国家级贫困县，贫困人口集中，境内尤其是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限，脱贫任务艰巨。在今后的发展中，从退耕还林、建设绿色屏障、水土流失治理等方面推动区域内生态修复、保护生态环境工程的进行；发展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交通网络和信息化网络，改变县内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局面，提高与外界的连通性。此外，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基础的限制，应推进以第三产业为支柱产业的经济发展，构建绿色产业支撑，提高经济增长绿化水平。

（三）绿色发展模式

1.空间发展模式

点状开发，就是在区域内选择一个或几个条件较好的进行优先开发、重点发展，它是一种既可以较好地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又可以发挥中心城镇区域优势的发展模式。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可以在一些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对较强的区域（县城和部分中心镇）发展优势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比较适用于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虽然属于限制开发生态区，但是在区域内部，仍有一些条件较好的区域，如各个县（区）县城，盐池县的高沙窝镇、惠安堡镇、大水坑镇，同心县的豫海镇、下马关镇，海原县的海城镇、黑城镇，西吉县的吉强镇，彭阳县的古城镇等，这些重点镇各自有着不同的资源优势、交通优势、经济优势、人口优势、土地优势等，可以运用这些优势进行点状开发，发展特色生态工业、特色现代农业、特色农产品加工业、特色旅游业等一些产业。这种发展模式既保护了生态又发展了经济，是一种较适宜于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的绿色发展模式。

2.产业发展模式

（1）生态移民。生态移民是一种将生活在不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贫困人口和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人口搬迁至生存条件较好、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区域的移民类型，它能起到消除贫困和改善生态的双重作用，从而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各县（区）面临着不同环境问题：水热资源组合欠佳，水土流失严重，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脆弱等。此外，这些区域尤其是南部水土流失区贫困人口集中度高，更加剧了区域的人地矛盾。生态移民模式的有效实施，在妥善解决贫困人口生计问题、促进社会稳定的同时，能够促进研究区生态恢复和重建工作的进行，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面对以往生态移民工程伴生的问题，以绿色发展理论为指导，以南部各县（区）为主要实施区域，以保护区域尤其是迁入地的生态系统为前提，以县内和县外移民为主要方式，建立健全迁入地的社会管理体制，最大程度地避免返贫现象的发生，促进生态移民工程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在环境支撑方面，首先要组织相关人员对迁入区的移民安置能力进行科学的评估，结合当地的人口现状和增长趋势、水资源供给能力、土地资源状况、基础设施的辐射能力以及扩建的成本和必要性等，确定迁入区接纳的人口规模上限，保护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根据迁出区的实际情况，优先解决自然环境最恶劣、最困难的农户的搬迁问题，有步骤、有次序地实施，减轻对迁入区的压力。另一方面，对迁出区进行有效的植树造林（草）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等，加强迁出区的生态修复进程。在经济支撑方面，以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为主，增加农户的就业力度，扩展其经济收入来源。在政策支撑方面，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政策、户籍管理政策、养老和医疗政策、税费和补贴补偿政策等，解决迁入农户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可达性的问题。在社会支撑方面，以乡村行政组织为主要单元健全移民新区的管理，充分考虑移民的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增强其社区自我认同感，促进迁入区的社会稳定。

（2）退耕还林还草。退耕还林还草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向退耕者提供经济或粮食补贴的一项工程，它也是一种减少生态环境损害的经济措施。自实施以来，其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凸显，在实施区域收到了良好的效益。对于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来说，退耕还林还草是一种非常适宜的发展方式。本区域是宁夏和西北地区主要的绿色屏障之一，也是较大的生态功能区之一，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一方面可以提高生态环境保护者的积极性，从而减缓生态环境恶化并促进生态的持续修复；另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村地区的生产方式与结构，改善落后的社会经济面貌。但是在退耕还林还草进行补偿时应因地制宜，找准补偿对象，确定补偿标准，拓展补偿渠道，改进补偿方式，建立补偿保障体系，尽快解决退耕还林还草后续产业发展问题，从而使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产生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最大化。特别是对于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各县（区）来说，承担六盘山区生态保护的任务艰巨，且经济基础薄弱，继续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十分必要。

