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男女平等论的产生和发展

10．1　生态男女平等论的产生和发展

10．1．1　什么是生态男女平等论

生态男女平等论者认为，男人“统治”女人与人类“统治”自然界的观念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必须放在一起来审视。生态男女平等论是一种促进推翻这两种“统治”的道德革命理论。美国著名生态男女平等论者凯伦·J·瓦蕾（Karen J．Warren）指出，生态男女平等论是这样一种观点：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在历史上、经验上、概念上、宗教上、文字上、政治上、伦理上、认识论上、方法论上以及理论上有着密切的联系，生态男女平等论是一个伞状的术语，它可以包括各种把统治人类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尤其是妇女的社会制度与统治非人类的自然联系起来的关于自然的多元文化视角。无视这两者的联系将继续导致对妇女和非人类的自然的统治，无视此种联系的男女平等论提出的政策、理论及实践都是不充分的。

瓦蕾总结出生态男女平等论的8个伦理特征：^[2]

（1）生态男女平等论反对自然歧视，也反对性别、种族、阶层等各种形式的歧视，拒绝任何反映统治逻辑、价值或态度的思维或行为方式。

（2）生态男女平等论是一种情境伦理学。它反对把权利、规则或预先规定的原则运用于特殊场景或特殊实体，认为重要的是实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

（3）生态男女平等论是多元论的，认为人类之间、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存在着差异。它否定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分裂，肯定了人类是生态社会的成员，同时又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有着差异。

（4）生态男女平等论把理论看成是过程中的理论，它注重正在讲的故事和妇女（或他人）以第一人称讲故事，从中揭示出男人对妇女和自然的统治。

（5）生态男女平等论具有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来自那些体验对自然、对妇女的统治的妇女的声音；来自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土著人的声音；来自倾听这些声音并对传统环境伦理学进行的批判。

（6）生态男女平等论并不试图提出一种“客观性”观点，它是一种社会生态学，认为对自然和妇女的统治根源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经济环境等社会问题，以及允许这种环境的压迫性概念结构。

（7）生态男女平等论把关怀、爱、友谊、信任和互惠作为自己的价值核心，这些价值表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对理解我们是谁起着重要的作用。

（8）生态男女平等论重新定义人以及人的伦理行为的概念，并且否定了抽象的个人主义。我们人类是处在历史和社会环境之中，处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的关系。关系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也不是添加在我们人类特征之上的，它在塑造人的过程中起着本质的作用。

10．1．2　生态男女平等论的产生和发展

“生态男女平等论”一词在1974年由弗兰西斯·德·欧伯在一篇论文中首先提出，她提出这一术语的目的是想使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号召妇女起来领导一场生态革命，并预言这场革命将形成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以及男女之间的新关系。瓦蕾指出：（1）传统的男女平等主义的逻辑要求把男女平等论扩大到包括生态的男女平等论。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西方社会中，对自然和妇女的双重统治之间的概念联系在于一个压迫性的等级概念结构，该结构的特征是统治的逻辑，这就要求作为一场结束性别歧视的男女平等运动必须扩展为消除自然歧视的运动。这可作如下推论：男女平等主义是一场结束性别歧视的运动；但是，性别歧视在概念上是和自然歧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以统治逻辑为特征的一个压迫性概念结构）；因此，男女平等主义也是一场结束自然歧视的运动。其次，这和性别与自然的概念有关。性别和自然的概念是社会意义上的概念，当然，这一社会性意义并不是要求人们否认存在着真正的人、树木、河流与植物，而是指他们都是一个历史事实和社会现实，随着文化、历史及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所指的“对自然的压迫或统治”是指在历史上人类统治非人类自然的特殊形式，“对妇女的统治”是指在历史上男人统治妇女的特殊形式。在这两者的历史联系中，自然的女性化和妇女的自然化在对这两者的统治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一种可靠的环境伦理学也必须包括男女平等主义。否则，即使是最革命、最自由、最全面的环境伦理学也不能认识到对妇女和自然的统治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性；而不能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就不能正确地描述自然是如何已经和将继续被统治和剥削；并且这种环境伦理学缺乏足够的深度，它不能包括在西方统治文化中和剥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人即妇女；不能认识这两者联系的环境伦理学中渗透着而不是克服了压迫的根源。

