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_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工业经济研究所卷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1]

陈佳贵　黄群慧　钟宏武

评价中国工业进程，认识中国工业化的特征，无疑是理解“中国经验”经济内涵的核心要求。近年来，出现了大量有关中国工业化整体进程的研究文献，如郭克莎（2004）、吕政（2003）等人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把握中国整体国情具有重要的价值。我们的一份基于对中国整体工业化进程的分析表明，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农业经济大国发展成为工业经济大国（陈佳贵、黄群慧，2005）。但是，中国幅员广阔，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仅从整体层面分析评价工业化，难以揭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区域结构特征、反映各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差异，从而不能够深层次分析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虽然也有一些从地区角度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分析评价的文献，例如袁志刚、范剑勇（2003），但往往是基于某些方面指标（如就业结构），或者是针对某些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等）的工业化进程的分析评价。本文旨在基于最新的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等多方面对我国大陆所有省级区域的工业化水平进行评价，判断我国各地区工业化所处的阶段，辨析出我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区域分布特征，从而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入研究提供基准性参考。

一、评价指标与研究路径

经典的工业化理论认为，工业化是一国（或地区）随着工业发展、人均收入和经济结构发生连续变化的过程，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换是工业化推进的主要标志。具体而言，工业化主要表现为：①国民收入中制造业活动所占比例逐步提高，乃至占主导地位；②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技术含量不断提高；③在制造业部门就业的劳动人口比例也有增加的趋势；④城市这一工业发展的主要载体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率不断提高；⑤在上述指标增长的同时，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约翰·伊特韦尔等，1996；库兹涅茨，1999）。根据经典工业化理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一般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等方面来进行。

考虑到指标的代表性、可行性及可比性，本文选择了以下指标来构造地区工业化水平的评价体系：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选择人均GDP为基本指标；产业结构方面，选择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为基本指标；工业结构方面，选择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的比重为基本指标；^[2]空间结构方面，选择人口城市化率为基本指标；就业结构方面，选择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基本指标。然后，再主要参照钱纳里等（1989）的划分方法，将工业化过程大体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再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估计确定了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如表1所示）。

根据上述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和相应的标志值，我们选用指标含义清晰、综合解释能力强的传统评价法（加法合成法）来构造计算反映一国或者地区工业化水平（或进程）的综合指数其中，K为国家或者地区工业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值；λ_i为单个指标的评价值；n为评价指标的个数；Wi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由层次分析法生成），再用多元统计方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对结果进行检验，具体的研究路径如下：第一，搜集数据，即搜集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具体数值，并进行整理、统一口径；第二，对选定的指标进行指标同向性和无量纲处理，得出各指标的评价值；第三，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第四，用加权合成法对各指标的评价值进行综合，得出我国整体和各省级地区的综合评价值，并对这31个省市区的工业化综合评价值进行排序；第五，用主成分分析检验综合评价结果。

表1　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

注：1964年与1996年的换算因子为6.2，是郭克莎（2004）计算；1996年与1995年、2000年、2002年、2004年的换算因子分别为0.981、1.065、1.097、1.162，是作者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BEA）提供的美国实际GDP数据推算；A、I、S分别代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钱纳里等（1989）、库兹涅茨（1999）、科迪等（1990）、郭克莎（2004）、魏后凯等（2003）等有关资料整理。

二、数据处理与权重确定

为确保各地区数据的可比性和研究的延续性，课题组主要从各类官方统计年鉴中收集地区工业化数据（2004年采用的是最新公布的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对于不能直接获取的数据（主要是城市化率指标），将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并根据经验事实进行修正。此外，如何将人均GDP换算为美元，学术界还存在争议，目前比较通用的换算方法有汇率法、购买力平价法（PPP）、大国贸易法、汇率—平价法等，上述方法各有利弊。^[3]经过比较，我们选择了既有一定可比性，又有一定完整性的汇率—平价法（将汇率法与购买力平价法结合，取其平均值）对中国各地区的人均GDP进行折算（表2给出了2004年各项指标的原始数值）。^[4]

