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污染与激励机制

2.2.1　越界污染与激励机制

由于越界污染牵涉到的规制主体较少，科斯谈判有可能达成合作结果，因此对控制越界污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多边环境协议上，如何建立激励机制促成合作是研究的核心问题。目前对越界污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与国之间的多边协议上，对同一国家中不同地区的越界污染问题少有论及，但其研究思路对解决同一国家中不同地区间的环境冲突是有借鉴意义的。

国际环境协议的形成和发展是近十年经济学领域里一个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该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环境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国家选择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和策略性行为，对环境协议的研究大部分都采用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1989年Maler首次将博弈论用于越界污染的分析，考察欧洲各国酸性物质沉积问题。研究结论认为，单边支付是所有国家结成联盟进行完全合作的前提，他还对各种合作形式给各国带来的净收益进行了模拟测算。

一般而言，多边环境协议的基本框架是以社会福利函数为基础的。该函数包含了消费效用、环境损失、生产利润（一般假定污染与产量正相关）和污染削减成本。社会福利函数的界定可以是国家水平也可以是全球水平，取决于所研究的具体问题。

福利函数可以采用排污指标或者削减污染指标。如果采用排污指标，福利函数等于环境收益与环境损失之间的差额，即

W_i＝B_i-D_i＝B_i（x₁，x₂，…，x_n）-D_i（x₁，x₂，…，x_n）　　　（2.1）

其中：x_i表示与国家i的产量相联系的排放；B_i表示国家i在利用环境进行生产消费所获得的收益；D_i表示由于各国污染给国家i造成的损失。如果采用的是削减污染指标，福利函数可以表示为

W_i＝B_i-C_i＝B_i（q₁，q₂，…，q_n）-C_i（q₁，q₂，…，q_n）　　　（2.2）

其中：q_i表示国家的污染削减努力；C_i表示相应的削减成本^[4]。

以往文献在设定福利函数时有很多用来简化分析的假定，假定具体取决于所研究主题的重要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假定涉及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形式。例如，国家i的收益主要与国内污染相关，即B_i（x_i），但各国从污染中所遭受的损失或者从削减污染中所获得的收益是所有国家排放量的函数。当各国的环境损失取决于所有国家的排放时，边际损失并不一定也取决于所有国家的排放。其他国家排放量对国家i的边际环境损害程度在决定国家之间合作水平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文章假定损失函数的可分离性（Separability），这意味着每个国家的边际环境损害只取决于自己的排放量而与其他国家无关，也就是说，损失函数可以表达为。另外一个常用的假定是国家对称性假设，即各国是同质的，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和福利函数。这些假定虽然不符合现实却可以使分析简化很多。

由于各国行动的相互依赖性，每个国家都会考虑其他国家的行为。国家决策过程可以作为合作博弈或者不合作博弈来考虑。当国家之间的合作被假定已经存在时，各国的决策目标在于如何最大化合作联盟所能够享有的总的净收益。相反，如果假定国家不合作，则各国的决策目标在于最大化每个国家的福利。不合作博弈由于更接近现实而在研究中使用得更为广泛^[5]。

国际环境协议的均衡状态也可能是一切照常解，即国家不参与削减行动。假定国家不考虑其排放行为造成的损失（Fankhauser and Kverndokk，1992）就能得到一切照常解。但是，当国家认识到环境损失时，它们有激励削减某一水平的污染，即使其他国家没有削污行动也可能进行削污。更低端的均衡状态可以用纳什均衡来描述，给定其他国家的选择，每个国家进行削减努力的选择，就可以导出纳什均衡。在均衡时，每个国家的边际削污成本等于自身的边际污染损失，即MD_i＝MC_i，A i。很明显，纳什均衡没有获得效率或实现成本的最小化。纳什均衡有时被称为“威胁点”，作为未能达成协议时的默认状态（Folmer et al.，1998）。

与地方性环境问题不同的是，国际多边环境问题缺乏一个超越各地方主体的权威机构来执行环境政策，因而多边环境协议应该具有自我实施的特性。自我实施的多边协议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第一，参与约束（Individual Rationality Constraint，IR），又称为个人理性约束，为了使各方参与协议，必须使协议参加者在参与治理环境的行为中获得比不参与协议时更高的收益；第二是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straint，IC），即在满足第一个条件的基础上，激励机制能够防止参与各方签约后的欺骗行为。参与方在签约后有可能降低自身污染控制上的努力，由此来降低成本并享受其他国家降低污染的成果。对一些国家来说，搭便车的激励是相当大的，从而降低了协议联盟的稳定性。因此必须探讨如何实现激励相容来保证协议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