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及其价值意蕴

全球化及其价值意蕴

当代世界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地表现为其以特定的形式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并由此向当代全球性社会中人们的活动提出了一种特殊的价值规范。深入地研究全球化的进程和特点，准确地把握住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特殊价值意蕴，从而形成一种关于全球化的自觉意识，对于规范和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捍卫和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过程，全球化并不是当代才有的事情，它至今已有了近500年的历史。近代以来的人们早已在承受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但只有在当代人们才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浪潮的震撼。

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具有一系列新的特点，它们表明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在当代已跃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当代人类社会全球化的特点特别是其正负双重效应表明，当代的全球化已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其深层价值意蕴来看，这种影响集中地表现为它以特定的形式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

(一)

所谓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就是整个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满足。我们说当代的全球化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也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什么人类的共同利益。其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20世纪特别是当代以前的人类历史上，尚不具备人类共同利益形成的现实主体条件。当我们谈论“人类的共同利益”时，我们所谓的作为利益主体的“人类”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一切人的总和，包括同一时代所有的人和过去、现在、将来各个世代的人。在历史上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们处于彼此分隔的孤立状态时，在20世纪特别是当代以前人类尚未真正作为一个整体来生存、活动和发展的情况下，人类作为主体(包括作为利益主体)的意义是极为有限的，其只能在与非人类事物或其他物种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性，因而它还只是一种纯逻辑的预设。与此相应，在20世纪特别是当代以前的人类历史上，尽管也有人在谈论“人类的共同利益”，但这种所谓的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只能是人类相对于非人类事物或其他物种而言的利益，它同样仍然是一种逻辑上的预设，并没有也不可能具有什么现实的内容。第二，在20世纪特别是当代以前的人类历史上，也不具备人类共同利益形成的现实社会条件和动因。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直到今天也未能摆脱利益分化和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状态。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如果没有出现一种特殊的动因即产生了这样一种特殊的问题，它使得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威胁，那么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一种逻辑上的设定是不可能获得现实的规定性的。而在20世纪特别是当代以前的人类历史上，由于人类尚未作为一个整体来生存、活动和发展，因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种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问题，或者说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促成人类共同利益产生的动因，人类的共同利益事实上也就从未形成。

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完全改变了上述情况，并因此而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这是经由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的。

首先，当代的全球化促成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完成，从而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主体条件，并因此而使人类的共同利益成为可能。

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开始以前，人类尚处于彼此分隔的孤立状态，人类历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被分割为不同的地域史、民族史和国度史。近代的地理大发现以后，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浪潮开始涌动，人类的历史也开始了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因此，伴随着近代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展开，近代西方一些富有时代敏感性的思想家如维科、伏尔泰、赫尔德、康德、黑格尔等人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世界历史观，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更是科学而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它使每一个国家的生产以及这些国家的每一个人的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以往自然形成的那种地域性、民族性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已被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所代替。“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不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尽管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已经是“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⁷⁸⁾，但受当时全球化发展程度的限制，亦即由于一个内在有机的全球性社会在当时并未形成，因而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并未出现，或者说人类历史尚处于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这一概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带有逻辑预设的性质。与此相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并未获得充分的现实规定性，或者说它尚处于一种生成过程中。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有过论述。在分析分工问题时，他们曾经提出过“共同利益”与“虚幻的共同利益”的概念。在他们看来，所谓“共同利益”，也就是“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自发分工的条件下，共同利益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了一种与实际利益相脱离的形式，而这种以国家的姿态出现的共同利益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共同利益”，因为国家所代表的总是特定阶级即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分析、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时，国内学术界有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概念，亦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共同利益”就是指“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完全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种误读。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共同利益”是泛指“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⁷⁹⁾，它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虽然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但自发形成的分工基本上还是地域性的，还没有超出一定民族和国度的范围。与此相应，他们所讲的“共同利益”，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实即一定民族和国家范围内“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⁸⁰⁾也只有在“共同利益”乃是一定民族和国家范围内的人们的共同利益而非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共同利益”才有可能以国家姿态而采取“虚幻的共同利益”的形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没有使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提法来看，可以说他们对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在当时尚未形成是有明确意识的。