表2　各地区和31个省市区的工业化原始数据（2004）

续表

注：①各地GDP均为最新的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天津、山东、广东、四川等省市的人均GDP是各地在第一次经济普查公报中提供的数据，其他省市区的人均GDP是作者根据各地GDP和年底人口数计算。人民币直接汇率为2004年人民币基准汇价累计平均值8.28，ppp平价折算比率为1.92（根据世界银行测算数据推算）。②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为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③工业结构指标根据2003年数据计算。④除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外，各地区人口城镇化率均来自2004年各省市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天津、上海的数据是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根据该地区非农人口比重的增长速度进行调整；广东省数据是根据《广东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评价指标》推算，该指标提出2010年城镇化水平达到65%，2000年的城镇化率为55%，2004年的城镇化率水平取二者的中位值为60%。⑤由于第一次经济普查未统计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本文中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抽样统计的）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第一次经济普查统计的）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第一次经济普查统计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由于第一次经济普查得到的二三产业就业总人数要少于抽样统计得到的二三产业就业总人数，因此，这种计算方法会导致绝大部分地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提高，部分落后地区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甚至会大幅上升，与2002年相比，该指标的工业化水平可能会有所倒退，但对地区工业化的整体综合评价没有大的影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全国及各地第一次经济普查公报；《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4）》；世界银行网站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GDP_PPP.pdf

为了准确反映工业化各个阶段的特征，本文选择阶段阈值法进行指标的无量纲化，^[5]阶段阈值法的公式为：

式中，i代表第i个地区，k代表第k个指标，λ_ik为i地区k指标的评测值，j_ik为该地区k指标所处的阶段（1～5），j_ik的取值区间为1，2，3，4，5，如果j_ik＝5，则λ_ik＝100（即i地区的k指标已经达到后工业化阶段的标准），如果j_ik＝1，则λ_ik＝0（即i地区的k指标还处于前工业化阶段），X_ik为i地区的k指标的实际值，max_kj为k指标在j阶段的最大参考值，min_kj为k指标在j阶段的最小参考值，λ_ik∈［0,100］。

阶段性阈值法的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首先确定某一地区某一指标所处的工业化阶段。

（2）如果该指标实际值处于第1阶段，则最后得分为0（从该指标来看，该地区还未进入工业化阶段）。

（3）如果该指标实际值处于第5阶段，则最后得分为100（从该指标来看，该地区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4）如果该指标处于第2，3，4阶段，则最后得分＝阶段基础值（分别为0，33，66）＋（实际值－该阶段最小临界值）/（该阶段最大临界值－该阶段最小临界值）。^[6]

（5）对该地区所有指标进行（1）～（4）的处理。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地区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标的权重，^[7]最后得到各个指标相应的权重为：人均GDP为36%，产业产值结构为22%，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为22%，人口城镇化率为12%，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8%，也就是说，对衡量地区工业化而言，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性>经济结构的重要性＝工业结构的重要性>空间结构的重要性>就业结构的重要性。

三、评价结果及其检验

根据上述综合评价方法，可以分别计算出我国全国以及所有的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化地区综合得分，这就是我们构造的国家或地区工业化进程（或者水平）的综合指数。通过国家或者地区工业化综合指数的计算，可以判断国家和各个地区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如表3所示，为1995年、2000年、2002年和2004年四个年份的我国地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和所处阶段。在表3中，我们用“一”表示前工业化阶段（综合指数为0），“二”表示工业化初期（综合指数值大于0小于33），“三”表示工业化中期（综合指数值为大于等于33，小于66），“四”表示工业化后期（综合指数值为大于等于66小于等于99），“五”表示后工业化阶段（综合指数值为大于等于100）；“（Ⅰ）”表示前半阶段（综合指数值未超过该阶段的中间值），“（Ⅱ）”表示后半阶段（综合指数值超过该阶段中间值）；“二（Ⅰ）”就表示该地区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