（3）生态草畜产业。生态草畜产业是近年来一种新兴的养殖产业模式，它利用“互补共生”原理，在一定技术和措施的支持下完成自然界物质的循环，类似于“桑基鱼塘”。这种模式是种植天然牧草，将牧草喂食圈养家禽或家畜，产出粪便，回归种植牧草的土地。这种模式既可以产出绿色有机草畜产品，提高养殖效益，又可以保持生态平衡。对于研究区来说，悠久的养殖传统，广阔的宜草土地，为这种发展模式提供了很大的优势。另外，这种方式可大可小，成本可控，可以在研究区广大农村推广实施，也可作为“禁牧封育”政策实施后农牧民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种植牧草面积较大的农户也可将多余的牧草卖给饲养牛羊较多的养殖户，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条件进行贮存、运输、留做备用或等价钱合理时再进行出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对种植户和养殖户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其对生态草畜产业的认可度。特别是对于盐池县、红寺堡区、同心县、海原县等较为干旱的区域，在旱地上种植传统农作物产量受降雨影响较大，效益得不到保证，而推广实行生态养殖模式，完善生态草畜产业链，必将能使农民增收致富，提高经济生活水平。

（4）特色种植。特色种植与传统种植有所不同，它是利用特定的自然资源优势加之人工改造技术，从而获得较传统种植效益高的一种种植模式。它也是一种依托区域独特的农业资源禀赋发展起来的具有较强竞争力、较高产品附加值和推广价值的农业类型，该模式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各县（区）而言，第一产业增加值对地方生产总值普遍保持着较高的贡献率，意味着农业发展对研究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此外，在宁夏主体功能区划的指导下，限制开发生态区以保护区域生态系统为前提，限制大规模工业的发展，因此促进特色种植模式的实施，对于提高第一产业效益、进而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意义重大。

发展设施农业和高效节水农业是提高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尤其是中部干旱带各县（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措施，推动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发展特色种植业的基础，主要集中在水库、大坝、灌溉渠道等的建设，设施大棚以及相关的滴灌管道、冷库等配套设施。在种植结构布局方面，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各县（区）建立好的协调协作机制，避免出现种植品种单一、结构雷同、效益低下的局势，充分突出各县的生产优势，树立品牌优势，促进“一县一色、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种植业新格局的形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种植过程中，实施信息跟进策略，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加强科技投入，完善产品的深加工能力，延伸产业链，提高经济收益。

（5）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无烟”产业，生态旅游旨在不破坏地区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利用区域的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情，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同时，带动相关的餐饮、住宿等服务业的发展，提高地方经济发展活力。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普遍存在着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动力有限的问题，尤其是南部山区贫困人口集中，脱贫和保护生态环境是制约地方绿色发展的主要瓶颈。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对于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尤其是南部山区各县（区）的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面对以往生态旅游开发过程普遍存在的“重开发，轻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促进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尤为必要。

加强生态旅游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力度。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旅游资源丰富，南部山区各县（区）以六盘山景区为主的绿色生态资源以及红色文化资源，中部干旱带各县（区）尤其是同心县具有悠久的穆斯林文化。在开发过程中，本着“先保护后开发”的原则，充分考虑地方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此外，建立健全旅游地的环境管理体系，将旅游行为对当地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突出特色，重视宣传，提高知名度。以绿色生态游、红色文化游、穆斯林文化游为重点，因地制宜，突出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生态旅游的地方特色，同时通过多渠道宣传提高其知名度。以交通道路为重点，加强旅游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对于南部各县（区）而言，加大交通设施的建设，完善境内以及与外部的交通网络，对于提高地区的可进入性，扩大旅游资源的影响力，提高旅游收益具有重要作用。此外，以卫生和安全设施、公共服务体系设施建设为重点，加强景区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提升景区生态旅游综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