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

第二节　宗教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

一、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科学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知识萌发于人类早期的社会实践，古代文明已包含许多近代科学得以发展的因素。由于人类社会实践和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古代的科学知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一直附属于在思维方式上尚未摆脱想象性和猜测性的自然哲学体系，甚至寄生于宗教神话中。在中世纪，科学成了神学的分支。科学与宗教的历史混合状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逐步解体，科学从自然哲学体系和宗教神话中分化出来，成为实证性的科学。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一书的出版，是近代科学与宗教世界观彻底决裂的第一次宣告。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科学与宗教走上了公开冲突的道路。

科学与宗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科学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反对用超自然的原因和力量去证明任何自然现象及其发展过程。宗教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相信超自然的上帝和神灵主宰世界。宗教的本质决定它否认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和规律。对超自然力量的肯定和否定，决定了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在认识方法上，宗教与科学也是根本不同的。自然科学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去认识事物的各种联系并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宗教认识其信仰对象的基本方法是信仰主义，依靠超经验、超理性的启示或神秘主义的直觉。在社会作用方面，宗教与科学也是大相径庭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把科学看做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虽然宗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通过宗教运动对社会发展起过特殊的推动作用，但一般说来，宗教在历史发展中是一种保守的因素。因为宗教往往把现存的社会制度当成神意的体现，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历史上，科学在每一个领域取得的任何重大成就，都意味着在这个领域内自然规律的发现和对超自然力量的否定，意味着把神秘的作用和无知的影响从这个领域中清除出去。17世纪以来，近代实验科学所开始的从自然界各个领域中清除上帝的主宰作用的进程势不可挡。从17世纪到19世纪，由笛卡儿、康德、拉普拉斯、达尔文所代表的进化理论在天体物理学、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与上帝创世信仰直接对抗的天体演化说、地质发展观和生物进化论。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导致对自然规律更完善的表述。如现代物理学为经典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找到了它们各自适用的条件和范围，把研究高速运动的相对论，研究常规运动的经典力学和研究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有机地统一起来，进一步证明了神学世界观的臆测成分。自然规律的新发现，自然科学的新进展，总是必然地导致对宗教的进一步认识。

二、宗教与迷信的关系

迷信泛指对人或事物的盲目信仰或崇拜。在我国历史上长期活动的卜筮、相术、风水、算命、拆字、招魂、圆梦等大多产生或流行于封建社会，习惯上称为封建迷信。宗教信仰与迷信从认识论上的确有共同之处，它们都相信和崇拜神灵或超自然力量。但是迷信不属于宗教范畴，其区别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宗教在适应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和与此种信仰相适应的宗教理论、教义教规，有严格的宗教仪式，有相对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有严密的宗教组织和宗教制度。而迷信既没有共同一致的崇拜物，也没有既定的宗旨、规定或仪式，也不会有共同的活动场所。迷信的对象可能是神仙鬼怪，也可能是山川树木。迷信一般是指神汉、巫婆和迷信职业者以巫术所进行的看相、算命、卜卦、抽签、拆字、圆梦、降仙、看风水等活动，群众去看相只是为了预卜前途命运，并不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世界观;迷信职业者不过是利用这些活动骗人钱财，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第二，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宗教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人类的各种思想文化，与政治、哲学、法律、文化(包括文学、诗歌、建筑、艺术、绘画、雕塑、音乐、道德等)意识形态相互渗透、相互包容，成为世界丰富文化的成分，迷信不具有这些特点。

第三，宗教有依法成立的社会组织，依法进行管理，开展规范的宗教活动。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宗教组织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都受到保护。国家宗教政策鼓励宗教发扬各自的优良传统和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迷信只是少数迷信职业者图财害命的骗术，某些迷信组织更是藏污纳垢、残害群众，甚至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三、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宗教把万物的起源归因于神，自然把政治的起源也归因于神，因而导致以宗教为政治的支柱，把政治权力神圣化。马克思主义否定政治起源于神，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原始社会，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几乎浑然一体，表现为宗教与政治高度结合的神权政治。在阶级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其他形式和上层建筑的其他部门日益分离，与政治的界限也日益明显。这是因为，宗教既是观念性上层建筑，又是体制性上层建筑，既可作为思想观念去影响群众，又可作为社会组织去统辖群众，从而容易为社会政治斗争的各方利用。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巩固自己的统治秩序，采取的主要形式有:把某一宗教定为全民性信仰的宗教，使其成为国教。国教在封建国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的思想原则。宗教为统治阶级利用的另一形式是政教合一。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权合一的政治现象。在封建社会，各封建国家用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很普遍。资产阶级革命后，政教合一现象开始减少，但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中国西藏地区就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阶级对宗教的利用是把宗教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以巩固统治为目的。

在一些时候，宗教也为被统治阶级服务。在宗教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中，被统治阶级的政治运动往往借用宗教观念，运用宗教语言，使政治运动披上宗教外衣，才能动员和组织民众。所以，“异端邪说”常常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发展为以下层群众为主体的宗教运动。在基督教世界，异端运动往往通过宗教形式，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奴隶、农民、平民或市民的社会政治要求，成为下层民众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重要形式。

四、宗教与民族的关系

1.对宗教与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

在古代宗教与民族发展中，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两者之间存有一定的关联。宗教会“在每个民族那里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条件而独特地发展起来”，从而形成宗教与民族的密切联系。不过，宗教并不完全等同于民族，两者之间仍有明显的区别。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区别已颇为突出。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宗教或民族各自与其存在社会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并从根本上受其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马克思明确提出，要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并且认为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的狭隘性。

2.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处理宗教与民族问题的基本策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宗教与民族问题时，始终坚持民族、宗教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始终将其置于社会发展与社会革命的大框架中来解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对宗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权;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赞成把宗教信仰上的分歧夸大，反对把宗教问题提到不应有的首要地位。宗教问题的解读与宗教问题相关策略的制定，始终应当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任务。

作为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中国不是以某种宗教为国教或主导宗教。中国的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不仅仅是认识层面上的问题，还有实践层面上的政策和策略问题。

①中国共产党在率领红军长征，经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时，已经在内部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要求。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的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195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这份文件中，对中国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这“五性”的概括，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民族、宗教的深刻体悟，并以此为基点制定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处理宗教与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文件突出强调，在几乎是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不仅是个人信仰问题，而且是整个民族问题不可分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尊重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就能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反之，则会被动。

②宗教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进一步强调，特别是在1992年1月14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在分析民族问题复杂性的五点原因时，将宗教问题作为其中一个方面。1993年11月7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民族、宗教无小事”。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民族和宗教问题。2005年5月27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民族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也会影响民族关系。”

宗教与民族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看待和处理宗教与民族关系问题时，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形成一套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基础的政策和策略，坚持分清是非，既强调宗教与民族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又强调坚持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原则;对不同性质的问题，按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