表3　地区工业化进程：指数与阶段（1995/2000/2002/2004）

续表

由于加法合成法不可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和指标间信息重复的问题，因此有必要运用其他方法对上述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合理性和可靠性进行检验。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再次对2004年31个省市区的工业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其地区工业化水平排名结果除了云南省外，与加成合成法的排名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认为综合评价结果基本能通过检验，是可置信的评价结果。^[8]

四、结果分析：地区工业化的特征

（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地区结构特征

在2004年这个时间截面上，中国工业化进程体现在不同地区上差异很大，总体上形成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型结构，并有向橄榄型形状演变的趋势。

如表4所示，2004年中国的工业化综合指数上升到42，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四大经济板块中，东部地区工业化综合指数为72，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东北地区工业化综合指数为41，处于工业化中期，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分别为24和20，整体处于工业化前期的后半阶段，四大区域的工业化水平差距巨大，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任务十分艰巨。从具体省份看，绝大部分工业化先进省市区属于东部，2004年工业化排序前10位的省市区是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福建、山西，除了山西属于中部、辽宁属于东北外，其余8个省市均属于东部；绝大部分工业化落后地区属于中西部，2004年工业化排序后10位的省市区是湖南、河南、甘肃、江西、安徽、四川、海南、广西、贵州、西藏，其中，海南属于东部，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属于中部，其余5省市区属于西部。而且，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工业化水平差距非常大。到2004年，上海、北京等2个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8.4%、人口占全国的2.5%、土地面积占全国的0.2%；^[9]天津等4省市处于工业化后期，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29.0%、人口占全国的16.6%、土地面积占全国的4.1%；^[10]山东等7个省市处于工业化中期，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29.3%、人口占全国的25.9%、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4.7%；内蒙古等17个省市区处于工业化前期，经济总量占全国的34.2%、人口占全国的54.7%、土地面积占全国的68.2%；西藏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可以说，从地区工业化进程看，到2004年这一个时间截面，我国大陆版图内包括了工业化进程的所有阶段，地区工业化进程的落差巨大，不仅有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上海、北京，还有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西藏。如果在一年内人们有机会从西部到东部游历中国各个地区，就可以体验到往往需要上百年时间演进的整个工业化历程。

表4　中国各地区工业化阶段的比较（2004）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相应的工业化综合指数。

如表5所示，从历史演变过程来看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地区结构特征。199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地区结构是倒扣的碟状，30个省市区中，24个处于工业化前期，3个处于工业化中期，只有3个地区攀升到了工业化后期。从2000、2002年这两个时间截面来看，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地区逐渐减少，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的地区逐渐增加。到2004年，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地区结构演变为典型的金字塔型，工业化初期的地区减少到17个（金字塔塔基），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地区分别为7个和4个（塔身），有2个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塔尖）。当前这个金字塔型结构并不会长期保持，因为塔基部分的17个省市区中有15个处于工业化前期的后半阶段，按目前的发展速度，5年以内，其中大部分省市区就将进入工业化中期，届时，中国绝大部分省市区将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后期，现在的金字塔型结构将转变成橄榄型结构。

表5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地区结构特征（1995～2004）

（二）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速度特征

1995～2004的10年中，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在加速工业化，但东部地区的加速度要远远大于其他地区，中国地区之间工业化进程的差距继续加大。

如表6所示，虽然各地区增长速度有快有慢，但四大经济板块和绝大部分省市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都在持续提高。^[11]如果将各地区2000～2004年工业化平均速度与1995～2000年工业化平均速度相比较，也可以看出四大经济板块和绝大部分省市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都在加速增长，^[12]这说明10年中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都在加速工业化。但是，各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度不同。在四大经济板块中，工业化速度最快的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31个省市区中，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前10位是：浙江（4.8）、广东（4.7）、江苏（4.3）、山东（3.4）、内蒙古（3.1）、福建（2.9）、吉林（2.7）、天津（2.3）、宁夏（2.3）、河北（2.2）、湖南（2.2）。^[13]这表明，近10年来，虽然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但与先进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进一步扩大。如表7所示，1995年工业化排名前10位的省市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平均指数为45，排名后10位的省市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平均指数为4，相差41点。到了2004年，排名前10位的省市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增加了26点，上升到71，后10位的省市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仅仅上升了12点，二者的差距扩大到55点。这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缩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是任重而道远的，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缩小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的差距阶段，在该阶段，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继续扩大，但扩大的程度会逐步降低；第二阶段是东西部地区同速增长阶段，该阶段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会保持不变，不会继续扩大；第三阶段是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超过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该阶段才是真正的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的过程。