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在当代人类社会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当代的全球化已使得地球上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度的人们内在地、紧密地联成一体，形成了全球分工、全球协作、全球贸易、全球通讯等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从而促成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完成。而这种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完成标志着当代人类已真正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真正作为整体来生存、活动和发展，真正开始以共时态意义上的类主体身份来面对自然、整治社会和正视自身。只有在当代这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时代，“人类”这一概念才充分地获得了它的现实规定性，即它不再仅仅是一种相对于非人类事物或其他物种的纯逻辑的预设，它现在完全可以通过自己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生存、活动和发展来规定和展示自己的类本性。也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类共同利益的产生才真正成为可能，因为人类的共同利益不过就是世界历史条件下“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就是全球范围内“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可见，正是通过促成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完成，当代的全球化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主体条件，并因此而使人类的共同利益成为可能。

其次，当代的全球化带来了各种全球问题，从而以否定的形式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了内在的动因，并因此而使人类的共同利益成为现实。

正如前述，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直到今天也未能摆脱利益分化和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状态，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如果没有产生一种特殊的动因，那么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就始终是不可能的。而当代的全球化终于提供了这样一种动因，这就是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

当代的全球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群落，并表现在当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在讨论当代的全球问题时，人们通常只注意到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全球问题，并往往只把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些问题称为全球问题，这完全是在以一种非全球性的观点看待全球问题。实际上，当代的全球问题不仅表现在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而且也表现在当代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上。而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类全球问题，都是由当代的全球化以不同的方式带来或引起的。

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膨胀、粮食不足、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等，在当代全球问题的群落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应该承认，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当代特有的现象，早在近代它就曾以端倪、征兆的形式存在着，并曾伴随着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发展而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但是，生态环境问题在当代突现为一种全球问题，却与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其实质而言，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上的问题，实际上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从其形成途径来看，生态环境问题又是在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片面发展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的不当运用过程中出现的。如果说历史上的不同利益主体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还受到一些技术上的限制并带有某种地域性特征的话，那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工业化浪潮向地球上各个角落的扩展和各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在全球规模上的应用，当代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侵害最终突破了自然界所能忍受的限度，出现了一种总的累积性的结果，这就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可见，正是当代的全球化，使得历史上原本已经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加剧并升级为全球性问题。

当代的全球化不仅促发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全球问题，而且也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造成了许多全球问题。当代的全球化促成了并标志着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完成，但世界历史的形成并没有消除地球上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更不意味着世界大同的出现。问题在于，在以往地球上的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的状态下，虽然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早已存在，但这种差异基本上还不构成什么问题；而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在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全球大交往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则时常引发出地区之间、种族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还导致了异常激烈的战争。在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大系统中，这些看似局域性的矛盾、冲突和战争却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它们往往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波动，因而也成为当代人类面临的严峻的全球问题。

当代的全球化还带来了人与自身关系上的一系列全球问题。当代的全球化所引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又这样那样地反映和折射到了当代人与自身的关系上，以极其曲折和多样化的方式导致了当代人的心态失衡和个性扭曲，造成或加剧了当代人的本质异化、信仰危机、道德失范以及举世关注的人权与人道等一系列问题。在当代，人与自身关系上的这些问题决非个别性的或局域性的现象，而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它们已成为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又一类全球问题。

