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部地区资源利用方式转变

王彬彬　蔡　军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中，提出“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的重大部署。转变资源利用方式对于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资源利用方式——生态与文明的均衡

自然资源开发实践联结起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使得自然资源开发范围和程度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产生一定的平衡。我们可以将自然界简单地划分为两大系统，即自然资源系统和自然环境系统。自然资源系统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以及其他逐渐被人类认识、发掘、利用的资源类型。与之相应的自然环境也由水环境、土壤环境、森林生态环境、大气环境及其他环境所构成。在这里，自然资源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具有一致性和共生性，比如水相对于人类的物质生活需求和利用价值来说是一种资源，相对于水生生物所构成的生态系统来说就是一种生态环境。而作为自然界中自然资源系统和自然环境系统突变状态的自然灾害，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以及其他灾害，除了地震、火山喷发等爆发式灾害所引起之外，更为普遍的是由日积月累的自然资源不当开发与不合理利用、自然环境的持续性破坏所造成(见图1)。

图1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图^[1]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丰富自然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偏好品，虽然人们经常要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和权衡，而自然灾害当然是所谓的厌恶品。按照惯常的经济学逻辑，基于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消费的需求，人们总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自然资源开发总量，这就难免造成自然资源流失和枯竭，并进一步演变成具有巨大破坏力的自然灾害。另一方面，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善与舒适性服务的需要，人们同样也将越来越限制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免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越演越烈。正是在这种由自然资源开发所带来的人类自身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相悖逆的目标，导致自然资源开发本身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并且将产生循环累积效应，即过度的自然资源开发虽然能满足人们一时的消费欲望，但也会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资源枯竭、恶化，并频发自然灾害反噬人类社会。反过来，自然资源开发不足又使得在保持更为“纯粹”的自然界的同时，人类社会无法得到应有的发展。而统筹自然资源开发与自然环境保护，使之达到和谐的状态，最大化人类对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需求，正是生态文明建设所要追求的理想状态。

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质上是资源利用方式转变

资源的大规模利用和可持续利用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和坚实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资源的利用范围不断扩大，利用深度不断深化，技术革新不断推动着产业革命和社会进步，资源的高效利用已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指向，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资源利用同样是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欠发达地区是指在特定的时期，特定地域空间上呈现出的发展程度低或发展不充分的特点，欠发达是我国基本国情之一。与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薄弱、高端要素欠缺、创新能力不足，相对来说，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成了少数可依赖的比较优势之一。欠发达地区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资源路线是一条现实的发展路径。然而，发达地区以低价格资源支持经济高增长的传统资源利用方式在欠发达地区难以为继，同时因循传统资源利用方式往往导致欠发达地区“资源诅咒”严重、产业升级不畅、经济分工边缘化，因此转变资源利用方式，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生态协调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将资源利用方式转变放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框架方面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在未来五年将发生重大改变。自十七大以来，基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发展形势，经济发展方式立足于转变过程，即通过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不断扩大城镇化带来的国内需求，实现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三个方面的转变。而未来五年，要逐渐形成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创新驱动的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然而，在当前我国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仍然突出的背景下，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之间，应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实现途径。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质上应是资源利用方式转变。

从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一方面，经济自由化不能普遍引领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y)和“幼稚地区”在发展初期往往离不开政府引导和扶持。同时，欠发达地区产业弱、积累少，消费和出口规模小，难以承担大幅度拉动经济发展的重任，政府引导下的投资扩张仍是发展主要驱动力，因此推进普遍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加快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同样不可逾越投资驱动阶段，关键是要明确投资主体是谁、投资利益分享格局怎样，促进资源利用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本地产业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从利益分配和制度建设上实现转变。

三、西部地区资源利用方式转变的“三化”路径

西部地区资源利用方式转变必须要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两个层面入手，认识上从传统的资源价值观向资源财富观转变，指导理论上从输出基础理论向资源基础理论转变，产业导向上从资源开发向“资源有偿服务”转变。相应地，转变自然资源开发方式，必须走综合化开发、产业化开发、有偿化开发的道路(见图2)。

