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内在张力摭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内在张力摭探^[1]

沈卫星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目的因与内在逻辑

要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提及“南方谈话”。表面上看，“南方谈话”对核心价值未置一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未提及南方谈话。但事实上，两者遥相呼应，渊源殊深。

如果说“目的”是根本问题，那么南方谈话的目的是什么？从生存论角度看，这是一次对中华民族想要过上什么样生活以及如何过上这种生活的重大反思。这种反思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渊源有自：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往何处去”就一直是历史主题。为此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南方谈话其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个历史主题所作的新的探索。邓小平作出的回答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请注意，这个“本质论”中的关键词是“共同富裕”，其含义至少有二：一是国强民富，二是平等。这是中华民族民族对自己想要过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的理解，这样的理想生活非常易于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有深切感受。

现在要问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第一，从意识形态本质来看，“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3]。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的是统治阶级意志，如果说我们的政权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那么其所要求体现的物质关系是什么呢？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那就是国强民富，或者说民族复兴。第二，从所处地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其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就是中国人想要过上的理想生活。在此，可以发现，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目的上乃是一脉相承的。

以上是对中华民族想要过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的分析，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过上这种生活？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各自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南方谈话存在这样的内在逻辑：以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宗旨为核心，基本路线提供政治保证，改革开放提供发展动力，两手抓提供思想保证，组织路线提供人才保证，初步勾勒出一个核心、四大保证的蓝图设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在逻辑为：共同理想目标回答了百余年来中国人追问的第一个问题：“中国往哪里走？”而共同理想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则回答了“怎么走”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需要什么条件？回答是：马克思主义提供指导思想，民族精神提供精神动力，荣辱观提供理想人格。这样，共同理想居于核心地位，其他三方面有如鼎之三足，拱起共同理想这个大鼎。这样就给出了一个民族复兴的方案。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乃是民族复兴纲领。

可见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渊源殊深，两者主旨都是对中华民族要过上什么样生活以及如何过上这种生活的探求。如果说南方谈话还是对这种理想生活处于探索阶段，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以集大成方式理论化系统化地表述出来。至此，几乎可以说，中华民族复兴理论成熟了。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内在地蕴含着矛盾，从而充满张力。

二、富强至上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采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四个内容地位是不同的，其中共同理想处于核心地位，而共同理想中的四个目标的地位又是不同的，其中富强放在优先发展地位。这种战略选择有其不得已性：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国际竞争的压力、国内矛盾的丛生、人民改善生活的迫切愿望，凡此种种，都要靠发展去解决，因此有“发展就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口号。问题是怎么发展？

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是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方式的三大手段，并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本质特征看待。在实践证明这些发展手段行不通后，我们就开始转到利用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了。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5年，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4]。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

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则可粗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个阶段片面追求“一大二公”，认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越纯越好。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召开。从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强调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此时，非公有制经济逐步走上历史舞台。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党的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为基础对资源进行配置，这决定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和多样性，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蓬勃发展。此后历次党代会都谈到所有制问题，如今，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的实行，必然引起分配关系的变动。原来实行的按劳分配，经过多次表述更动，到党的十七大被表述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最终的结果是出台物权法保护私有财产。

这样，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等方式，原先都以为是资本主义发展手段，在作了既不姓“社”又不姓“资”的正名之后，^[5]用来发展社会主义。

可见，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富强至上的战略选择，这种选择又必然带来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采用。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有着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这种发展逻辑必然挑战着社会主义理念，这就产生了矛盾。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在矛盾

如果说“南方谈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可能冲击基本路线、思想道德等内容，那么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冲击则明显地导致了内在矛盾，这种矛盾体现为对指导思想、精神动力、人格保证构成挑战。

（一）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挑战

“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6]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受到来自这样两方面的挑战：普世价值和中国传统文化。^[7]

自由就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同时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平等经济、竞争经济、信用经济、法制经济，由此催生出了平等、民主、法治、公平和正义等观念，这些观念以“自由”为核心构成一个系统，被认为是人类生活“好”与“坏”的评价标准，称之为普世价值，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和追求，从而成为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民间交往互动的价值准则，因而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道义上的约束性。^[8]