表6　中国各地区的工业化速度（1995～2004）

表7　工业化进程中的地区差距（1995～2004）

（三）中国工业化的阶段性表征

1995～2004年，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1995～2000年，产业结构变化是另一个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主要表现，2000年以后，工业结构升级代替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大部分地区工业化推进的主要表现。^[14]

表8反映的是各个工业化指标指数对全国工业化综合指数增长的贡献度。分析该表可以发现，1995～2004年，全国工业化综合指数累计增长了24.6点，其中，人均GDP指标指数的增长贡献作用最大，其后依次为工业结构、三次产业产值比、城市化率，而产业就业比的贡献率是负值。^[15]也就是说，10年来中国工业化进程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工业结构、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不断优化，而城市化进程、产业就业结构优化相对缓慢。^[16]东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各个指标的发展相对均衡，尤其表现为人均收入、产业产值结构和工业结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东北地区工业化进程主要表现在人均收入增长、产业产值结构优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但东北地区采掘业比重过大，制造业比重较低，工业结构不尽理想，而且近年来工业企业减员增效，吸纳新增就业人口严重不足，导致产业就业指标明显下滑。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均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和农业产值比重的下降，但其制造业比重的提高并不明显，城市化进程缓慢，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仍然较高。

表8　各指标对地区工业化综合指数增长的贡献度（1995～2004）

如果将近10年划分为1995～2000年、2000～2004年两个阶段，就会发现：1995～2000年，对全国工业化贡献最大的两个因素分别是人均GDP的增长和产业产值结构的调整；而2000～2004年，工业结构升级取代产业结构调整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从四大经济板块来看，2000年以后，各地区人均收入仍在持续增长，第二产业产值增加幅度开始减缓，而工业结构优化调整加速，城市化进程加快，成为了这一阶段各地区工业化的主要表征。可以预见在下一阶段，城市化、人口就业结构调整将成为我国地区工业化的主要动力。

五、结语

本文基于经典工业化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构建出一套可行、可比的地区工业化综合评价体系，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等多方面评价我国地区工业化水平，并运用1995年、2000年、2002年国家统计数据，以及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对中国大陆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板块和31个省市区的工业化进程和结构特征做了一些全方位、长时段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是依赖大量数据的实证性研究，数据资料的可获取性和可靠性与数据处理方法和工具的先进性、有效性都直接决定我们研究的质量。虽然在数据的收集过程中，研究者已经最大限度地多方求证，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也选用了多种方法对结果进行相互验证，但是，错漏仍不可避免，但作者可以确保这些瑕疵不会导致整体判断上的任何大的谬误。

参考文献：

［1］陈佳贵、黄群慧：《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2］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地区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

［3］高校财经数据库http://www.bjinfobank.com/

［4］郭克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5］黄群慧：《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问题分析》，《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

［6］吕政、郭克莎、张其仔：《论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1期。

［7］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8］世界银行在线数据库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9］魏后凯等：《中国西部工业化与软环境建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10］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99年。

［11］袁志刚、范剑勇：《1978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地区差异分析》，《管理世界》第7期。

［12］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大词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

［13］约翰·科迪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

［14］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3、2001、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

［1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4、2003、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

［16］中国经济统计数据查询与辅助决策系统http://data.cei.gov.cnBasile，R.，et al.，2001，Regional Inequalities and Cohesion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SAE Rome.