图2　三个转化与“三化”路径

(一)综合化开发:从资源价值观向资源财富观转变

什么是资源?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具有不同的认识。以配第、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将土地、人口、矿产资源等自然因素视为创造国民财富的重要基石。19世纪中后期，古典经济学逐渐演化为以研究既定社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资源的概念也仅指抽象意义上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发展经济学从资源利用的现实问题出发，认为“资源诅咒”是导致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慢于资源贫乏地区的重要原因。从以上理论观点来看，无论是支持资源对经济发展“利好”，还是认为资源对经济发展“利空”，都是将资源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发展的投入要素，忽略了资源作为联系自然环境系统与人类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物质流的巨大作用。

金碚(2008)从工业化的角度重新解读了资源，指出“地球上原本并没有天生的‘资源’，只是相对于人类生产活动特别是工业生产活动来说，才有了所谓的‘资源’……反过来也可以说，地球上的物质其实本身并没有‘资源’和‘废物’之别，只要工业足够发达，所有的‘废物’都可以成为‘资源’……所以，人类所面临的资源问题，实质上是工业技术路线、资源路线和工业发达水平的问题”。^[2]

因此，只有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才能使得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我们必须摒弃传统的粗放利用方式，加大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力度。当然，这也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要从使用价值上加强综合利用，突破自然资源综合利用的技术难关，深入推进“废物”再利用，争取对自然资源的物理、化学性能“吃干榨干”;二是要从价值上加强综合利用，加强自然资源的资本化经营，完善相关产权市场和资本市场建设，全面反映自然资源的成本价格、生态价格、资本价格等。

(二)产业化开发:从输出基础向资源基础转变

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走输出产品换回资金的发展道路，大力发展输出部门带动、提升非输出部门，由于产品质量、生产效率、技术力量、人才储备等诸多因素，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单一，输出部门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与输出领域，形成“资源输出—短期繁荣—资源输出部门再投资—其他新兴产业挤出—资金流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即使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共识的今天，西部地区仍然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输出基础理论来开发利用资源，造成“输出财富、留下贫穷，输出资源、留下污染”的局面，也制约了资源型产业链的延伸发展，形成围绕“中心”的边缘型经济结构。

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 based theory)是继产业定位理论之后在战略管理领域发展起来的新兴理论，它从组织自身独特的因素出发，分析竞争优势的获取方法。应用于区域竞争优势的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区域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由于区情不同，区域拥有的资源各不相同，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决定了区域竞争力的差异。区域应以“资源”为战略决策的思考逻辑中心和出发点，以“资源”联结区域的竞争优势与成长优势(见图3)。

图3　资源丰富型贫困县域经济竞争优势的获取

从地域特征和资源禀赋来看，西部地区是资源富集区，往往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水能资源和特色的生物资源、旅游资源，具有不可比拟的资源竞争优势。按照资源基础理论，西部地区在科学合理开发资源、实施补偿的过程中，要认识到以下两点:

1．资源能力的核心是资源组织能力。从传统的资源供求视角来看，对资源产品的需求具有普遍性、分散性、竞争性;而资源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具有明显的垄断性，宏观上体现为地区性垄断、全国性行业垄断甚至全球性垄断。但是，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虽然相对于资源产品生产和供应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资源的分布是分散和竞争的(除了举世罕见的资源)，但是当地资源的开发权益却是垄断竞争乃至全面垄断的。因此，组织整合资源的开发权益是西部地区提高资源组织能力，更好地实现资源价值的关键所在。

2．只有能够大规模利用的物质才是“资源”，同时这些资源又因为持续大量的需求而变得稀缺。西部地区资源利用，要从稀缺的需求原因入手，正确辨析区外需求和区内需求，区外需求使得资源一旦被输出就进入了另外的经济系统循环，难以为地区经济发展作更多的贡献，而区内需求既可以延伸当地产业链，又可以促进产业成长、升级，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需求。依据区外需求和区内需求的特征，西部地区要重新审视资源价值体系、重新构建资源供应体系，继续开发利用主要满足区外需求的各类资源，同时要更加重视主要满足区内需求的资源，要加快释放这类资源的生产力。