显然，生态男女平等论是随着男女平等主义和环境伦理学的发展而必然出现的。因此，这里首先简单回顾一下男女平等论的发展。

男女平等论指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应与男性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哲学家艾丽逊·杰格（Alison Jaggar）把男女平等论分为自由主义男女平等论、马克思主义男女平等论、社会主义男女平等论和激进男女平等论等几类，它们都在寻求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及解放的出路。

自由主义男女平等论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社会中的一系列传统和法律。他们从康德等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出发，认为有理性的人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这对男女都适用，因而自由主义男女平等论者一直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和平等机会而战。

马克思主义男女平等论从阶级角度出发，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在于阶级压迫，在于妇女是附属于家庭的陈腐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妇女的压迫不仅仅是父权制，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因此，只有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妇女才能获得解放，才能成为独立的劳动参与者，在经济、政治上独立于男性。

社会主义男女平等论除了从阶级分析角度出发，还强调妇女的压迫在于生育和生产劳动中的性别分工。因此，艾丽逊·杰格提出“生育自由”的概念，认为需要废除与父权制相联系的强迫性异性恋及义务性母亲。社会主义男女平等论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阶级和性别之分。

激进男女平等论认为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对妇女的压迫是社会上最基本的压迫形式，这是由其生物特性决定的。因此，一些激进的男女平等论者希望通过发展生物技术，使妇女摆脱生物因素的控制，消除性别区分，甚至拒绝异性恋，提倡女性同性恋。而另一部分激进男女平等论者正是在承认妇女在生物上、性别上与男人的差别，承认妇女在体会、理解、评价等方面与男人的区别的前提下，进而寻求妇女的解放，而“文化生态男女平等论”（Cutural ecofeminism）就来自这一支激进的男女平等论。

与此同时，男女平等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以自由男女平等论为特征，反对性别歧视，要求妇女的自由平等权，要求男女平等。男女平等论者通过强调男女的相同性来要求相同意义上的平等权利。可以看出，这实际上仍是以男性社会为标准，只有女人变成了男人或可称为“雄性化”才可以获得和男人相同的权利。从生态学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只有妇女和男人一样变成大自然的压迫者时，才能够不像大自然那样受压迫。

男女平等论的第二次浪潮是激进的男女平等主义，他们承认男女之间在性别、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强调妇女比男人更接近大自然，要求以女性的方式来理解、体验和评价世界与自然界，“文化生态男女平等论”就产生于此。然而，哲学家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认为，这样会“以一种新的理性的方式使妇女继续受压迫”。

第三次浪潮则寻求自由和激进的男女平等论的替代物，普拉姆伍德和瓦蕾称之为“一种整体的和动态的男女平等论，它使我们可以避开当前男女平等论的争论，从而形成以男女平等主义理论和实践为中心的生态见解”。^[3]他们认为对妇女的统治是和对自然的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从哲学层面寻求这两种统治的根源。这种生态男女平等论对男女平等论和传统的环境伦理学都提出了挑战，以一种联系的、多元的、广泛的、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时，生态男女平等主义运动也获得了发展。1980年11月和1981年11月，生态男女平等主义学者在美国华盛顿发动并领导了两次生态男女平等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妇女的五角大楼行动”，妇女们在集会中发表激进的和平宣言，呼吁“维护妇女的社会、经济和生育的正当权利”，并强烈谴责军备竞赛和“出于私利无节制剥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4]为了庆祝雷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1962年）出版25周年而在1987年举行的一次关于“生态男女平等主义视角”的会议，号召妇女来领导一次生态革命，以恢复星球生态。自生态男女平等主义产生以来，整个地球上的妇女都作为生态活动积极分子而出现。在瑞典，她们通过向国会议员出示腐烂的草莓制成的果酱，阻止了在森林里使用除草剂。在印度，她们加入“护树”运动，反对木材市场。在英格兰，她们抗议威胁着地球生命延续的核导弹部署。在德国，她们帮助建立了绿党，作为各国和全球的绿色未来的一个平台。

生态男女平等论是多元论的、非客观的，并且发展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众多思想家从各自不同的领域来思考并阐发生态男女平等问题。它主要有三个派别，即文化生态男女平等论、社会生态男女平等论和哲学生态男女平等论。下面我们主要来分析这三个派别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