（原载《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注释】

[1]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工业现代化的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中国地区”是指中国大陆所有省级区域，没有包括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2]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主持的一项研究中，约翰·科迪等（1990）学者提出一种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标准，即根据制造业增加值在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值额中所占的份额（简称为科迪指标），把工业化水平分为非工业化（20%以下）、正在工业化（20%～40%）、半工业化（40%～60%），工业化（60%以上）4类。其中制造业是工业的主体部分（工业还包括采掘业和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等行业），总商品生产增加值额（农业、渔业、林业；矿产业；制造业；电力及其他公用事业；建筑业）大体上相当于物质生产部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增加值。

[3]用汇率法计算有弱化市场代程度低的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倾向，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也不完美，有强化弱国的嫌疑。

[4]为了动态反映我国工业化进程，本文除了计算2004年的工业化指数反映我国工业化的最新进展以外，还计算了1995、2000、2002年度的工业化指数。但受篇幅限制，本文这里未列出1995、2000、2002年度的原始数据，需要这些数据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应该说明的是，由于各地区的GDP历史数据修订工作尚未完成，因此计算1995、2000、2002等年度工业化指数时，其原始数据仍沿用各年度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年报的数据，未根据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进行调整。但我们认为，这对工业化进程的趋势性特征的判断并没有构成根本的影响。

[5]阶段阈值法的基本假设是在同一工业化阶段内，某一指标反映的工业化进程与指标变化之间是线性对应关系，当然，这只是一种近似逼近的方法。

[6]各指标在不同阶段的最大/小参考值参见表1。

[7]这里省略具体的应用层次法确定具体各个指标权重的过程，如读者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8]这里省略了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评价的具体过程，如读者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9]按照世界银行的衡量标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是公认的从发展中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标志线，或者说是实现了工业化、成为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标准。而且，日本人均GDP是在1984年超过了1万美元，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人均GDP分别是在1987年、1989年、1992年和1995年超过了1万美元。如果按照汇率—平价法折算，上海在2000年、北京在2004年基本达到了1万美元的标准线。如果我们不考虑美元币值的变化，可以说，上海比日本晚16年、比中国香港地区晚13年、比新加坡晚11年、比中国台湾地区晚8年、比韩国晚5年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发达地区行列；北京比日本晚20年、比中国香港地区晚17年、比新加坡晚15年、比中国台湾地区晚12年、比韩国晚9年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发达地区。或者说，上海在2000年、北京在2004年都已经达到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四小龙”的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水平。近些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四小龙”的经济受到影响，到2005年，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25176美元、24581美元、14649美元和13926美元，如果按照汇率—平价法折算，现在上海与北京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接近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水平。

[10]广东、江苏、浙江等我国这些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地区，虽然人均生产总值相对较低，但已经有了很大的经济总量，达到或者超过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GDP总量。如，2005年广东省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1701.3亿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折算为2648.4亿美元，超过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的经济总量。

[11]只有甘肃省、山西省、云南省的2000年得分低于1995年得分。

[12]其中，湖北和黑龙江两省为减速。上海、北京先后实现工业化，本研究所使用阶段性阈值法标准化无法衡量其在后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增长，故这两个城市不参与计算，重庆1995年数据不可得，不参与计算。

[13]括号中的数字为1995～2004年工业化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

[14]此处的工业结构升级主要是指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份额的提升，也就是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发展的趋势。

[15]需要说明的是，产业就业比对工业化增长的贡献率为负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次经济普查中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总人数比抽样调查数减少了9048.2万人，而第一次经济普查又未涉及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不做调整，在三大产业就业人口总人数中的占比相应提高，使大部分地区的产业就业指标均有所后退。

[16]从我们的计算中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内城市化率对工业化综合指数的贡献2000～2004年以后要比1995～2000年低7个百分点，这表明，虽然从城市化率指标看1995～2000年的城市化率速度（1995年为29%，2000年为36.2%，年均增长约1.4%）与2000～2004年的城市化率速度（2000年为36.2%，2004年为41.8%，年均增长也是1.4%）大致相当，但是由于人均GDP等其他指标的增长速度更快，人口城市化率的贡献份额却明显下降了。因为这里各个指标对工业化综合指数的贡献份额是一个相对指标，所以这种下降与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近些年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并不矛盾。实际上，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的协调发展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关该问题最新的具体分析可参阅我们的另一项研究（黄群慧，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