因此，转变自然资源开发方式，必须摒弃廉价转卖自然资源的方式，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深入推进自然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就地拓展产业链，将更多的价值增值环节留在资源地，反哺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与民生发展保障。

(三)有偿化开发:从掠夺开发向有偿服务转变

资源有偿化开发强调对资源的保护式开发、共享式开发，即让资源开发的获益者、生态环境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让由于资源开发利益受损者或生态环境保护者得到补偿。其核心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协调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实质是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对相关经济主体进行补偿，特别强调不能无偿的、不计代价的、不计成本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充分考虑到环境成本、资源浪费的成本、因资源开发而利益受到损害的居民的成本等。建立自然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有偿化开发，是自然资源综合化开发、产业化开发切实取得成效的有力保障。

政府主导和市场推进是顺利实施资源有偿化开发的“双轮”驱动。其目的是体现资源开发的真实成本，纠正外部性下资源价值低估的不合理现象。其中，政府主导主要是在资源开发的直接开发成本的基础上，以税费和补偿基金的形式收取相当于社会成本部分的价值，并将其应用于环境修复和社会再分配;市场推进主要是建立产权市场和资本市场，通过公开市场交易和定价机制，在直接开发成本的基础上，再加上相当于社会成本部分的产权交易成本，直接将这部分价值返还给资源的供给者。

1．完善补偿机制。西部地区完善自然资源开发补偿机制，不仅要补偿自然生态环境的修复重建;还要确保资源地居民从中受益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包括:在自然资源开发中以土地补偿费，生态移民费等，对社区资源和居民利益损失而进行的赔偿;以农作物损失补偿，再就业工程等，对社区和社区居民可持续发展机会损失进行的补偿;鼓励社区居民到资源开发企业就业，从事运输等为资源开发企业服务，从而取得劳务性收入;免费或低价使用自然资源，让社区与社区居民共享资源开发收益;自然资源开发后当地物价上升，社区农牧民通过出售农副产品受益;矿产企业建设的道路、桥梁、水资源和生态环保项目与社区共享;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对社区居民的专项补贴增加收益。^[3]

2．完善价格机制。西部地区完善自然资源价格机制，重点是获取资源定价权，这也是资源利用方式转变的核心目标之一。目前国际上对自然资源的定价机制主要有四种:资源供给竞争定价、双边垄断定价、资源价挂钩定价、监管定价。而获取资源定价权的过程，一般是以无序开发、低价竞争为特征的自由竞争阶段，以资源立法、国有化为基础的国家垄断阶段，以产权市场、资产证券化为纽带的指数阶段。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开发已经过了自由竞争阶段，随着山西、内蒙古、云南、甘肃、四川等省相继开展对煤炭、有色金属、稀土等优势自然资源的整合，逐渐收拢自然资源的供给，提高价格控制能力，西部地区现已迈入自然资源定价的国家垄断阶段。展望今后几年，价格改革的趋势是纠正非经济手段对自然资源定价机制的扭曲，通过培育具有完全市场能力的市场主体，构建以资源权市场、资源资本市场、资源中介市场、资源开发企业、资源技术服务市场为框架的、^[4]较为完善的产权市场:一是在资源地发展资源权市场，主营资源勘探权、开发权转让活动;二是在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建立类似于温哥华股票交易所、主要为自然资源勘查提供资本的证券交易市场，以及专为资源开发筹资或面向资源开发筹资的银行;三是发展风险投资、地质咨询、储量认定、资源资产评估、资源法律咨询、资源项目财务评估与审计等中介服务市场;四是整合现有的资源开发企业，形成以央企为龙头、大型民企为补充的开发主体格局;五是培育从事自然资源勘查、工程施工、数据处理、可行性研究、开发运营的各类技术性企业和管理企业。最终建立起以资源价格指数为工具、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注释】

[1]史清琪:《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北京:地质出版社，2005年。

[2]金碚:《中国工业化的资源路线与资源供求》，载《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2期。

[3]单纬东:《基于资源理论的贫困县域经济竞争优势的获取》，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4期。

[4]世界银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项目课题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开发社区受益机制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