当代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已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从而以否定的形式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事实上，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本身就是人类共同利益的否定表达形式。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意味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不解决和克服这些问题，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难以为继。就当代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各种全球性问题而言，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表明，目前世界经济的指数增长速度将导致全球资源在100年内枯竭，从而造成地球生态系统的全面瓦解，使得地球不再适合于人类居住；而如果维持世界上现有的人口增长率和消耗速度不变，那么，由于粮食短缺，或者由于资源枯竭，或者由于污染严重，世界工业生产能力又将发生突然的和无法控制的崩溃，这样人类社会也就根本无法持续发展。在当代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中，也潜伏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种种危机。虽然当代世界上的各种矛盾、冲突和战争目前还被各种力量限制在一定范围和水平内，但限制本身并不是消解。这些矛盾一旦被进一步激化，目前的各种局域冲突和战争一旦升级，特别是足以数十次毁灭整个人类的核打击，一旦实施，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如果当代人与自身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人类就将失去存在的价值，变成没有信仰、没有责任感、完全受非理性驱使的畸形怪物，沦为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没有情欲的色鬼”或卡尔·曼海姆所形容的“没有灵魂的机器”。正是基于上述事实，我们认为，当代的全球化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动因，它在带来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的同时也就使得人类的共同利益成为现实。

(二)

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以特定的形式促成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并使其以否定的形式表现为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而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和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客观上又反过来向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提出了一种特殊的价值规范，这就是要求当代全球性社会中的人们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以便解决当代的各种全球问题，使人类能够继续生存和持续发展。

人类的行为和活动在任何时代都表现出某种总的价值取向，这种总的价值取向是由特定时代人类的生活状况特别是由特定时代人类的利益和需要决定的。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即原始社会里，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为低下，个体的生存及其需要的满足严重地依赖于群体，群体利益或群体的共同利益的实现程度直接地决定着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人们之间的社会分工尚处于萌芽状态，群体中的各个个体成员也并未形成不同于群众利益的特殊个人利益。因此，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尚处于群体本位阶段，群体利益或群体的共同利益成为一切社会成员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价值取向。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成员的利益开始出现了日益加深的分化，个体本位逐渐代替了早先的群体本位，个人利益或私人利益也相应地变成了人们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价值取向。人类在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就一直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上，甚至直到今天也并未走出这样一个阶段。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一包含若干社会形态的历史时期中就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群体利益，也不是说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群体利益对人们的社会活动就不起任何规范作用。事实上，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各个社会形态中，不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群体利益(阶级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种族利益等)，而且作为不同群体的行为价值取向，不同群体利益相互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在群体活动的水平上还造成了历史上和今天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的各种全球问题。问题在于，在利益分化和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对于特定的群体来说，群体利益与其个体成员的个人利益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当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一致、真正地体现了其个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时，它就会内化为个体成员的自觉追求并成为整个群体的行为价值取向；而在群体利益采取了与个人利益相脱离的虚幻形式、变成了一种与其个体成员的实际利益不相干的“虚幻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特殊利益”始终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⁸¹⁾。在这里，群体利益是否能够内化为个体成员的自觉追求并成为整个群体的行为价值取向，关键取决于它是否与个人利益相一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在上述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尽管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群体利益，尽管各种不同的群体利益在群体活动的水平上对人们的社会活动起着极为重要的规范作用，但个人利益始终是人们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价值取向。而在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中，随着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客观上要求人们从根本上转换行为和活动的价值坐标，从个体本位阶段进到类本位阶段，自觉地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自己的行为价值取向。

在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中，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人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之所以可能，首先是由当代各种全球问题所表现出来的人类共同利益的性质决定的。诚然，在当代的全球性社会中，利益分化和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情形并未发生改变，因而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各种特殊的个人利益和群众利益已经消失或不再起作用。但是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各种全球问题的出现，已经给当代人类全球性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设置了这样一个界限，那就是人们对自身特殊利益的追逐不得损害人类的共同利益，否则地球上的生态环境、社会生活的现实和人本身的境况将不复能够支撑人类的继续生存和持续发展，从而也就根本谈不上各种特殊利益的实现。在这里，人类的共同利益之所以是一种共同利益，就在于它并不是超出各种特殊利益之外或之上并与各种特殊利益抽象对立着的东西；它就存在于各种特殊利益之中，并且是各种特殊利益得以实现的最低限度的保障。因为这里所谓的人类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就是使当代全球性社会中一切人能够继续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条件，而各种特殊的利益则是指满足不同个人或群体的不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人们只有首先能够生存和发展，才能进一步去谈论和要求满足不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因此，在当代的全球性社会中，人们即使仅从自身的特殊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最终也不得不认同由当代各种全球问题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共同利益，从而自觉地或被迫地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自己的行为价值取向。