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中国奇迹”是在普世价值指导下取得的，而正统的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世界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敌对阵营的历史背景下，仍然是除了‘平等’以外，其他普世价值观念都被当作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否定，都被当作是为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辩护的思想观念来理解。”^[9]同时，普世价值在中国被当作意识形态使用。如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百般指责，要求按照西方的战略意图改造中国。

究竟如何看待普世价值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挑战？应有这样的态度：

普世价值并非悬置在神圣王国彼岸的空中楼阁。从原理上说，普世价值是普世主义、全球伦理的进一步延伸，是西方非意识形态思潮的当代产物，蕴含着资本主义特有的价值观，主张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所谓“普世价值”，其哲学基础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强调民主、自由、平等的超阶级性，否认人的现实阶级性、社会性及历史性，强调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其实践追求是要将人类文明纳入资本主义所建立的所谓普遍文明的轨道。“普世价值”具有鲜明的非意识形态性以及“终结”意识形态的价值诉求和政治倾向，与我们要构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诉求明显相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否定凌驾于历史与民族差别之上的“普世价值”，又强调立足于现代化实践和多民族世界的多样化价值领域存在共同性，承认市场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遍性质，但强调“自由”“民主”“人权”等的具体内涵及实现必须与中国当代国情相联系，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前提下，建构实现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

（二）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对民族精神的瓦解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10]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采用严重冲击了民族精神。

民族是作为利益共同体存在的，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了民族精神的集体主义、凝聚力和奉献精神这样三个特征，但它们同样面临着严重冲击。

公有制是与集体主义相关联的，而随着公有制消退、非公有制蓬勃发展，共同利益这个基础遭到销蚀，使得利益共同体瓦解，于是集体主义意识也随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意识、主体权利的兴起。

市场经济人性论的基本假设就是经济人，这个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自我为中心，二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以自我为中心与私有制互为表里，产生的相应结果就是个人主义兴盛，集体主义衰竭。经济理性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这种利益追求在市场经济中就表现为物欲的无限贪婪，欲望与精神天生就是死敌，结果就是贪欲炽盛，精神堕落，加上理性的斤斤计较，使得凝聚力削弱，共同体就彻底瓦解成为名存实亡的“麻袋里的土豆”，奉献精神跟着枯萎。

按劳分配是对主体劳动价值的肯定，但市场经济奉行等价交换原则，按劳分配客观上就起到了理性比较作用，奉献精神就会减弱。每个人都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登场，利益的分化必然促成凝聚力的瓦解。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侵蚀着民族精神。刁诡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作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民族精神却越来越受到重视。2008年汶川大地震救灾与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所爆发出的民族精神着实使我们自己都大吃一惊，这说明市场经济对民族精神所起的作用还存在不确定性。就如何加强民族精神，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可以改善：

第一，国家要成为公民权利的最大保护神。民族认同是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即使市场经济在瓦解着民族精神，但每个人内心深处依然在寻求着民族归属感，一旦民族利益遭到侵害或遇到苦难时，民族精神就会不可思议地爆发。而这种爆发有赖于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公民权利得到保护就会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事实上是在挽救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才能得到增强。

第二，大力发展以股份制为主要实现形式的公有制。民族精神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同体意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实行使得原有的公有制被削弱，而新的所有制还处于发展中，导致民族精神赖以建立的共同利益基础丧失。可以想象，一旦人们有了共同利益基础，那么集体意识、凝聚力、奉献精神就会增强，毕竟，“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

第三，培育理性的成熟的市场意识。市场经济还有好的一面，比如等价交换和自负盈亏会产生责任意识，股份制会产生合作精神，追求利益最大化会考虑长远规划，等等。等到市场经济发育成熟了，这些意识也会跟着发展成熟，而这样的市场意识才是理性的、成熟的，而这将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发展。要言之，归根结底要从市场经济出发重建民族精神，当前市场经济对民族精神的瓦解，缘于市场经济的不成熟。

