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污染与多边合作

2.2.2　越界污染与多边合作

如何通过合作联盟的方式控制越界污染的问题在研究中主要分为两个问题：第一，联盟的规模；第二，联盟的拓展。

2.2.2.1　合作联盟的规模

以往文献的一部分以合作博弈理论为基础，证明大规模的稳定联盟是可以存在的（Chander and Tulkens，1995，1997；Tulkens，1998；Uzawa，1997），另外一部分文献则采用不合作博弈理论的分析框架，得出只有小联盟才是稳定的结论（Barrett，1994；Carraro and Siniscalco，1993）。研究表明，如果不合作博弈允许重复博弈并且假定国家是有远见的、足以预见搭便车行为的后果，那么大的稳定联盟也可能存在（Ecchia and Mariotti，1998a，1998b）。

Barrett（1994）用不同的分析框架得出了相反的答案。Barrett假定：国家是同质的（对称性假定），成本函数独立于他国的排放（独立性假定）；关于收益函数是充分信息的；削减水平可以观察。他采用不合作静态博弈的分析框架得出只有小联盟才是稳定联盟的结论。Barrett通过特定的成本函数和收益函数来模拟博弈结果，指出环境协议签约国的数目取决于边际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比率。如果这个比率大，自我实施的联盟只有少数成员参加，反之则反是。小稳定联盟的结论是非常强的，因为许多研究证明了这一点（Hoel，1991；Carro and Siniscalco，1993；Botteon and Carraro，1998）。如果放松国家对称性的假定，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

有意思的是，如果将国际环境协议的形成过程看成重复博弈进行考察时，我们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无限重复博弈下，我们可以预期可信惩罚的增加将会增加签约国的数量。但是，Barrett证明保证充分合作结果的国家数量存在上限。这个上限只有当联盟不合作与充分合作的得益差值较小的时候才是高的。如果差值很大，只有少数国家才能支持充分合作的结果。这些结论与静态框架推出的结论类似，证明了令人失望的结果。Barrett将蒙特利尔协议作为支持其研究的例子：尽管近140个国家加入了该协议，但是对每个国家来说净收益是小的。

Farell和Maskin（1989）采用无限重复博弈，得出的结论与Barrett（1994）类似，即使可以从合作中获得较大的潜在收益，环境协议总是存在稳定性问题。Hoel（1992）也同意这个结论，他采用数字模拟进行计算，认为小数目国家才会组成稳定联盟。同样，Finus和Rundshagen（1998）发现，当国家存在不对称问题时，部分国家组成的子联盟或许比所有国家加入的大联盟更有效率。

大量国际环境协议的存在和大量签约国家的现实是Jeppesen 和Anderson（1998）研究工作的起因。为了解释国际环境协议的大量参与国现象，他们拓展了Barrett（1994）所开发的模型，采用Rabin（1993）将非物质收益纳入对局人支付的分析方法。不参与协议的国家因不合作而导致的损失被纳入博弈收益的计算当中。当参与国越多时，不参加协议的损失就越大。在这个分析框架下，联盟的规模取决于特定损失函数的函数形式。加入损失函数以后，一些原本稳定的联盟分裂了，一些原本不稳定的联盟则实现了充分合作。这时稳定联盟的规模取决于不参与联盟的非物质损失被赋予的权重。

Heal（1994）指出，如果放松独立性假定和存在固定的削减成本，那么因为有合作的激励，国家可能从囚徒困境中摆脱出来。该分析引入了最小关键联盟的概念来界定联盟稳定性。没有单边支付的最小关键联盟被定义为个别成员的收益最少等于其成本的联盟。采用最小联盟概念和简化的两国模型，Heal指出，当放松独立性假定时（即当一国的削减与成本函数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行动时），国家有更大的激励加入和维持联盟。Heal认为放松假定更加现实：第一，一个国家增加其污染削减量将影响其他国家从削污中获得的边际净收益；第二，一个国家的边际削污成本随着其他国家的削减行动而降低。这些强化效应导致更高水平的污染削减并限制了搭便车问题。