其次是由当代人类全球性社会的整体相关性和有机组织性决定的。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具有一种突出的整体相关性，其中没有纯粹孤立的重大事变或事件，任何地域、民族、国家的内部危机和外部冲突都必然具有全球性的效应，任何局域性的动荡都会带来全球性的震荡。当代人类社会的整体相关性不仅表现在全球范围内人们的活动及其结果的相互影响上，而且也表现在全球范围内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相互依存上。在当代世界上，像“南北问题”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之所以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所关注而且也受到发达国家的重视，就是因为如果没有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很难设想少数发达国家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与上述这种整体相关性相适应，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也日益向有机组织性方向发展。在当代全球性的大交往中，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逐渐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套复杂的规范，它们以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惯例的形式对于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的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制约作用。正是当代全球性社会的这种整体相关性和有机组织性，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在当代的全球性社会中，虽然一些特殊的利益主体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仍然可能会置人类的共同利益于不顾，仍然可能会干加剧当代全球问题的事情，但他们的这种行为或者是由于违反了当代全球性社会中一些通行的规范、直接损害了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因而必然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惩戒和制裁，或者是由于破坏了人类共同的生活条件因而他们自己也要品尝由此带来的苦果，其结果往往是不仅他们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愿望得不到实现而且他们的利益还会受到损失，这一事实反过来又对这些特殊利益主体的行为构成了某种程度的限制。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当代世界上人们对于实施核打击、发动核战争的审慎态度上。

在当代的全球性社会中，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要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领域中始终坚持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以是否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评判人们的行为和活动合理与否、正当与否、正义与否的最高标准，当个人利益、群体利益与人类的共同利益之间出现矛盾时决然地使个人利益、群体利益服从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努力谋求人与世界关系的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该转变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立法、科技、教育和宣传等各个方面加大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力度，正确地处理人口与生态、资源与发展的关系，创造并追求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努力消除当代人与自然的对抗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协调发展。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应该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公平合理地调整国家和民族内部各地区、各集团、各阶层之间以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强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障机制，建立适合于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共同繁荣发展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努力化解当代世界上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应该以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合理调整为基础，通过国际社会的全面合作和共同努力，在普遍地改善人的生存条件、提高人的物质生活质量的同时，高度关注人的精神生活，为全球化、现代化和高技术化的社会注入人性化、高情感化的内涵，努力克服当代社会中人的本质异化、精神迷失和片面发展状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相信，在当代人类的全球性社会中，只要人们能够坚持做到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类一定能够有效地消解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全球问题，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未来前景一定会更加美好。

(汪信砚，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7页。

(2)《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页。

(3)参见张雷声:《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讨》，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21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23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24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7～50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页。

(32)参见李延明:《牵引超越原理》，《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2期。

(33)参见梅荣政:《论“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依据》，《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34)参见李延明:《牵引超越原理》，《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2期。

(35)陈先达:《论“两个必然性”》，选自《陈先达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420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1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38)《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3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6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8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0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326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3页。

(48)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22页。

(49)参见高放:《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重视党的代表大会的要点和范例》，《新长征》，2002年第8期，第7～9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9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73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5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8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1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8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6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65)［苏］尼·瓦·贡恰连科著:《精神文化——进步的源泉和动力》，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66)［苏］尼·瓦·贡恰连科著:《精神文化——进步的源泉和动力》，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80页。

(6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0页。

(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336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

(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2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

(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5页。

(7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0页。

(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8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8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