（三）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对社会主义道德的冲击

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是，市场经济以人的自我为中心，奉行等价交换原则，追求利益最大化。显然这两者是对立的。

社会主义道德原则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而非公有制的蓬勃发展使集体主义失去了经济基础。相反，私有制的盛行使个人主义兴盛。这两者又是对立的。而实践恰恰证明了公有制的无效率性，私有制效率更高。当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都失去了经济基础时，社会主义道德还可能存在吗？如果社会主义道德都不存在，那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还搞什么改革开放？这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疑惑。

事实上，道德只能在市场经济中产生。以前的社会主义道德，乃是应然层面上的道德设想，在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条件下设计这种道德理想，其实是脱离现实的假道德，其结果就是假话、空话、大话连篇，言行不一，这一点必须认清。而与私有制相表里的个人主义，其实是一种真实的人性反映，道德只有坐实在真实的利益基础上才有生命力。至此，我们也应该为个人主义正名了，它不姓“社”也不姓“资”，它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当个人有了真实的权利保障，那么在此基础上谈为人民服务才是有意义的、真实的。而当股份制得到大力发展时，建基其上的集体主义就焕发青春了。

四、不是结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民族走上了改革开放道路，重新对自己想要过上什么生活以及如何过上这种生活展开严肃深沉的追问与反思。在顽强地摸着石子过河时，把富强作为首要的目标追求，于是采用了资本主义发展手段，导致姓“资”姓“社”的大争论。在十字路口，“南方谈话”平息了这种争论，并初步勾勒出了民族复兴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接过这种思考，以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式指明了中华民族想要过上的理想生活目标。

但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采用导致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冲突，面对冲突该怎么办？左派主张放弃改革，回到传统社会主义去；自由主义认为问题的产生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误，而是市场经济没有改革到位，所以要继续深入改革；保守主义则膺服传统文化，主张用传统文化来救中国人。“中华民族往何处走、怎么走”这个问题再次摆在中国人面前。对此，有三点简单结论值得注意：

第一，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不可废。其一，科学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成就基础之上。不管理论界费了多少笔墨，实践中曾经多么轰轰烈烈地试验过，但“卡夫丁峡谷”还是固执地存在着。毕竟“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2]。初级阶段国情决定了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发展手段。其二，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手段仅仅是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具而已，绝不是目的。这点必须说清楚。其三，在上述分析矛盾时，可以看出矛盾并非无解。当这些矛盾得到解决时，也就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之时。当前的问题是怎么解决？

第二，要解决矛盾，就要不停地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个法宝，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迄今掀起了1978年、1992年和2007年三次思想解放，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但是这些思想解放主要集中在经济与社会领域，而政治与思想领域却鲜有突破，而这两个领域如果没有大的思想解放，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存在的矛盾就无法根本解决，已有的改革成果也可能付诸东流。纠结在于，虽然喊了这么多年要破除姓“资”姓“社”的束缚，但事实上我们潜意识里一直在作茧自缚。

第三，应达成重叠共识。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是最后一块领域了，导致这块阵地“保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价值多元会引起社会混乱。当美国遇到同样问题时，罗尔斯提出用重叠共识去解决，“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们因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所组成的公正而稳定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治久安”^[13]。罗尔斯认为，政治正义乃是重叠共识的本质内涵，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正义是什么？这就是发展，也就是民族复兴。当下中国存在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但共同的主题则是民族复兴，反对这个主题的社会思潮则应予以打击。而在这个主题下，则可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这个共识下进行思想解放，改革就可以大踏步前进。

（作者单位：台州学院）

【注释】

[1]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认同视角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文化研究》（12JD710087）。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5]尽管如此，但在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解中，这些发展手段就是属于资本主义。在这种意义上，它们就是工具论，是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手段。

[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3页。

[7]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也构成冲击。限于篇幅，本文从略不论。

[8]崔宜明：《以“自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念与中国伦理学》，《道德与文明》2009年第3期。

[9]崔宜明：《以“自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念与中国伦理学》，《道德与文明》2009年第3期。

[10]《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13][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