Ecchia和Mariotti（1998a，1998b）发现，理论上小数目国家才能达成自我实施的协议与大数目国家参与环境协议的现实相矛盾，他们拓展了自我实施的环境协议的基础模型。他们界定了自我实施协议的基本模型中的两个问题。在基本模型中，国家被假定为是急功近利的行动者，在决策时忽视其他国家的反应。如果国家实际上是具有远见的，那么他们可以预测到其他国家对其决策的反应，并将这种反应纳入决策范围。第二个问题是基础模型不允许其他联盟形成，允许联盟外的国家集体行动同样破坏了稳定性条件。Ecchia和Mariotti将上述两个因素纳入静态模型，重新界定了自我实施的国际环境协议。研究引入了“联盟策略”这个概念，以及以这个概念为基础的“联盟均衡”，即联盟策略的一种子博弈完美均衡。将远见纳入模型意味着每个联盟考虑其行动的所有后果。Ecchia和Mariotti采用简化的例子考虑三个国家参与的模型，他们界定了博弈的四种图景。强和弱的囚徒困境中，污染是占优策略，但是在弱囚徒困境中存在子联盟合作的激励。在强和弱的斗鸡博弈中参与国有较强的合作激励。四种类型的分析表明，完全不合作是不可能的，充分联盟是可能的。结论给我们的启发是，当远见使国家认识到搭便车所触发的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具有可信度时，国家选择合作。可信威胁使得充分联盟得以可能。因此如果将远见纳入模型，就能提高大规模联盟的可能性。

Enders和Finus（1998）研究了环境协议的稳定性，将环境意识作为排污总成本的一个影响因素纳入福利函数。在静态博弈分析框架下，他们证明合作总收益随着各国环境意识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大联盟的稳定性降低了，因为对弱环境意识的国家来说，纳什均衡和社会最优结果所带来的收益差值是扩大的。联盟的稳定性只有在每个参与者的环境意识有足够提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加强。

Na和Shin（1998）研究环境收益的不确定性对联盟形成的影响。他们假定每个国家总削减的边际收益是已知其概率分布的随机变量，采用三国模型和可分的收益和成本函数，Na和Shin分析了在自然揭示各国边际收益的真实值之前（事前谈判）和之后（事后谈判）的谈判结果。研究表明：事前谈判导致稳定大联盟的出现，事后谈判不能导致稳定大联盟。事前谈判意味着，当各国不知道相关信息时，他们彼此接近，但是他们确知自己的收益得失时，他们不同的利益导致合作困难。事前谈判的优势还在于节省时间，而且各国无需等待自然揭示边际收益的值，可以防止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2.2.2.2　稳定联盟的拓展

大量研究认为，仅有小联盟是稳定的，用增加或者减少污染削减水平来惩罚背离者或吸引新国家的作用有限，因此有必要研究拓展初始稳定联盟的其他措施。文献中所考虑的措施用于通过转移支付和事务关联增加参与激励或者通过惩罚减少欺骗。

国际越界污染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缺乏无超国家权威，国家之间的自愿协议就非常必要，协议的主要困难是搭便车风险，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排污削减至有效水平可能给一些国家带来损失。最典型的例子是非均匀混合污染^[6]，或者是非均匀损失^[7]，在这种情况下，不补偿污染者的解决方案不可避免地违背个人理性。因此，受害者的转移支付^[8]一直是理论和经验文献中所建议的方案（Maler 1989 and　1990；Barrett，1990；Newberry，1990；Chander and Tulkens，1992，1995 and　1997；Kaitala et al.，1992；Tahvoen et al.，1993）。

转移支付可以提高联盟规模。直接转移支付不可能时，可以将环境协议和其他事务相联系以提高参与的收益。这些事务包括贸易政策、研究开发、国际债务和发展支持（Mohr和Thomas，1998），其中贸易政策和研究开发是研究的重点。Carraro和Siniscalco所考察的事务关联是研发合作。他们的模型不仅考虑了国家而且考虑企业。企业被假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国家则被假定为追求国内企业利润的总和、消费者剩余和环境质量三要素所构成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企业选择其研发支出水平和产量，需求和成本函数是给定的。国家先决定是否加入环境协议，随后决定企业的污染削减水平。假定参与环境合作的国家其研发外溢效应比不参加合作国家的研发外溢效应大。通过模拟，Carraro和Siniscalco得出结论：将环境谈判与研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环境合作协议的稳定性，签约国的数量和合作国的总福利都能因此而增加。

以往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只有小联盟是稳定的，但是可以采用大量的政策工具扩大和稳定联盟。假定存在合作行为和超国家权威，那么大联盟也可以维持。但是，在更为现实的非合作博弈假定和缺乏超国家机构的情况下，搭便车激励限制了可以自我实施的稳定联盟的规模。小联盟的成员能够承诺一些可信行为，利用从合作中获得的收益或其他政策（诸如与贸易、技术转移和债务政策相联系）向其他国家提供参与激励。

在博弈理论框架中的国际环境协议的分析非常丰富。非合作策略行为中收益率条件和稳定性条件的结合以及转移支付与事务关联在环境协议中的使用是最为重要的贡献。但是，现有分析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这主要与假定的严格性相关。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更接近现实的假定来修正现有框架，或者对国家参与环境合作的决策过程做进一步的细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